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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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在堆积如山的大量送来的文件之中，而不作任何反应，虽然通政司在收到
不断送来的奏议时保存和分发了案卷。或者皇帝在答复时可以不给内阁或执
行的部以研究有关的事项和提出合适的答复的机会。
使有条不紊的行政程序趋于崩溃的全部潜力来源于明太祖坚持他的继承
者必须发挥自己的宰相的作用的这种态度。那些不能或不愿发挥作用的继承
者可能就简单地放弃了治国的大权而交给了见风使舵的人，而身处君侧的宦
官往往更有条件来抓住这种机会。
追溯到　１４３５　年关键的转折时期，年轻的英宗甚至在十五六岁直接进行统
治之前，已经处于明朝第一个臭名昭著的宦官独裁者王振的影响之下。王振
非常乐意地看到一些受人尊敬和权位较高的大学士一一去世，从而使他能够
把谘询大权从内阁转到与易受影响的年轻皇帝最为接近的宦官手中。王振于
１４４９　年在土木之战的溃败中被杀。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强大的外廷官员们
接过了权力，有力地进行治理而度过了危机，他们作出了取代英宗的皇帝（他
们的工具）正式批准的一切决定。但是在被俘的英宗在　１４５０　年返京和在　１４５７
年最后复辟的同时，于谦承担了强有力的行政权，这使他容易遭到渎职的指
控，其他几百人，特别是那些在反对王振及其同伙时集结起来的人，也受到
猛烈的攻击。一种造成严重分裂的派系活动盛行起来了。
土木事件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危机；它带来了考验帝国政府的时期。到
那个时候，以前顺利发展的以翰林院为基地的高级士大夫的责任谘询制度已
因王振的把持朝政而陷入一片混乱。其年轻无知曾引起　１４４９　年危机的皇帝在
１４５７　年的复辟、皇帝对朝臣的不信任，以及派系活动产生的敌意，都预示着
内阁制度的不稳定性会继续延长下去。在英宗于　１４６４　年死前的最后几年，有
些内廷的高级人士力图诱导统治者去注意制度化的劝谏，并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是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还必须等待宪宗和孝宗皇帝统治
下出现的朝廷和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到　１５０５　年孝宗去世时，内阁制度可
以说已达到了发展的新高峰。
前面已经指出，宪宗尽管有种种缺点，却是生性宽厚的人；他很快成功
地消除了长时期相互间耿耿于怀的不满情绪，或者至少使人们知道机会主义
的朝臣们再也不能利用那些老问题上下其手了。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他与
其朝廷的官员合作得很好。只有一个派系活动的基础在当时似乎没有消除，
那就是北方人与南方人对立的潜在的派系活动；虽然他偏爱北方人，却没有
成为排斥南方人的集团的一员。事实上，南方人的势力在他统治期间增强了。
当他登上皇位时有三名大学士：李贤（死于　１４６７　年）、陈文（死于　１４６８　年）
和彭时（死于　１４７５　年）。李贤是北方人；陈、彭二人都是江西人。在所有负
责协助年轻的皇帝保持皇位的人中，李贤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他在英宗的最
后几年中曾经真正地左右过政府，而在成化统治期的最初三年又是朝廷中压
倒一切的人物。
李贤让他提名的有才干和良好名声的人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虽然父
子两代皇帝对他的恩宠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士大夫，但李贤始终极力主张集体
讨论，尤其坚持一切未决定的文武官员的任命要与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讨论
后作出。因此人们对他的权力并无不满。但是他与年轻的宪宗相处时并不一
直能够按其意愿行事。例如，他在打消皇帝对门达的信任这一方面就没有成
功，门达是一个无耻的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又是李贤在朝廷的死对头。李贤
　



