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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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对何真很满意，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在行省政府内很高的职位。在他　１３８７
年　６５　岁退休时按军功封为世袭伯爵，它的封号就冠以他的广东家乡的名字
（按为“东莞伯”——译者）。他的传记作者们提到了他喜爱学术和有高雅
的脾性；他在好几方面与凶猛残暴的陈友定恰恰相反。
元王朝其他地区性领袖的事迹则与明王朝的兴起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
１３８２　年明军陷云南时，在遥远的云南任政府首脑的蒙古人梁王把匝剌瓦尔密
自杀而死，但是，云南在　１４　世纪的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的战争中没有起过作用。
另外一位蒙古领袖纳哈出（１３８８　年死）则是长江渡口太平（朱元璋于　１３５５
年攻陷了此地）的守将之一。当朱元璋在修订政策以适应新的认识和需要时，
他为了赢得蒙古人的好感，就释放了纳哈出；但朱元璋的这一希望没有成功。
此后，纳哈出在辽东的蒙古军队中服役，最后在　１３６８　年以后的年代中变成了
满洲－朝鲜边境上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地区性领袖。
其他一些元王朝的地区性领袖早在朱元璋的军队同他们打仗以前就已经
被朱元璋的对手们所消灭了。其中有几个人即使未在此时举足轻重，都在元
末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作为明王朝兴起的一个因素，这里所谈的这些领袖
　



构成了元末群雄割据局面的规模和特征。

县一级地方诸领袖

随着元政府在整个　１４　世纪初年的削弱，以及由于深深隐藏在它的统治方
式内部的问题，人们能够观察到它逐渐丧失了正常的控制能力和最后趋向于
越来越依靠暴力的情况。由于政府推行强制制裁的能力减退，它丧失了对暴
力手段和使用武力的垄断。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通常在抛弃元政府的情况
下，都把自己武装起来，以最低限度地保证日常生活的安全。这种比较抽象
的论述可以引用　１４　世纪的史料予以生动的证实；这些材料都说明了地方社会
领袖们在越来越动荡的年代中怎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盗匪活动由原来偶发的地方性的麻烦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威胁：这在　１４
世纪　４０　年代大规模叛乱爆发以前就已经发生了。陶宗仪的《辍耕录》（叙，
１３６６　年）中一段短短的介绍文字就道出了很有分量的信息，它说：
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贼毕四等三十六人，内一妇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
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朝廷召募鹾徒朱陈，率其党与，
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①
盐池工人由于他们的凶猛和独立性而受到注意；在下面所引的一节叙述
中他们被视为杭州的救星，而且像张士诚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又经常是站在
另一边。在这里，政府在他们中间指派一个私人的和也许是不合法的组织来
完成它的军队所不能完成的事。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威胁的某个社会
不能从无效率的政府那里指望得到救助。于是出现了通常是由当地精英阶层
的领导层——即社会的天然领袖来领导的自发的防御办法。
萧景茂，漳州龙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谨厚信于乡里。后至元间［１３３５—１３４０　年］，漳
寇乱，景茂率乡人立栅保险，坚不可破。会旁里有人导之，从间道入，景茂被执。贼使拜。曰，
“汝贼也，何拜？”贼欲胁之降，以从民望。景茂骂曰：“逆贼，国家何负汝而反？汝族汝里
何负汝，而坐累之？”贼相语曰：“吾杀官军将吏多矣，至吾寨，皆软靡求生，未若有此饿夫
之倔强者。”②　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他。
《元史》有四卷给那些堪称为“忠义”之士的人写了简短的传记，它们
几乎完全是叙述那些在　１３３０　年至元王朝败亡时同样死难的一些人。①其他数
以千计也同样起而组织乡村自卫的人或者没有死，或者未被记录下来，而且
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出身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明玉珍（１３３１—１３６６　年）便
是一个例子。
徐寿辉起蕲水，玉珍与里中父老谋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刚直，能集壮勇，保全乡里，
是所望也。”玉珍于是招集乡人，得千余，屯于青山，结栅自固。众推玉珍为屯长。
当徐寿辉送来一纸严词檄文号召参加他的红巾军叛乱时，这篇叙述说明
玉珍不想搞叛乱：“〔明〕玉珍惧，且欲保乡里，不得已从焉。”②


① 陶宗仪：《辍耕录？花山贼》＇501＇（叙，1366　年；北京，1955　年重印），第　28　页。
② 《辍耕录？忠烈》＇501＇，第　14　页；《元史》＇490＇，193，第　4388　页没有写得这样浓笔重彩，此事系年
在　1338　年。
① 《元史》＇490＇中的这四卷（卷　193—196）的标题是《忠义列传》。
②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　年，台北，1961　年重印），19，第　265—270　页，明玉珍传；引自钱
谦益：《国初群雄史略》＇79＇（约　1630　年；北京，1982　年重印），5，第　1　页。钱谦益系此事于　1352　年或
　



