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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出没的世界-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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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我被带到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在样片前流连忘返——样片生动地表现了全世界的动物和它们的栖息地。在昏暗的南极冰面上的企鹅；在明亮的非洲草原上的霍加披（类似长颈鹿）；浓荫下林间空地上的大猩猩一家，雄性的正在敲打胸膛；一头美洲灰熊用它的后腿站着，10到12英尺高，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这些是被“神灯里的妖怪”捕获的三维静止画面。灰熊刚移动过吗？大猩猩眨眼睛吗？当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时，妖怪会回来解除咒语让这些美丽的动物继续它们的生活吗？
孩子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去触摸东西。在那些日子里，在博物馆中最常听到的词就是“不要动手”。几十年前，在科学或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用手碰的，即使是你本可以捡起一只螃蟹仔细观察的模拟潮汐池也是如此。我所知道的可以靠得最近的交互式展品是黑登天文馆的天平，每颗行星有一台。在地球上你的体重是40磅，假想你住在木星上，你就会重100磅。但不幸的是，在月球上你就仅重7磅；似乎你都不可能呆在月球表面上。
今天，孩子们被鼓励去触摸，去拨弄，在计算机上跑过由问题和答案构成的带有分岔的可能性之树，或者制造出有趣的噪音，看看声波是什么样子。即使孩子从展览中没有学到所有的东西，或者甚至没有学到关键内容，他们通常仍会吸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你到那些博物馆去就会被孩子们的情绪所感染。他们睁大了眼睛，满脸的惊讶。从一个展台跑到另一个展台，充满了发现的喜悦。博物馆极受欢迎。去那里的人和去看职业棒球、篮球和橄揽球的人加起来一样多。
这些展览不能代替学校或家庭中的教育，但是它们是启发性的、令人兴奋的。一座好的科学博物馆激励孩子去读一本书，去学一门课，或是再回到博物馆致力于一个发现——而
且，最重要的是，学会科学思考的方法。
现代科学博物馆的另一个特征是上映球幕或环幕电影。某些情况下，屏幕有十层楼高并环绕在你的周围。史密斯索尼亚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在它的朗利剧院首映过这些最好的影片。《飞翔》即使在看了五六遍之后仍使我哽噎。我看到许多派别的宗教领袖在看了《蓝色的星球》之后转而支持保护地球的环境。
不是每个展览或科学博物馆都是值得模仿的榜样。有几个是商业性的，企业提供资金以促销它们自己的产品——某种汽车的发动机是如何好或一种化石燃料是如何比另一种“清洁”。太多的博物馆自称为科学展览，实际上却是有关技术和医药的。太多的生物学展览仍然不敢提到现代生物学的关键：进化论。生物“发展”或“出现”，但从来不进化。在深层化石中没有人类的记录的事实被轻描淡写了。展览中没有任何关于黑猩猩或大猩猩与人类在解剖学和DNA相似性方面的介绍。没有展示空间和其它世界中的复杂有机分子，也没有实验展示在已知的其它世界大气和所推定的地球早期大气中的生命形成所需的原料。一个明显的例外：史密斯索尼亚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曾经有一次令人难忘的对进化论的展示。它是这样开始的：在一个有敞开的谷物箱和其它食物的现代厨房里有两只蟑螂。过了几个星期，这里便挤满了蟑螂，成群的蟑螂到处都是，于是开始了对已经有限的食物的竞争，一个比其竞争对手具有稍微强一点的适应力的蟑螂所具有的长期遗传优势变得非常明显。然而，仍有太多的天文馆热衷于展示星座而不愿介绍人类到其它世界的旅行，描述星系、恒星和行星的进化；它们总是有一台昆虫状的幻灯机，剥夺了天空的真实情况。
也许最盛大的展览人们是看不到的，它无处容身：乔治·阿沃德是美国顶尖的建筑模型制作者，特别擅长做摩天大楼模型。他也是一个勤奋的天文学学者。他曾经制作了一个壮观的宇宙模型。从地球上的一幅单调的场景开始，按照设计者查里斯和雷·埃密斯提出的计划，以十倍的比例不断放大，向我们展示了整个的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和宇宙。每一个大体都做得非常细致。置身其中你会忘掉自己。它是我所知的向孩子解释宇宙的规模和性质的最好的工具。伊萨克·阿西莫夫将其描述为：“我所看到的或所能想到的关于宇宙的最具想象力的艺术品。我可以在其中倘佯数小时，每转一圈都会看到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全国都应该有它的复制品——为了激发想象力，为了启发灵感，为了教学。但是，阿沃德先生不能把他的展品交给国内任何一家主要的科学博物馆。因为没有一个博物馆愿意为其提供所需的场地。在我写本书的时候，它仍孤独凄凉地被放在仓库的箱子里。
当康奈尔大学和依萨卡学院开学的时候，我住的小镇——纽约的依萨卡的人口成倍地增加到5万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种族，周围被农田环绕，像许多东北部地区一样，曾作为19世纪制造业基地的依萨卡，正经受着衰退的痛苦。我的女儿所在的比佛利·J·马丁小学的半数学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是两名义务科学教师，德比·列文和伊尔玛·列文尼，他们最担心的是孩子。如果一些康奈尔教职工的孩子说即使天空也不是极限，那就太不正常了。对于其他的孩子，就没有机会得到科学教育所赋予的自由力量了。从60年代开始，他们定期到学校去，推着便携式的图书馆手推车，上面装满了家用化学品和其它有关的东西，为的是传播科学的魅力。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孩子们可以去亲身体验科学的地方。
