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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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绝大多数官员担心越过世系选择君主的潜在含糊性，大多数意见
赞成福王。凤阳总督马士英看出这一点，开始了一个大胆的政治花招。他一
方面赶忙把福王弄到南京郊区，一方面在镇守江北的将领中进行支持福王的
活动，将来新朝廷的安全要依靠他们。史可法看到这种压力，当福王在　６　月
初到达长江边时，他放弃了他的保留意见（如果找到皇太子将出现分裂），
而接受了马士英的既成事实。
１６４４　年　６　月　５　日，福王以藩王仪制进入南京，第二天，他暂时即监国位，


② 邓斯坦：《晚明的时疫》＇149＇，第　12　页。
③ 例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　123　页；和居密：《明清棉纺织业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563＇，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2（1974　年　12　月），第　525　页。
④ 见前地图　26。
　



仿照　１４４９　年景泰皇帝的先例。６　月　７　日，他搬进皇宫，俨然就是一国之君了。
作为监国或事实上的摄政，他在七天内正式任命了六部和内阁等文武百官，
以图重振这奄奄一息的留都。
从　１５　世纪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起，南京作为南方的京城已名存实亡。这
里有与中央的大多数部门相似的部门，不过这些职位人员较少，也没有声望，
被看作是过渡性的，经常空缺。对王朝来说，南京主要有两个功能：首先是
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保卫和管辖富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和大运河运输
网；其次是作为最重要的行省南直隶实际上的省城，南直隶以产品或因转运
而供养北直隶。因此，明末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南京的户部尚书和安全上的
“三执政”——兵部尚书（他通常又是参赞机务）、五军都督（通常是一个
太监）和操江提督。①
除去充实南京原有各部门的许多空缺外，这个新政权还必须重建北京的
几乎全部政府机构，包括京城警卫系统；改变赋税和运输的流向；调整行政
范围；重建或修复旧皇宫中的宫殿和住所。所有这些都是在相当大的混乱中
开始的，缺乏胜任的或有经验的人手。但是，在明朝原来的国都复兴明朝，
这里不仅有开国者而且有建文帝的陵墓，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在万
历朝，建文皇帝重新成为开国者合法的继承人，作为正统的象征和抵抗北方
不道德的残暴势力的象征，他在南方恢复了声望。②
最初的高级官员选择，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似乎是既适当又公平的；
尽管有少数几个知名人物拒绝参加，或勉强参加，或被迫参加，但许多有着
鲠直名声的人接受了重要职位；例如，史可法、高宏图和姜曰广都当了大学
士。此外，明显出于对稳定的关心，大家认为监国福王有尽早择吉即帝位的
必要。为他的登基草拟了　２５　条施政纲领，以争取官僚、贵族和百姓的广泛支
持。它们包括招纳贤士，审慎地任用被造反者驱逐或因党派斗争而离职的人，
宽大处理那些曾“身陷”造反者手中的官员，反对随便征税，减少晚明加派
的捐税，豁免特别困苦地区的赋税。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初步措施，仍然
很快就出现了分歧，首先是文职与武职人员之间的冲突。

早期的问题与后果

起初，作为报酬，马士英得到作为兵部尚书和大学士的有名无实的职位，
但实际上他仍是凤阳总督。因为是他使福王成了皇帝，所以他感到现在他不
能被排除在国家的最高议事机构之外。他很快领着一支军队来到南京，催促


① 叶绍袁：《启祯记闻录》＇615＇，见乐天居士编：《痛史》（顺治〔1644—1662〕初年；上海，1911　年重
印），第　3　卷，ⅩⅤⅢ，2，第　10　叶。关于这个时期中国东南的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动乱，见傅衣
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北京，1961　年），第　92—124　页；以及他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182＇（上海，1957　年），第　94—95　页；森正夫：《明清时代之土地制度》＇397＇，见岩波正典编：《岩波
世界历史讲座》（东京，1971　年），第　12　卷，第　7　章，第　235—245　页；和马克？埃尔文：《中国过去的
模式》＇151＇（斯坦福，1973　年），第　245—247　页。
② 到明史的这个时期，一个名为复社的东林附属组织深深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为了方便起见，在
以后发生的事情中，东林一词将用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倾向于夸大复社在晚明政
治史上的重要性，见威廉？S。阿特韦尔：《从教育到政治：复社》＇2＇，载《新儒学的演变》＇138＇，狄百瑞
编（纽约和伦敦，1875　年），第　333—367　页。又见登纳林：《嘉定义士》＇142＇，处处可见。
　