漳州盗匪捉住了多才的萧景茂，没有能使他拥护他们，所以他们杀掉了
他。这个事件很典型，说明了这时盗匪和叛乱分子学会了和使用了什么样的
立威的方法。甚至他们中最低下的人也时常想要社会上地位高的人向他们屈
膝，这样做或许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或者更实际一些是要向社会显示
其威力。自发的自卫组织成了社会新的结构最低一级的单元；而一个有远见
的领袖，不管他为谁的事业服务，都要想方设法吸收它们。处境不同的徐寿
辉恫吓小人物明玉珍，后者虽然无足轻重，但手下有　１０００　个战士。
各种各样的叛乱者，从野心勃勃的盗匪到红巾军领袖，由于他们企求更
大的政治目标，知道爱惜萧景茂这样的人才，如果可能，还要诱以高官厚禄
来录用那些有学识和有威望的人。他们用吸收当地社会的天然领袖来争取那
个社会，这种办法终于被看成是马上获得实惠以迅速扩充领土的最有效的方
法。可是，地方领袖也得非常小心谨慎。关于叛乱领袖有许多被记载下来的
事例，说他们举止端重，对当官和不当官的人都彬彬有礼，结果是在他们的
地区得而复失之后，就使那些有附逆污名的人一起受到严厉的处分。例如，
陶宗仪在《刑赏失宜》条目下就记载过这样一件发人深思的例子，它写道：
至正十二年壬辰［１３５２　年］秋，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余杭县。七月初十日，入
杭州城。伪帅项蔡、杨苏，一屯明庆寺，一屯北关门妙行寺，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其贼
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
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原先不光彩地弃城而逃之政府军
士兵与官员现在回城并接收了它。一位蒙古军官率军从避乱之湖州返城］举火焚城，残荡殆尽。
附贼充伪职者范县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礼、顾八，为迎敌官军，剐于市，家产悉没县官。
明庆、妙行亦然。［凡滞留城中之］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罢黜不叙。［而逃窜出城未曾抗拒
之］省官复任如故［不加歧视］。朝廷法度既堕，刑赏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复得矣。①
我们整个这一节所谈的这些地方领袖只是需要政府不再能给予的安全；
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他们经常是要把权抓在手里，有时还滥
用权力，既搞值得赞许的自卫努力，又搞打家劫舍、公报私仇和其他一些不
理于众口的行为。１７３５　年完成的《明史》不无感慨地这样写下了陈友定不平
凡的一生：
元末所在盗起，民间起义兵保障乡里，称元帅者不可胜数，元辄因而官之。其后或去为盗，
或事元不忠，惟友定父子死义，时人称完节焉。②
如果不是因为日益重要的责任摆在他的道路上而使他有此非常机遇，陈
友定也将和其他数以千计的地方领袖们一样湮没无闻，不见经传。他们这一
类人很少能取得足够的显赫地位以赢得历史学家的一顾。但是在　６００　年以后
的今天，我们想要了解那时人们对由于社会崩溃而引起的不正常环境的各种
各样的反应，我们就应该承认在各地方和社会各阶层的无数无名领袖的根本
的重要性。他们创造了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活动的潜在可能
性。

盗匪




1353　年。
① 陶宗仪：《辍耕录？刑赏失宜》＇501＇，28，第　355　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41＇（1736　年，北京，1974　年重印），第　3717　页。
　