1983年，列文和列文尼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条小广告，邀请社区成员讨论个想法。有50人到场。从中产生了科学中心第一届董事会。一年之内他们在一座未租出的办公楼一楼弄到了展览场地。当房主找到了付钱的承租人之后，蝌蚪和石蕊试纸被装箱运到了一幢空的沿街大楼内。
随后他们又搬到另一处地方，直到一个叫做鲍伯·莱泽斯的依萨卡人，一位以设计新颖的社区运动场闻名世界的建筑师，制定并捐赠了永久性科学中心的建设方案。当地公司的赠款足以从市里买下一块被遗弃的土地，随后雇佣了康奈尔的土木工程师查里斯·特劳特曼担任经理。他和莱泽斯去亚特兰大参加了家园建设者全国委员会的年会。特劳特曼叙述了他们是如何介绍“一个社区渴望为他们孩子的教育承担责任，并弄到了许多捐赠的关键物品如窗户、吊灯和木料”的。
在他们开始建设之前，几座旧的泵房必须被拆掉。康奈尔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承担了这个任务。带着安全帽，挥动大锤，他们愉快地完成了工作。“这种事情，”他们说，“如果我们在别的地方于通常会惹来麻烦。”在两天内他们运走了200吨碎砖烂瓦。
随后的景象完全是美国式的。我们许多人的担心消失了。按照拓荒者建谷仓的传统，社区成员——砌砖者、医生、木匠、大学教授、管子工、农夫、年幼的和年老的——都卷起袖子来修建科学中心。
“连续不断的一周七天的日程表被保持下来，”特劳特曼说，“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来帮忙。每个人都被分配一份工作。有经验的志愿者建楼梯，铺地毯和瓷砖，整理窗户。其他人徐油漆，钉钉子和运送物资。”镇上大约有2200人贡献了4万个小时。大约10％的建筑工作是由犯了轻罪的犯人完成的；他们宁愿做点什么也不愿意闲着坐在监狱里。10个月之后，依萨卡有了世界上唯一的一座社区兴建的科学博物馆。
在75个展品中既强调科学过程又强调科学原理的交互式展品有：魔术照相机；一台参观者可以通过彩色显示器观看并可以将任何物体放大40倍拍摄下来的显微镜；世界上唯一与基于卫星的国家闪电监测网连接的公共接点；一个6×8英尺的，大得人可以走进去的照相机；一个由本地页岩构成的化石坑，在那里参观者可以寻找380万年前的化石并保留他们发现的东西；一条叫做“斑点”的八英尺长的大蟒；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其它实验、计算机和活动。
仍可以在那里找到列文和列文尼，他们是专职的志愿者，义务向市民和未来的科学家传授知识。戴维特——《读者文摘》基金支持和扩展了他们的梦想，使通常会被剥夺天赋的学习科学权利的孩子有机会学到知识。通过该基金的全国范围的青春朝气计划，依萨卡的孩子得到了集中的指导以发展他们的科学知识、解决矛盾和就业的能力。
列文和列文尼认为科学应该属于每个人。他们的社区同意这一点并承诺实现这一梦想。在科学中心建成的第一年，共有来自60个国家50个州的5．5万人参观。对于一个小镇来说这很不错。它使你想知道，如果我们，为了我们孩子的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我们还能做点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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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自由之路
我们不必相信许多人所说：唯有自由人才应得到教育。
我们更应相信哲学家所言：唯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是自由的。
《论文》爱比克泰德
（罗马哲学家和前奴隶）
弗雷德里克·贝利是一个奴隶。1820年当他在马里兰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没有享受到父亲和母亲的照料。（“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以后写道：“孩子们在未满12个月之前就和他们的母亲分离了……。”）他正是那些不计其数的奴隶孩子中的一员。对于他们来说，未来理想生活的前景几乎是零。
在贝利成长历程中所经历和体验过的一些事情给他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说：“我常常在黎明时分被我的一个姑姑嘶心裂肺的尖叫声所惊醒，她过去常常被绑在一根地板的托梁上，鞭子打在她赤裸的背上直到她几乎被鲜血覆盖。……从日出到日落。她总是在奴隶们中间不停地恶咒、痛骂、鞭打、砍杀……似乎展示她的凶残与暴戾能使她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无论是在种植园还是在教堂讲坛，无论是法庭到议会大厅，奴隶们被不停地灌输着一种观点，那就是，他们生来就低贱、他们遭受苦难是上帝的旨意。《圣经》中的许多章节都确认了宽容的奴隶制。尽管奴隶制有其可怕的本质，甚至奴隶制度的执行者也肯定注意到了这种可怕的本质，但是，这种“特殊制度”却以其自有的方式依然得以维持。
