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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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建议下，有一些县脱离了遥远的府治之地，在　１４７６　年后期另外成立一个
新的郧阳府，从而在这个地区的中央建立了一级重要的行政机构。另外，组
成一个以这个府城为基地的新的湖广行都使司；它受权控制郧阳府及其邻近
的县，其中有的县位于其他省份。几个世纪以来，就这样第一次给这个区域
迅速带来了一项保证社会秩序的实质性的稳定措施。
在郧阳一年多以后，竭尽全力的原杰被调走。１４７７　年晚些时候，他在赴
新任的途中，死于一个路边的驿站。传统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荆襄之民
闻之，无不流泣者。”①
其威胁性可以称得上达到真正叛乱的程度的其他地方动乱和盗寇活动的
事例，在这两代皇帝的治下相对地说是很少的。长期存在的军事问题是北方
边境一带无休止的战争。

亚洲内陆关系

在成化统治时期，以及程度稍小地在弘治时期，明朝试图在北方边境一
带采取强有力的防御态势。它成功地与一批批蒙古人交战，从　１４７０　至　１４８０
年的　１０　年中赢得了几次大胜利，这是　１４４９　年土木惨败以来的最初的几次胜
利。明朝还大规模地建造和重建防御性的长城，特别是穿过陕西和在山西边
境的几段，同时还扩大了以这几段城墙为基础的整体防御体系。明朝还与朝
鲜联合，共同与在今之东满洲的建州三大女真部落联盟交战。它们至少暂时
成功地在那里限制了女真族势力的扩大。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那些建州
的女真人将在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取代蒙古人而成为中国人北方的最具


① 引自谈迁编：《国榷》＇498＇（约　1653　年；1958　年，北京再版），40，第　2544　页。
　



威胁性的敌人。在　１６４４　年，作为满族建立的清王朝，他们将侵入中国灭掉明
朝。１５　世纪后期与蒙古人的几次战争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讨论的重点更为
广泛，把明朝与亚洲内陆各国关系的更广泛的内容包括在内。
在整个这一时期内，蒙古民族分裂成若干国家和部落，它们分布于西起
新疆，东至满洲的地区。如此众多的单位，以及女贞、维吾尔、西藏及其他
民族的其他单位，通过纳贡制度而与中国人进行正规的交往。进贡活动容许
每个得到承认的单位——民族、国家、部落和更小的实体——派代表团前来，
代表团大部分由商人及其军事护送队组成，人数有时达数千，他们来到边境
的过境地点，即位于长城沿线易于防守的少数指定的关隘。在很多情况下，
规模略小但大部分仍由商人组成的代表团获准前往北京，作为中国皇帝的客
人住在宾馆达数周至数月之久。

这个时期来自亚洲内陆的纳贡者，一般地说试图扩大他们的志愿使团的
规模和增加来华的次数。他们迫切的关心是要取得亚洲内陆得不到的贸易货
物，这些货物即使不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也至少是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的
必需品。在整个这一时期，特别是蒙古人常常不得不袭击边境哨所，狂热地
要求更多的贸易特权，以便取得铁、粮食、手工产品以及奢侈用品，他们恫
吓中国人，有时迫使他们作出军事反应。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人在边
境与之作战的一批批使团，却作为纳贡者在北京出现，一年中的某个月指挥
边境袭掠的领袖在同年的另一个月又带着贡品来到北京。
从现代的观点看，这些边境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虚假内容，当时的中国官
员也发现蒙古人像谜那样不可捉摸。在当地和从历史上了解亚洲内陆的司律
思在论述中国人对这个时期亚洲内陆发展情况的知识时写道：
不论明朝政府多么强烈地感到需要关于蒙古发展情况的情报，有时他们似乎了解得非常不
够。在　１５　世纪后半期，他们只有关于在蒙古谁继承谁和谁影响最大的模糊的概念。这个时期明
朝往往不知道诸“小王子”的名字。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甚至蒙古的年代史编写者也记述得很
不确切，甚至很不准确，而且这些年代史是在以后很晚时期才编成的。这里的问题是，明朝对
同时期的事件了解得很不够。一般地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１５５０　年仇鸾作出的关于蒙古人对
中国的了解远远多于中国人对蒙古的了解的论断，适用于明朝的大部分时期。①
由于材料的不完整和不准确，当时如同现在，明朝和蒙古的关系之谜对
现代历史学家来说决不是易于看清楚的。他们面临一种不完整的记载。他们
还必须处理双方的虚构的事实。最持久的虚构之一是出于当时和现在政治的
需要，对明帝国在亚洲内陆存在的范围和意义作了大量错误的报道。事实是，
总的说来中国的行政到长城沿线为止；越过这条线，中国的官署和官衔，以
及他们在那里设立的行政结构，与其说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不如说是公认的
虚幻，而且是离北京越远，情况越是如此。
一个例外是西南辽宁的沿海区。它在明代称为山东北道或辽东都司。它
与受其节制的山东（今山东省）并不毗邻。它从京畿区（今河北省）向东延
伸到位于山海关的长城东端。从山东通过海路渡过渤海湾的狭窄的航道很容
易到那里，这就成了行政上它依附于山东的根据。这条狭窄的沿海地带从中
华帝国的早期就由中国人居住，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在　１０　世纪中国
的力量衰落前，它一直由中国治理。辽东都司意味着恢复了对长城外的沿海