几次要求退隐，但皇帝都没有批准；李贤的父亲在　１４６６　年去世时，事实上皇
帝甚至没有批准李去服丧。皇帝对李贤的信任很可能部分地产生于一件事：
李曾经说服垂死的英宗必须让他的正式的继承人继承皇位，并且在皇帝临终
时使父子两人在一起充满感情地和解了。
在当时，李贤及其周围的高级官员出于许多原因，正处于能影响新皇帝
统治的强有力的地位。尤其是李贤，他决定施加最强烈的可能起指导作用的
影响。有一次，在　１４６４　年夏天，还不满　１７　岁的皇帝登基后不久，老祖父似
的　５５　岁的李贤就一次袭击京师并把太庙的树连根拔起的带冰雹的风暴的含
意与他认真地谈了一次话。李贤告诉这个青年：“天威可畏，陛下当凛然加
省，无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图国是。”①历史学家评论说，在一切可能
的情况下庄重地提出这样直率的私人劝导，对这个年轻皇帝及其统治初期具
有约束性的影响，并且把内阁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也许是这样。但是宪宗也表现了超脱的不偏不倚的品质；他似乎从不为
任何官员集团或任何中心政策所左右。当他统治初期的三名权位较高的大学
士被人接替和其他人被增补时，他把一些像刘定之（死于　１４６９　年）和商辂
（１４７７　年退隐）那样的杰出的士大夫安排到内阁中来。但他也任命了不道德
的万安（死于　１４８９　年）和刘吉（死于　１４９３　年）及其他一些名声不佳的人。
从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代起，他对声名狼藉的宦官汪直（１４７６　至　１４８２　年掌权）和
梁芳（１４７６　年至　１４８７　年掌权）以及对万氏庇护下的一批无耻之徒的依赖，
危及了正直官员的影响和削弱了他内阁的审议作用。更糟糕的是，他发展了
不顾他的朝廷的毛病。他不必直接与朝廷官员商讨，所以长达几年没有答应
他们提出的私下商讨的请求。
对比之下，孝宗皇帝实际上在处理一切事务时尊重他内阁的判断，而只
保留小范围内对本人有重要意义的事务的个人处理权。他顽强地抓住这个独
立行动的狭小的回旋余地，并且后来在他的皇后和她的家族的影响下，独立
行动的范围略有扩大。这个范围包括庇护宗教，任命受宠的人，封赏财富和
地位，以及少数人的一些比较次要的事情。它并没有严重地削弱他的内阁的
影响，也没有破坏他政府的高昂的士气。
为了总结在这两位皇帝统治下发展起来的内阁的地位，人们必须先确定
与它有关的政治问题。在明代的大部分时期，控制政府决策权的主要斗争是
在皇帝的两套顾问班子之间进行的。一套班子来自士大夫集团。他们的组织
基础是翰林院及它对内阁职务任命的垄断。这个集团容易产生派系活动和正
当的政策分歧，但是在大部分士大夫心目中，这类分歧不过是伦理和思想价
值观念总的一致下的一个枝节部分。与之竞争的一个集团是皇帝的私人的官
僚机器——宦官——连同他们管理皇宫的以司礼监为首的　２４　个宦官机构。
明代制度规定，自从　１３８０　年取消宰相的职务以后，这两个集团都没有行
使谘询职能的明确的宪制基础。它们都属于内廷，都是皇帝亲密的私人随从，
它们的权力都来自它们与皇帝的关系。两个集团都寻求先例，以使它们的职
能正规化和扩大它们的权力基础。翰林学士似乎拥有压倒的优势：他们取得
了社会能给予的最高声望。他们是履行正确礼仪和寻求先例及传统的学术根
据的专家。那些人是中华文明中理论权威的最高源泉。因此，他们十分自然


① 见朱偰：《郑和》＇102＇，第　62—66　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　63—74　页；J。V。G。米尔斯译：
《马欢》＇377＇，第　14—19　页。
　



地加强了外廷官员的力量，并且维护着全社会的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念。他们
的社会根基、思想上的世界观以及伦理道德的信仰，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
使他们成了全社会公认的代表。
在　１５　世纪后期，一万名或一万多名在职的宦官中，大部分似乎可能与士
大夫们持有同样的价值观念，并且还与他们合作。但是，那些并非如此的所
谓的奸阉，则是我们更容易在历史上看到的那些人。得益于接近和了解内情，
并利用成为他们与皇室成员之间关系的特征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他们知道
谁容易听从他们和受他们的诱惑。他们能够利用皇帝和皇后、妃子以及外戚，
去支持他们反对高级官员，因为作为报答，他们可以给这些皇室成员提供至
关重要的个人恩惠和奉承，为这些人采办物品，支持这些人去反对士大夫规
范的压制性的和束缚人的控制，提供许多我们认为可以使一个被严密禁锢的
皇室集团中受限制的成员取得“自由”的许多形式——总之，提供使个人取
得满足的一切形式。当然，这样就能够影响皇帝及其政府对政策的实施，但
是，当宦官集团的领袖努力想进而控制某个皇帝时，生死攸关的问题就很少
是国家政策本身的事情了。如果说真正的政策分歧常常破坏官员集团的和谐
关系，那么有野心的宦官则对统治者及皇室成员好恶的变化更为敏感。
有一些含糊的暗示，说有些臭名昭著的宦官独裁者对治国之道有新颖的
想法，或者说有些皇帝之所以宁用其宦官侍从而不用他们的内阁，是因为他
选择了官员们所反对的政策；但是这些问题似乎从来没有成为内阁和宦官为
了引起皇帝注意而产生的冲突的核心。皇帝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听从这一类或
另一类顾问，也可以冷静地扶植这两类集团，使之互相倾轧。迟钝的宪宗表
现为后一种类型的统治者，虽然他更多的是通过不问不闻而不是通过计谋做
到这一点。还不清楚他用心计和有目的地进行操纵的程度；他可能只是缺少
怎样进行统治的明确的意识。但是他的儿子孝宗皇帝则是明代统治者中最完
美的榜样，即他完全听从他的儒家顾问，并认为他的内阁和朝廷机制是与他
本人的皇帝威严相当的负有重任的组织。这就是在　１５　世纪终了时内阁权威大
为增强的根本原因。它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先例，但却不能提供一个使这种
现象持久不衰的宪制基础。