监国福王赶快登基，并事实上胁迫朝廷委派他到南京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６
月　１９　日福王正式成为弘光皇帝时，马士英随侍左右。第二天，由于几个受马
士英影响的有权势的将领的建议，史可法要求解除他在朝中的职务，去长江
以北督师。他不久就在扬州设立了行辕。这一事态发展不仅震动了官场，而
且在南京引起了反对的舆论，认为像史可法这样一位能干和得人心的大臣应
当留在皇帝身边，而马士英作为一个在将领中闻名的军事战略家，应当到战
场上去。但史可法没有鼓励这种抗议活动，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同马士
英的冲突，以维护这时内阁中脆弱的团结。
初期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把当时在南直隶北部到处乱窜并造成破坏
的各支军队编为四镇。各镇的领兵将领和防区如下：（１）高杰占据南直隶北
部的黄淮地区，负责河南北部的战事；（２）刘良佐占据淮河以南的南直隶中
西部地区，负责河南中部和南部的战事；（３）黄得功占据长江以北的南直隶
中部地区，负责支援在他北面的高杰和刘良佐；（４）刘泽清占据淮安州，负
责南直隶东北和山东南部的战事。每镇的士兵，要靠耕种被遗弃的或瘠薄的
土地来取得粮食；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则靠每个防区在本区征收的税款来
购买。此外，每镇定员　３００００　人，每个士兵每年由中央政府发给饷银　２０　两。
史可法和他的　３００００　人的军队集中在扬州和徐州之间，作为他们的督师。
除此之外，来归顺弘光皇帝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来者，即湖广的左良玉
和他的　５００００　多散漫杂乱的军队，他将作为第五镇的统兵将领。在安庆和镇
江各部署了一支军队，它们之间有几处驻扎着江防军，以保卫长江，它们中
间的南京则另有一支　６００００　人的应急军队。此外，还加强了操江提督在南京
对岸浦口的军队。九江和凤阳的两个总督以及在安庆－芜湖、怀安－扬州和河
南东部三地的巡抚，将部分地得到中央政府配给的支援。
这样一个军事部署的总开支预计要　７００　多万两——就是说，至少超出南
京户部当年预计的收入　１００　多万两。而预计的收入还得用于薪俸、建设和朝
廷的礼仪开支。由于豁免了遭受土匪劫掠地区的赋税；地方赋税被挪用来增
加军事设施；失去了福建和两广③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南京只能指望南直隶南
部和浙江的赋税收入，而这些地区到晚明时在粮食上已不能自给自足和从地
区间的贸易获取财富。此外，当年严重干旱。即使军队的数量不急速增加，
即使有最好的财政官员和军需官员，供应也将不足，何况弘光皇帝两者都没
有。
为了获得军队的忠诚（这是它非常缺乏的），朝廷用两种办法讨好他们。
一是允许军队在各自的防区内有获取食物的完全自由，甚至可以自己任命管
理人员，一是对带兵的将领滥予加官进爵，不是为了赏功而是为了激励他们
的军事才能。这种政策导致严重的冲突。文官看不惯武将的贪婪和自负，认
为他们全是无功受禄；居民反对在他们的城镇驻扎军队，而军队则认为驻在
城镇比乡下和军垦区舒服，因为这里更富足，货源更充分（而且有墙把各小
队保护起来，互不干扰）。此外，各个防区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平均，加剧
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
平民鄙视士兵，而一些士兵则鄙视另一些士兵，把他们看作吃皇粮的土
匪。的确，许多部队原来就是叛乱的团伙。特别是在河南中部的大多数地区，
那里布满了堡砦，其中一些就是由当地的叛乱者和刚得到弘光朝廷任命的人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指挥的。①但这种情况并不使他们与正规军有何不同。他们都是大伙武装起来
的人，靠打、砸、抢为生，有的得到军官的庇护，有的则不。
朝廷本身从一开始就由于高级文官与勋臣之间的分歧而分裂。后者控制
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他们企图参与政府大计并得到民政官员更多的尊
重。当时的操江提督刘孔昭就企图在内阁中谋一个职位。他受到吏部尚书张
慎言的反对，理由是没有先例。其他的勋臣和刘孔昭联合起来指责张慎言在
任命官职上轻视武将；文臣则反驳说，武官无权过问朝廷的事。这次争吵的
结果是张慎言辞去官僚机构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
这类争吵本身已够严重了，它们还同马士英的竭力增加个人权势和朝中
“清流派”与“逆党”之间的斗争始终纠缠在一起，这些斗争始于　１６　世纪末
的东林党人。尽管马士英是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胸怀宽大的人也可以与他
共事，但文官都不喜欢他，东林党和复社的不妥协的追随者尤其不喜欢他。
马士英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文职机构以外，他拉拢那些不满分子：将领、
勋臣和宗室中的野心家；在文职机构以内，则拉拢那些由于清流派的反对导
致仕途受到阻挠的人。“清流派”前辈、左都御史刘宗周严历的奏疏，使马
士英更加感到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刘宗周常批评军人，对朝中的“小人”提
出警告，强烈要求惩治某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主张将马士英送回凤阳。②
马士英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强他的地位，同朝中反对他的这班文官进行斗
争。这个决定启动了他无法控制的各种势力。
“清流派”不信任马士英，是因为他同阮大铖向来过从甚密，而阮大铖
是复社深恶痛绝的人。据说在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阮大铖为了争夺一个他垂涎
的职位，曾与臭名昭彰的太监魏忠贤勾结，陷害东林的一个盟友。后来，崇
祯朝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定为“逆案”，阮大铖作为次要人物被列入“阉党”，
削职夺官，永不叙用。但这还不足以抵消复社名士对阮大铖的憎恨，他们中
间的一些人甚至公开辱骂他，把他排斥在官场和上层社会之外。①阮大铖想当
官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工于心计与报仇心切，使他在他们眼中成了邪恶的化
身。弘光朝廷发生的事，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心，但从阮大铖受到党人过分的
刺激与羞辱来看，他们的担心也可能是主观臆断的。
“清流派”的反对激怒了马士英，他决定替阮大铖复官，明知这会引起
一场风波。不仅因前朝对阮大铖有永不叙用的定案，更糟的是，这次任命出
自中旨，不是按照惯例先行推荐，然后再经过朝廷大臣的审议。这种走捷径
的办法，始于成化年间，此后常被滥用，在天启、崇祯两朝曾引起很大的争
论并导致恶果。②阮大铖终于在　１６４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成了兵部右侍郎，这加速了
高弘图、姜曰广和刘宗周的去职。第二年他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
江防，他的高升给那些既想升官又想报仇的人指出一条途径，即依附马士英。
为了肃清政府中的反对派，马士英和一些过去受到排斥的人如通政使杨
维垣等诡称，应当受到惩治的“邪党”不是那些与天启朝的太监有所谓联系
的人，而是那些与北方的造反者有勾结的人。他们还企图为列入逆案的人翻