① 富路特、房兆楹合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　376　页。
　



中国居民的统治，但它治理的范围大大地向北方延伸而超过了旧的中国行政
区，所以作为一个中国的直接治理分区，它一部分是事实，一部分是假象。
反映载于明代史料中职官表的中国地图并不分清假象和现实。中国最佳
的这个时期的历史地图显然使人产生一个虚假的印象，即明朝的北方和西方
边疆甚至比同一个地图声称的版图最大的清帝国的边境更为广袤，也远比今
日中国的边境更为辽阔。①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它是通过以下的办法做到这
一点的：模糊了中国本土的各个区域与主要在亚洲内陆和满洲的北方和西方
的更加辽阔的领土之间的区别，前者直接由中国的地方和省的政府文武官署
治理，而在北方和西方的领土上，中国和当地的掌权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表面
的联系纽带——基本上是名义上的纽带。也就是说，抱有期待心理的中国朝
廷封给较小的部落首领以王、都司直至卫指挥的头衔。这种做法由来已久，
但在明代，它的使用的范围却是前所未有的。
受朝廷封赐了中国官衔的人，把那些官衔加到他们以其他的方式所取得
的本民族的有实权的官衔上。但是，中国的官衔不是没有意义的。在有些情
况下，拥有中国的官衔有助于加强几个敌对的争权者之一的合法性，而中国
人也感到不得不通过外交的或军事的手段去帮助有中国官衔的人。在其他情
况下，除了保证给有中国官衔的人以重要的经济特权——参加纳贡贸易的权
利——以外，中国的官衔和行使权力毫不相干。但是，无论如何，在中国人
居住区以外，这类官衔就丧失了在中国境内的那种重要意义，在中国境内，
它们表示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官僚结构中的职务。
当独立的国家和部落的非汉族领袖们争取到承认他们已经担任的职务的
证书时，其结果将有利于他们参加贸易和得到源源而来的朝廷的丰厚的礼节
性礼品。为了给边缘区普遍地赐予恩泽（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中国的朝廷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朝廷并没有幻想通过这些手段去真正地管理这些边缘
区，而是，可以这样说，它通过在遥远的领土上飘扬中国的旗帜，来施加一
定程度的限制性的影响。
在极西的蒙古民族的几个部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并且深深地卷进了中亚
和西亚的政治事务之中。瓦剌（准噶尔、喀耳木）蒙古族的征服者也先力图
把从亚洲内陆偏远的西北直至东面满洲的所有非伊斯兰化的民族统一起来；
随着他在　１４５５　年死亡，这一努力也成为泡影。过了一个世纪，才又出了一个
蒙古领袖，即来自鄂尔多斯的俺答王（１５０７—１５８２　年），他的业绩可以与也
先的短暂的成就相比，甚至还超过了后者。在成化和弘治时期，一度令人生
畏的瓦剌人由于已远远地向西撤退，很少与中国接触，只是他们屡次与以河
中地带为基地、但一直朝中国方向延伸到土鲁番的莫卧儿斯坦的察合台蒙古
国进行的战争，才明显地促使中国人力图保留他们在中突厥斯坦（今新疆）
的一定的影响。在成化统治时期，中国对中突厥斯坦的兴趣转到对其首都位
于现在的同名城市的古维吾尔国哈密的控制方面；哈密城在甘肃西部最后一
个中国驻守地西北约　５００　英里之处。①
哈密连续地被一批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王所统治，中国人封他们以“王”


① 这个时间及某些细节系根据屠勋的讣告；见焦竦：《国朝献征录》＇76＇（约　1594—1616　年）；《中国史
学丛书》，6（台北，1965　年），44，第　71　叶。关于萧敬，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　年；北京，
1976　年再版），304，第　7784　页。
① 《明史》＇41＇，300，第　7676　页。
　



