逃离北上广-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新京报》2010年8月2日消息称：“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

因为调研组发现2008年起顺义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了全区65个农贸市场，杜绝了马路市场，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这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控制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发挥房地产业对人口规模调控的作用等措施，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的经验，值得在全市大力推广。

简单翻译上述这段话，大致就是说，顺义区将小门店、小企业扫地出门，使大批“低素质”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同时房价居高不下、房租乱涨，于是一批批外来者陆陆续续收拾包袱走人，而原本打算进城一展所长的外来者走到门口一看城里的人这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也只能掉头离开。

于是，调研组立刻拍案叫绝。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办公室主任李小娟说：“顺义能做的，北京也能做。我们形成了共识：经济发展并不是控制不了人口，北京作为首都必须要控制人口。”

为了控制北京的人口，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给下的这剂药，是良药，还是毒药？

“不能拿弱势群体开刀”，《城记》作者王军认为，北京采取这种方式缓解人口增长很难有大的效果。同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也认为，小商小贩的存在证明社会需要这类人群，政府采取提高门槛的方式必然会相应的提高这些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其结果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跟着提高。

唐钧和王军都认为，北京人口过于集中的根源是由于北京和周边地区发展不平衡所致，所以解决北京人口集中的关键不是驱逐流动人口，而是应该通过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来解决。

要根治北京的“城市病”，首先就得治治她的“中央”心态——自私自利的毛病。如果说北京是个美女，那她肯定是个傲慢的千金小姐，以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端人才就该黏着她、围着她转，而想要讨好她的“低素质”人群，最好都远远地躲着她，哪个不识相的，硬是凑上前，也迟早被她一脚踢出去。

瞧瞧北京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这些年干的这些事儿，不都说明了这个事实吗？

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继2010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率先试点村庄社区化封闭管理后，昌平区也将分三批在100个村推进“封村管理”工作。8月1日，首批44个村启动了工作。（7月29日《新京报》）

北京在多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实施“封村”管理模式，近段时间引起舆论的一片沸沸扬扬。但本地的村民对封闭管理并不陌生。2003年非典期间时，村内第一次实行封闭管理，禁止外村人进入；2008年北京迎接奥运会期间，村内也曾实行暂时的封闭管理。“最初是拉根绳子，奥运时是根棍子，现在是治安亭子”，村干部刘学柱半开玩笑地说。

北京人可以语调轻松地开玩笑，外地人却做不到。在村子北边的一排出租屋旁边，正在教儿子学走路的小刘说：“四面都建起围墙了，还有人巡逻，感觉像监狱。”

针对此事，《江南时报》于2010年7月30日发表评论：“虽说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纠结，和‘一视同仁，不存在歧视’的补充解释，可以平息‘对外来人口做坏的预设，有罪推定’的诟病。可是，在文明开放已成大势的今天，‘封村’有违常识，也难抹几点原罪。”如下：

“其一，用行政手段人为设障，画地为牢，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续”。“其二，规范化管理不等于围墙化封堵，一封了之仍是控制型管理套路，会阻碍区域的对外交流，阉割百姓的日常消费和生活便利”。“其三，封村是重管轻治思路在城市管理中的体现”，也抹杀了外来人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其四，封村是对本地、外地人权利的双重捆绑。当尊严和权利被剥夺，政策合理性也该打上大大的问号”。“其五，封村难逃权力偷懒和傲慢之嫌。它造成的人际隔阂、外来人被边缘化、待遇不均衡等问题，都有待正视”。

哪些人住在北京城郊这类需要被“封村”管理的村子里呢？他们大都是来自安徽、河南、浙江等省的进京农民工。海归或中科院看中的科研人才，北京是不舍得让他们窝在城郊村民的出租屋里的，更不可能对他们实施“画地为牢”的管理。两者一比较，很容易看到北京对待这两类人的差别，是巨大的。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新京报》时评）

美国巴克尼尔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KarlKresl认为，北京想打造一个世界城市，打造创新城市，就必须借鉴其他国际城市的成功做法，“城市不应该成为你唯一的制高点，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大一些，看城市区、城市群。比如说美国的纽约，我们不仅仅把城市周边60公里通行范围，我们可以放到几百公里。这样不仅仅是北京城区，应该把北京周边的区域都容纳进来，作为城市带来考虑，这样会更加方便一点”。