① 登纳林：《嘉定义士》＇142＇。
② 关于张献忠在　17　世纪　40　年代初的活动，详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　142—156　页；和李文治：
《晚明民变》＇334＇，第　78—89　页。
① 左良玉传见《明史》＇41＇，273，第　6987—6998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761—762　页。
② 孙传庭传见《明史》＇41＇，262，第　6785—6792　页。
　



案，甚至要求重新出版《三朝要典》，一本由阉党编辑的诬陷东林官员的书。
①某些“清流派”官员在为南京朝廷定策时不赞成拥立福王，也作为一个重大
问题被提了出来。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超过马士英的初衷。最为世诟病
的是，阮大铖诬陷他的仇人周镳通敌，因为周镳的一个远亲曾在北京的李自
成政权中为官。周镳不像许多复社名士那样在阮大铖得势时被逮捕，但他也
没有逃走，１６４５　年　５　月初他奉命自杀。
这种清洗可能加强了马阮集团，但大大削弱了政府。它转移了政府对更
重要的问题的注意，把好人赶出朝廷，并对制定一项对于那些被怀疑对李自
成抵抗不力或甚至予以帮助的人的明确政策增加了困难。这些人有的受到欢
迎，有的受到恐吓。有的复官，有的被处死，基本上根据党派关系决定。因
此毫不奇怪，许多人宁愿留在弘光朝廷的势力范围之外，即在造反者或满族
人一边。
马士英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还从政治目的出发任命将领。此外，他也怂
恿某些明宗室干预朝廷事务，只要能利用他们攻击他的政敌。在谴责马士英
的政敌的将领中，刘孔昭和刘泽清叫嚷得最响，在宗室中，朱统■依附马阮
集团迫害反对派，以期获得官职（宗室一般不得担任官职）。由此引起了宗
室钻营官职之风，但这比起防御指挥的政治化来，还是个次要问题。史可法
在驾驭江北四镇骄横的将领方面，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加之他们与南
京兵部（受马、阮控制）有直接联系，史可法就更加为难。这个情况引起的
严重后果是，刺激了左良玉，他早先曾受到一个东林人物的很深的影响，憎
恨马、阮。马士英为了防范他，故意克扣军饷，并企图在他和在九江的总督
之间制造不和，尽管马士英也担心左良玉的纪律极坏的军队可能叛变。御史
黄澍利用这种情况竭力鼓动，首先检举马士英“十大罪状”，随后说服左良
玉起兵反对马士英。
对马士英的成功和弘光朝廷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和皇帝的关系。朱由崧
本来不愿继承帝位。他像所有的藩王一样，习于享乐，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
他从来不曾显示出坚强的性格、决断，或对政府事务和统治权的知识，而这
些都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不过，在他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确实作出很大
的努力履行皇帝的职责，直率地承认他需要一个有能力的首辅的指导和帮
助。虽然他起初选择了高弘图，但不久马士英就设法取代他成了首辅。
他利用皇帝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迎合他想把一团糟的朝廷事务委托给
某个人的愿望，达到了这个目的。各种检举、清洗和政治花招所强调的，是
“清流派”想拥立鲁王，是东林集团冤枉了朱由崧的父亲和祖母，是某些人
竟然胆敢议论皇帝的亲族（突出的宗室）以及其他的人阻止太监想把部分税
银解入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