的爵号，而赐给一枚金质的官印；它定期地向中国纳贡并与中国进行贸易。
维吾尔王与社会的上层很可能使用蒙古文（它以他们的维吾尔文书写，与维
吾尔文属同一语系），作为重要的第二种政治语言。进行统治的哈密王处于
莫卧儿斯坦蒙古王的影响之下，最后被后者所杀害，后者自称吐鲁番苏丹，
他的领土紧邻哈密的西面。这位蒙古王在其西北的伊犁河谷还与仍为“异教
徒”的瓦剌蒙古人交战。这样在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接着又在　１４８９　年直到
１５　世纪　９０　年代连续地发生动乱，在动乱中，中国试图进行军事干涉。
在以上两起动乱中，可以预料得到朝廷的争论转到了中国是应求助于武
力，还是用文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断绝一切贸易往来。
１４７３　年，首先试用武力。一名中国将军及作战幕僚，连同一支小分队被派到
哈密和西甘肃的中国边境之间的两个最大的蒙古军事行政区。中国人已给它
们起名为赤斤卫和罕东卫，它们的卫指挥实际上是其部落王子，拥有中国朝
廷发给的委任状。这两名靠近中国边境和受中国影响的蒙古领袖愿意帮助中
国保持穿过他们领土的商路一直畅通到哈密及更远的地方。他们把据说兵力
达　３００００　人的部队置于中国人的麾下，一起向哈密进军。这支中国人领导的
蒙古军队快要攻取哈密城和实现中国人恢复维吾尔王系的目的时，他们得知
来自土鲁番的强大的蒙古部队正在计划的行动不是在哈密正面进攻，而是直
趋此时无兵力守卫的赤斤和罕东基地。蒙古的指挥放弃了他们对中国将领的
诺言，赶回故土保卫自己的国家。人数不多的中国军队这时失去了主力军，
被迫不光彩地撤退；哈密被敌对的土鲁番蒙古人所占，直到　１５　世纪　９０　年代
初期。
当时突厥斯坦不断的夺权斗争似乎又给中国人提供了干涉的机会，从
１４８９　年起是外交干涉，１４９５　年又进行军事干涉。一支又由大部分愿意合作的
蒙古人组成的中国部队从甘肃向西北进军。这一次土鲁番人后撤，同时带走
了维吾尔王和他的金质官印。哈密被中国人占领，但为期短暂，又毫无意义；
在年末前，土鲁番军队重新进城。这时中国人求助于另一种更有威力的武器。
这发生在非常能干的马文升任兵部尚书的孝宗统治期的中叶。国策由有经验
和有创见的大臣来执行。中国人禁止通过丝绸北路的一切贸易。到　１４９７　年，
禁止贸易给正常地参加这一重要贸易的亚洲内陆诸政治实体造成的困难，促
使土鲁番人作出妥协。他们释放了维吾尔王，归还他的官印，１４９９　年中国人
护送他回哈密重登王位。不幸的是，这个王颟顸无能，本国的人民痛恨他，
因此政治局势依然很不稳定。
中国和土鲁番争夺控制哈密的斗争在　１６　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呈拉锯战形
势，但以后中国的地位逐渐削弱。②马文升在他仕宦生涯早期曾多年在西北边
境任职；也许是出于这种经验，他对蒙古政治的洞察力，多于其他中国政治
家通常所具备的。他在　１５　世纪　９０　年代预言，蒙古人最终会在突厥斯坦占上
风；他说，那里不同民族的居民早就适应了蒙古的霸权，而不会加以抵制，
特别是在成吉思汗的一名真正的后裔出现时更是如此。总之，在这种环境中，
蒙古的皇权象征比与之竞争的中国的皇权象征更有力量。
哈密的例子是说明问题的。前往哈密的中国使者和军队在离开长城西端
中国行政领土中最后一个前哨嘉峪关时，一直被描述为出塞，这说明中国和
亚洲内陆的分界线并不是现代地图显示的那一条。越过长城，就是离开了中


② 夏燮编：《明通鉴》＇约　1876　年，北京　1959　再版），40，第　1530　页。
　



国。但是这条界线以外的中国影响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与中国的关系对哈密
的王公和哈密与甘肃边境之间的蒙古首领们是重要的；这一事实就成了迤西
诸国关系中的一种力量。中国可以结盟，有时成功地让内亚诸国为中国而战
和把亲中国的首领扶上台。另外在少数情况下，中国会使用一种更加强有力
的武器，即贸易，去努力压制遥远的首领们，这种手法与它通常利用贸易去
诱使四面八方的国家忍受中国纳贡制度的约束完全一样。
使现代的读者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没有一贯地和合理地利用它相当强的
经济实力去支持它的外交目标。司律思和其他学者争辩说，如果它这样做了，
它完全可能清除造成北方边境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这个时期的中
国不能更充分地做到这点，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来解释：明代的贸易是作为纳
贡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作为国家对它有兴趣的一种独立的活动来管理的
（这个解释适用于整个明代，但不适用于它以前的朝代）。因此，贸易不受
财政思想和经济管理的制约；它的形式是作为普天之下的君主与四海的礼仪
关系的一个方面而由礼部制定的。
容许与纳贡相结合的贸易——也就是说一切陆上的对外贸易在法律上应
由国家进行和经营——是作为皇室的一种特权进行的。（一切法定的贸易决
不是只在陆地边境上存在；在沿海边境，政策同样有限制性，而且在　１５６７
年海禁解禁以前都知道是行不通的。）礼仪性的礼物交换以外的各种贸易和
交换，至少在名义上是为了取得供皇室使用和享受的物品而进行的（军马和
兵器则是例外，它们的采购由兵部负责）。这样，一切对外贸易都掌握在宦
官手中，以皇帝私人利害关系的名义来经营，一般不受制于朝廷所制订的政
策。蒙古人认为明朝是一个被腐化和贪权的宦官所控制的国家；他们就伴随
纳贡活动的很不合心意的贸易而不断地与中国争吵、摩擦和交战，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