在传统的中国历史材料中，盗匪一词（“贼”、“匪”、“寇”，等等）
适用于任何蔑弃合法政权的人，从小偷小抢到大的群众叛乱的领袖和追随者
都用得上这个词，甚至也用于未成功之前的开国之君身上。可是，我们在这
里更多地是按照西方的惯常意义来使用“盗匪”字眼的，它意指破坏法律的
分子，即拉帮结伙搞抢劫、走私和海盗行为的人。上面已经着重指出，这种
盗匪在社会到处都有；某些人可能攻占省会或长期占领县城。但是，只有两
位领袖是盗匪出身而变成了在“群雄”割据时代逐鹿国家政权的赫赫人物；
这个群雄割据时代约有十来年之久，直到朱元璋在　１３６８　年总揽帝国权力时为
止。
群雄割据时代这两位杰出的盗匪领袖就是张士诚和方国珍（１３１９—１３７４
年）。张士诚在这两人中又更为重要。他的令人瞩目的生平完全值得予以充
分的研究，可惜现代历史学家还没有写出这种著作来。
张士诚
张士诚原是江苏北部沿海地区自驹场商镇（钱谦益等人说“在泰州”）
上的船工；这里是产海盐的政府专卖盐场。这种盐经由内陆水路运往扬州、
泰州和此地区的其他城市，再从这些地方由特许证持有者提货而向政府交
税，然后把盐再分往被指定的市场地带；未经登记的盐由走私贩子卖给不缴
税而非法私售的商人们。１３２９　年是一个有全面数字的一年，那时江苏北部的
２６　个盐场（两淮盐场）生产了全国盐产总量的　４０％，因此它挣得了帝国总税
收的　１／３。因此，政府在这个地方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
重兵防守的原因。但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在元朝末年日益不支，盐产的利润
成了一些人剧烈竞争的目标，其中有贪官污吏、盗窃成性的商人、偷盗者、
运输工人中的走私者，以及普通的盗匪。盐的运输是一种高度有组织的活动，
但秘密的帮伙长期在它里面起着大部分作用；走私的盐经常和纳了税的与受
控制的盐同载一船。张士诚就是这样的出身，一个以干犯法纪和讲哥们义气
来谋利的人。
张士诚在年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身体强壮、脾气暴躁、武艺高强、交友
大方的流氓而闻名，在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关系可以非法地发挥作用的环境
中，这些特点对他很有用。他和他的三个弟弟经常被富商所欺骗：他们给了
这些商人以私盐，但又受到他们私人卫队的欺凌。１３５３　年当张士诚　３２　岁的
时候，他突然以暴力报复了一个主要折磨他的人，杀了一个卫兵，放一把火
烧光了整整一个聚居地。然后他带着弟弟和只有　１８　条年轻的好汉的团伙逃到
邻县一个窝藏处，然后召募了一批党徒，把他的领导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于搞
有组织的盗匪活动。
根据撰写他早年的传记作者，张士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募集了万余随
从；他带领他们劫掠了泰州和这个地区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元政府经过微弱
的抵抗便给了他以赦免和官职；这是他们这几十年内应付这种危机的标准做
法。张士诚这时的行为是一种特有的型式，他将循此走完他生活的历程。他
戏弄朝廷的颁赐，这一次与许多次情况一样，他也似乎准备接受封赏，然后
杀死了衔命而来的使臣，以后又走着自己的道路。到了　１３５３　年底，他攻占了
扬州以北　２５　英里处的重要府城高邮，因此他就横跨运河两岸，能够拦截粮米
和其他供应物品。
这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的简单化了的叙述；它在其他方面揭示了与以下
几类人的联系：各种走私集团；不满意政府剥削并力图报复的盐工帮伙；已
　



经接受官方任命的原来的盗匪；与腐败的盐业垄断制度沾边的富商大贾之
家。就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来说，所有这一切的相互作用都是司空见惯的。
张士诚经历之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有不同凡响的抱负。他一旦确保占有了高
邮就自称大周王朝的诚王，从　１３５４　年起改元天佑。他开始任命一整套文武百
官，以做一个井底蛙的皇帝而沾沾自喜。湖北的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已在
１３５１　年称帝，国号天完。除此之外，早在　１３４１　年北方红巾军的领袖们也宣
称，他们的傀儡韩林儿是赵宋的后裔，但是直到　１３５５　年才宣布复辟宋室。这
两种红巾军运动都有大量的群众的支持。张士诚的建国称制，土地既小，人
口又少。他在当时的叛乱分子当中是很独特的。
１３５４　年夏，蒙古军队从该地区的防守重镇扬州出发，想把他赶走。蒙军
没有完成任务，朝廷马上以更加优越的条件给予他赦免，并给以更大的官职
和更显赫的爵位。这一次张士诚又玩起游戏来了：他先接待了使臣贵宾，把
他们滞留下来好像有待于深长考虑，最后又残酷地杀害了他们。
元朝廷对此以武力作出回答。它的最有势力和最能干的人物中书右丞相
脱脱决定对张士诚和其他叛军斩草除根。１３５４　年末，他带了一支大军上战场
——这是蒙古政权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并在　１１　月　２４　日包
围了高邮。在　１１　月　２８　日和　１２　月　１２　日之间，他屡次在高邮城下打败了张士
诚的军队。张士诚每一次都被迫退守深沟高垒的城内。与此同时，脱脱的分
遣队也正在打败附近县城张士诚的羽翼和扫荡其他反当局者的地区。１３５５　年
１　月　７　日，一道签署日期为　１２　月　２４　日的诏旨从大都（北京）发到了脱脱营
内。使他震动和惊异的是，这道诏旨命令他把兵权交给别人，削夺他的一切
文武职务，并把他放逐在外。他的军队溃散了，许多部队流为盗匪。一年以
后，他在云南边境的流放地被他的政敌的代理人所毒死；这些政敌在他离职
以后就控制了朝政。通过策划罢免脱脱的官职，他们同时摧毁了政府最后一
位可信赖的领袖，挽救了张士诚（以及其他叛乱分子），使元王朝的覆灭无
可挽回。
朝廷再次给张士诚以赦免和高官。他由于奇迹般地逃脱了被毁于脱脱之
手的灾难，这一次他深信他的事业交了好运。１３５５　年夏，他还是戏弄了朝廷
派来任命他为官的使臣们，后来又杀死了他们。他迅即继续发动攻势去夺回
已深受饥馑和疾疫之苦的江苏北部的失地。秋天，长江南岸江阴的一位叛军
领袖为了逃避那里的争吵和对手，求取高邮张士诚的保护。他劝告张士诚把
注意力转向长江三角洲的苏杭地区，因为这个地方太富饶了，人口也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