北京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这也是一座非常有理想的城市，她不断地为自己制定新的目标，以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实际上，北京在朝着自己的宏伟目标迈进的途中，也一直有意无意地做着一些违背初衷的事情。在2050年建成世界城市，为此北京要拉拢的高端人才中也包括了“文化创意人才”。然而，为了眼前利益，或是根本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有一部分文化人才流失了。

身穿一套中式服装，手撑一把阴阳伞，站在一个写着“CHINA·拆那”的八卦内，自2009年12月29日启动的“暖冬”计划，黄锐都会以798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每一次抗议活动之中，声援北京朝阳区的艺术家们。

虽然2007年12月19日那天，798工厂被列入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公布的《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中，至此798艺术区摆脱了多年来盛传被拆迁的传闻。但是在商业、名利各种纷争的卷席之下，艺术还是与798渐行渐远。

798成为国际和本土资本最宠爱的文化前哨，也注定因此受其累。大量的画廊看到798所滋生出的巨额利润，纷纷涌入其中。2005年是画廊进驻798的高峰期。房价从最初的0。6、0。8元/平米/天涨到1。8元/平米/天再到3。5/平米/天，这种几倍几倍大跨度的增长，让艺术家从心理上无法接受，有艺术家选择了直接的对抗。

2007年11月以来，798艺术区七星中街多次开挖，引起郝光等艺术家不满。2008年10月，在公开信《吁请北京市领导关注798的种种问题》中，艺术家郝光列举了物业“哄抬房价”、“巧立名目，非法收费”以及“野蛮施工”、“不让车进门”等问题，也带动众多艺术界人士发文响应。然而，郝光还是失败了。他最终只能离开798，“不跟他们去维权了，我已想好要去藏区做慈善事业，画巨幅的画作。”

而2009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更是直接将许多画廊“逼”走。即便危机过去了，地价、房租上涨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困扰798的痼疾，也许将永远困扰着798园区内的艺术家和画廊。出走，成了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一批批的艺术家都走了，与早前相比，艺术家只剩下了1/5，”李象群，这位798的早期租户无奈地说。

这就是北京的现状：基层人才缺口大，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紧缺，一批批文化创意人才在流失，而北京还在不遗余力地打出“封村”、提高外来人员进京的门槛等昏招。不从根源着手，只一味在城郊盖房子赚钱，却不能真正利用卫星城来分担中心城区的一部分职能，更别说实现北京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从而让市场来调控人口的流动。北京的“中央”心态实在太严重，无论出点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行政手段去解决，下道命令，出套政策，颁道旨意，其他城市其他人就得乖乖听命。“世界城市”难道是靠一个公章、一纸空文建起来的吗？

更可怕的，不是这些政策不起作用，而是真的起了很大作用。试想一下，一座城市里只剩下一群制造火箭导弹的高端人才，因为他们在城里有房有车有票子，而清洁工、服务员和保安之类的活都没人干，因为城市想尽办法撵走了这拨人。那么，这将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件最深刻地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对中国国内最直接的影响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纷纷向中心、向高处靠拢。尽管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也一直在试图向外界显示她的“有容乃大”。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无论是798艺术区的凋零，还是简单劳动力的稀缺，或者是包括轨道交通专业人才在内的基层工作人员的严重短缺，都让北京这座城市包容性的遮羞布所剩无几。即便你是符合这座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也不一定能够安稳地留下来。因为在北京敞开的大门前，摆着一排又一排的障碍物，比如房价，比如户籍，你必须奋力跨过去，而且一不小心就跌得鼻青脸肿。

3。京华烟云梦

按专家的说法，目前有380万“北漂”在北京工作、生活。有人说，“北漂”除了事实上的人身漂流，还包括一种心理漂流状态——“每天下班后，我总在路上徘徊很久，看着匆匆的行人和一辆辆驶过的车，总感觉自己原来是个孤单的人”，一名“北漂”这样写道。而北京的“不平等”又加深了这种安全感的缺乏：外地人买房需办理暂住证，不能购买各公园的老人优惠年票，“北漂”子女教育也需付出额外的“择校费”……

界定“北漂”，是否拥有北京户口是重要的标准。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有形利益，无不以无形的户口为前提。但很少有人将北京的农民工视为“北漂”，尽管他们同样没户口。“北漂”通常特指拥有大学学历，从事脑力工作的外地年轻人。相比农民工只求养家糊口，“北漂”是带着梦想和目标来到北京的。