宦官官僚政治的成长

孝宗完全和真诚地接受士大夫的谘询作用，特别是由三至五名大学士组
成的他的内阁的审议职能。反过来，他们得到了通过每三年的考试直接选入
翰林院任职的最佳学者的补充。一旦进入这个精选的集团，他们就作为幕僚
助手开始其前程；所有未来的大学士将在他们之中指定。虽然诚心诚意地喜
爱士大夫代表的价值观念，可是孝宗像他的前几代皇帝和直至明朝灭亡之前
的他的继承人那样，甚至也完全接受宦官官僚政治的思想，宦官政治不但已
在宫内发挥作用，而且在全帝国的文、武行政职务中也是如此。
成化和弘治两朝出现了宦官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这是以前的
宋、元两朝无法相比的；虽然　１５　世纪后期的心情不安的官员喜欢引用汉、唐
宦官滥用权力的例子，但是明代把庞大的宦官行政编制正规化的情况，甚至
在以前宦官肆虐的朝代也确实是没有的。《明史》过于虔诚地宣称，明太祖
曾经打算让他的皇室只使用约一百名宦官，不准他们识字，不准他们以任何
方式与士大夫们私下交往，而且以任何方式参与行政活动就要处死。一块上
　



面写有以上最后一条禁令的铁牌被认为曾经立在宫内，只是在　１５　世纪　４０　年
代第一个声名狼藉的宦官独裁者王振使用了奸诈的手段，它才被搬掉。
《明史》谴责永乐皇帝，因为他背离了开国皇帝的意愿，在　１５　世纪的第
一个　２５　年中不论在宫内还是宫外，都指定宦官去执行其范围大为扩大的任
务。一位现代的学者已经论证过，《明史》无非重复了关于宦官这一题目的
流行而不实的传说；对于这个题目，大部分明代史学者都未加注意，而且这
方面的系统材料现在仍难以收集。②他明确地指出，明太祖使用识字的宦官并
在宫外的政府中委以重任；而明史中最令人厌烦地反复提出的传说之一，即
立铁牌的传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不错，永乐帝大大地扩大了使用宦官的范围。
他不但是在开国皇帝原来实行的基础上实行，而且在求助宦官侍从去处理大
量要求皇帝注意的文件中，他是屈从于他无法控制的现实。这个现实是，开
国皇帝取消宰相的事实留下了一个严重受损伤的政府结构。对皇帝来说，宦
官侍从是一个针对外廷领导遭到破坏的临时性的反应，在以前的朝代中，这
种领导给统治者提供了可靠的行政协助。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明代开国皇帝最严重的判断错误。它影响行政的
许多方面，特别是它造成了内阁和主要的宦官之间棘手的关系，因为两者都
被要求去填补这个空缺。宦官能够不费劲地把这种局势转化为适合他卑鄙目
的的情况，在明朝大部分皇帝的统治中真是太明显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大
部分已经转到在最高层公开滥用权力这一方面；一个同样重要但尚未研究的
问题是在宫外被委任文武官职的宦官编制的扩大。
１４８５　年，一名都察院的官员抱怨说，宦官的人数已经超过　１００００　大关，
并已成了一个财政负担。在　１６４４　年李自成的乱军灭亡明朝时，京师的宦官也
许多达　７００００　人，而且还有其他许多宦官在全国各地任职。不论这些数字是
否十分精确，它们却正确地反映了这种趋势。它们说明到成化和弘治两个时
期，宦官的编制已经发展到帝国政府中全部有品位的文官官职的数字，而且
很快就超过了这个数字。
文官官僚集团和宦官官僚集团在治理帝国时协同发挥作用。这两个等级
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在竞相控制皇帝和来自皇帝的各方面的权力时势不两立，
但在大部分情况中，他们常常不得不合作。这两个官僚集团都被高度组织起
来；凡加入各该集团的人都各需要特定的和客观地评定的条件。它们都有自
己的管理制度，以及既定的办事程序、承认考核功绩原则的晋升阶梯、细致
地分成有固定收入和地位的等级、规定和先例。二者中的宦官官僚集团相对
地说很不稳定，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能大大地限制它的作用，缩小它的规模，
并且为此而赢得赞誉；事实上在　１６　世纪第二个　２５　年嘉靖统治时就发生过这
种情况。可是总的说来，宦官官僚集团积累性的发展却远远超过文官集团的
发展。
在制度方面，宦官注意扩大他们负责的官僚集团，并且注意使它取得不
断加大的重要活动范围，以使统治者和政府比以往更加依赖他们。在病态性
多疑的明太祖立下的传统中，一些皇帝也有兴趣让他们的宦官发挥遏抑官员
的监视作用和充当抵销官员势力的一种力量。只有一个以身负明确的重任的


② 关于详细情况，见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　118—119　页；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
＇51＇，第　85—86　页；罗荣邦：《明朝水军的衰落》＇358＇，第　151—154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
第　232—233　页。
　



宰相为首的强有力的外廷才能阻止宦官力量的发展。１７　世纪的历史学家，即
那些反思明代历史上出现过什么问题的同情明代的人，曾提出一种观点，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