最能揭露奴隶制度本质的一个规则是：奴隶们总是被迫保持文盲状态。在奴隶制时期的南部，教奴隶读书的白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为“使奴隶变得令人满意”，贝利后来写道：“使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人是必要的。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变成一片空白也是必要的，并且尽最大可能彻底消除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奴隶主一定要防止奴隶们听、看和思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说在非正义的社会里，读书和批判性的思考是危险的，甚至会导致这个社会的崩溃。
现在来看看弗雷德里克·贝利在1828年时的情景。那时他是一个十岁的非裔美国儿童，身为奴隶，他没有任何合法律的权力，自从他被人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后，长时间自己生存。他像小牛犊或小马驹一样从破烂的贫民窟的家中被卖到一个陌生城市巴尔的摩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家，从此开始了他永无止境的苦难生活。
贝利被安排为休·奥尔特上校和其妻索菲娅干活，他奔波于农场和城镇之间，不仅要干农活还要干家务活。在这个新环境中，他每天都能接触到信件、书和一些能够读书的人。他发现了他称之为读书的“秘密”：在那些书页上的字母和读书人的嘴唇运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些黑字的笔画和发出的声音似乎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他在别人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偷偷地学习小汤姆·奥尔特的《韦伯斯特拼写书》。他记住了字母表上的字母，并尝试着体会它们发音所代表的意义。最后，他请求索菲娅·奥尔特教他学习。索菲娅被这个孩子的智力与勤奋精神所打动，或许她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禁忌，于是她答应了教他学习。
就在弗雷德里克开始拼写三四个字母的单词时，奥尔特上校发现了这件事，狂怒之下，他命令索菲娅停止这种教育。当着弗雷德里克的面他解释道：“黑人除了孝忠主人做他所吩咐的事情以外应该一无所知。学习会使世界上最好的黑人变坏。现在，如果你教这个黑鬼读书，那就不能再让他留下来，学习对于黑鬼来说是永远都不该做的事。”奥尔特就是这样严厉地责备索菲娅，好像弗雷德里克根本不在场或者是根木头。
但是，奥尔特向贝利揭示了一个大秘密：“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白人奴役黑人的权力。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什么是从奴隶通往自由的道路。”
索菲娅变得沉默寡言并受到威胁，弗雷德里克再也得不到她的帮助，只得另外寻找读书的方法，包括请教放学走在大街上的白人学生。然后，他将学会的东西教给他的黑奴伙伴们，他说：“他们的头脑如此饥渴，……他们的精神被禁锢在黑暗之中。我教他们，因为这是我精神上的快乐。”
读书获得的知识在贝利的逃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逃到了新英格兰，在这个国家奴隶制度是非法的，黑人是自由的。他改名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是沃尔特·斯科特的《湖畔夫人》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以逃避对逃亡奴隶的悬赏追捕。后来他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名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和政治领袖。在他整个一生中，他认为受教育是奔向自由的出路。
在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内，没有人能够读书写字。那时没有伟大的发明。除了第一手经验以外，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口头语言流传下来的，就像孩子们玩的游戏“打电话”。经过几十代和数百代的流传，信息逐渐偏离了原意和丢失了。
书改变了这一切。价格低廉的书籍使我们有能力购买，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过去，汲取我们人类的智慧，了解其他人的，而不仅仅是那些统治者的观点；与最好的老师们一起深刻地思考人类历经辛苦从自然中得出的深刻思想。深刻思考我们全球的和整个人类历史中所得出的伟大思想。书籍能够让那些早已长眠于地下的先人在我们的头脑中与我们谈话。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书可以伴随我们。当我们理解速度很慢时，书会耐心地等待我们。书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反复阅读那些难懂的部分，从不批评我们的疏忽。书是我们理解世界并参与民主社会的钥匙。
用某些标准衡量，非裔美国人自从解放以来在接受文化教育方面获得了重大发展。1860年，估计仅有5％的非裔美国人能够读书写字。1890年，据美国统计，有39％的非裔美国人识字。1969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6％。从1940年到1992年间，完成高中学业的非裔美国人的比例从7％上升到82％。当然还需要考察教育的质量和文化水准的测试方法。考察标准应该根据每个种族群体的不同情况设定。
美国教育部的一项全国调查结果显示，整个国家有4000万成年人仅具读书写字的文化水平。其它调查结果更糟。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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