然而，正如凤凰网编辑彭远文所述：“权力集中导致资源集中，做不了公务员，来大城市捡点人家嘴角掉下来的碎屑也是好的。套用这个句式：谁都想要挤进大城市，劝是劝不回去的，这不是理想，而是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单枪匹马闯进北京城。据香港《明报》的报道：“演艺圈‘北漂’族在1992年约2万人，目前已达30万。近年，‘北漂’大军呈现多样化。IT业、文学界、考试群体都聚集了大群‘北漂’。一张张年轻面孔，挣扎求存，追寻梦想。截至2001年，在海淀这个高新科技区域，有1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打工。”

尽管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尽管每天经历恼人的塞车和空气污染，“北漂”仍对北京不离不弃。至于原因，有人说京城机会多，有人说自己有“北京情结”，也有人说仅仅因为所爱的人在这里。如果非要按照职业理想归纳，那么，“北漂”一族大多做着两种梦：明星梦和当官梦。

明星梦

1990年，有个叫吴文光的云南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流浪北京》。讲述的正是五位“盲流”艺术者（分别是张慈、高波、张大力、张夏平和牟森）在北京的奋斗并流浪着的故事。

这些人是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群的缩影，代表了一种追求和生活方式。吴文光也是京漂一族，与五个“盲流”有着类似的心路历程。他说：“我和片子里的人物有过类似的生活，希望过也失望过，痛苦过也快乐过，幼稚过也疯狂过。我当时想，我们这群自80年代初满怀艺术梦想，抛弃职业和户口约束盲流在北京的人或许不久都会以各自的方式结束自己‘流浪北京’的历史，我应该动手拍点东西来记录下来。这就是当时拍这部片子的原始动机。这部片子完成之后，整个80年代这一页已被翻过。对于一类中国青年来说，也许是一种浪漫的梦想主义时代的结束，以及进入的90年代会完全是另一种面目，即便是《流浪北京》里的人物，他们操行的‘艺术人生’也可能会变成‘人生艺术’。”

因此，《流浪北京》还有一个副标题——《最后的梦想者》。北京对青年来说是一个理想中的舞台，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来到北京，就能从事他们想做的工作，发挥他们的才能。张慈因为忍受不了云南个旧编辑部的阴冷与平淡，而最终选择来到北京。张夏平来到北京的原因是北京是首都，“北京”两个字吸引人，其实吸引人的是她自己对北京的理想。张大力来到北京是因为他离开了画画，他就无法生存。高波留在北京，是他想拍一些自己要拍的照片，他说盲流就是freelance，每个人身上都应该有一些盲流性。牟森则梦想在北京拥有一个自己的剧团，演一些自己的戏。

但是，他们的梦想却与现实有着激烈的冲突。张大力认为他开始讨厌北京的艺术气氛了，在一大群为生活而奔忙钻营的人中间，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高波对盲流的理解有着矛盾的两重性，认为自己在北京缺乏安全感，但是因为有北京身份证而不必像别的人那样担心户口问题。牟森和高波、张大力一样，有时缺乏经济来源，就得到处蹭饭吃，还总结出了一套蹭饭的诀窍。张慈讲起自己借住在北大附近，北大既是她的食堂，又是她的澡堂的时候，她哭了，因为她没有一个真正稳定的属于自己的家。张夏平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俗话说得好，艺术家就是疯子，她因为生活所迫而多次想到自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意味着面临生活没有着落和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他们还得应付生活的重压，于是在他们的心里，物质与精神正在进行激烈的争斗。

“北漂”齐聚北京而不是深圳、武汉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差不多集中了全国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权威，而且全国人民的目光都聚集在这里。如此优良的环境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营造的氛围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为追逐梦想的“北漂”们提供了最好的“成长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走高端线路是成功成名的最好办法，跟权威们套近乎，期望得到“名师”的指点、提携、包装、推广，以图一夜成名，无疑是很多“北漂”艺人的心底的“小九九”。

在北京城里追逐“艺术梦想”，渴望成名立腕，是“北京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特质。

“北漂”并非自今日始，北京历来就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漂现象”在清末民初就方兴未艾了。北京前门大栅栏和天桥一带商业繁华，也是茶楼酒肆三教九流荟萃之处，自然成为打擂、卖艺、说书、唱曲的理想场所，所谓“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大批民间艺人从天南海北漂到此“撂地儿”表演，建国后家喻户晓的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全宝、白全福、常贵田、张少杰和“评剧皇后”白玉霜、新凤霞等人，都属“北漂”成功的典范。

说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