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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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是，许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１４２４　年　１１　月，他
命令内阁会同司法官员复查案件。后来，他宣称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
本人的判决也可以不顾或推翻，如果它们是在愤怒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
的。②此外，在他统治时期，他两次恕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家属，这
些官员因忠于建文帝而在　１４０２　年被处死。①恕免令免除其家属为奴，并发还
没收的财产。１４２５　年　４　月在他死前不久，皇帝颁布一份诏令，进一步告诫司
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
控。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和在惩处时株连犯人的亲属（重大的叛
逆罪除外）。他断言，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洪熙帝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
困境。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
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他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
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②特别使他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
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这是永乐统治晚期
的一个严重问题。流浪在永乐晚期使国家丧失大量收入。１４２５　年　２　月，皇帝
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
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①
此外，洪熙帝还派了一个以广西布政使周幹为首的专门小组去调查某几


② 中国派出和迎来的使团包括：派往占城国的　14　个，回访的　18　个；派往柬埔寨的　3　个，回访的　7　个；派
往暹罗的　11　个，回访的　21　个；派往爪洼国的　9　个，回访的　7　个；派往浡泥国的　3　个，回访的　9　个；派往
马六甲的　11　个，回访的　12　个；派往苏门答腊的　9　个，回访的　11　个；有帮助的背景材料，见王赓武：《明
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第　48—55　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转载于
《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第　70、74　页。
① 关于这些铭文，见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I，第　67—249　页。关于它们的重要意
义，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　67—69　页。
② 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　76—78　页；刘子政：《明代中国与汶莱交往考》＇354＇，载《明
史研究专刊》，5（1982　年　12　月），第　7　—　9　页。
① 见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547＇，各处；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236＇，第　525—544　页。
② 关于永乐帝之死，见吴晗：《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589＇，载《文史杂志》，2，2（1942　年　3　月），
第　76　页；王崇武：《明成祖与文士》＇539＇，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1（1949　年），第　12—16　页；
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　152—154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360　页。
① 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　271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355　页。
　



个府的纳税负担。它们包括应天、苏州、松江、嘉兴和南直隶及浙江的另外
四个府。皇帝生前未看到调查报告，但它成了宣德帝实施的减税计划的基础。
②皇帝还非常关心提供直接的救济；他几次因他的大臣们对此反应迟缓而大发
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饥荒中，他批驳了户部官员们的提议，即只借粮给百姓
而不是免费分发。另一次，他愤怒地驳回了一些大学士请他先与户部和工部
商议的要求，下令立即对一些受灾区分发救济粮和减免税收。
这些事件证实了这个时期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在很大
程度上是以前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洪熙帝采取各种措施以限制
明朝的扩张主义。当他登基后随即取消郑和的远航时，他已表现出了收缩和
巩固外事活动的倾向。在他在位期间，他满足于让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
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和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但
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已被合并了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
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
执行其父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
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③在洪熙末年，
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历史学家认为召回黄福是中国在安南失败的主要原因，
并委过于皇帝，因为黄福对当地的行政有丰富的经验，并得到当地人的尊敬。
最后，在他死前的一个月，洪熙帝在扭转其父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个最激
烈的措施，即把京师迁回南京。据说此举是夏元吉和其他高级朝廷官员作为
把资源从北方边境转移出来的策略的部分行动而强烈要求的。洪熙帝自他登
基时起，显然已有此意；这时他已设南京守备，并派他信任的将军和宦官去
指挥。洪熙帝对先帝侵略性的北征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北京；此外，他在南
京当过监国，熟悉南京的情况，感到那里更为舒适。另外他还关心维持北方
首都的费用，这项费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东南的负担，也使各政府部门
难以应付。
１４２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如同　１４０３　至　１４２０
年这段时期那样。两星期后，他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去拜谒洪武帝的皇陵，
并留在那里负责。尽管南京地区有地震的报告，但皇帝的返回和他朝廷的南
迁势在必行。然而皇帝在实施这一行动前死去。此外，他的继承者宣德帝并
未参与这一计划，宣德帝与永乐帝更亲近，对偏向北方的政策不那么讨厌。
北京依然是京师，南京又成了辅助性的都城。①
洪熙帝于　１４２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在北京突然死去，终年　４７　岁。对他突然死亡
的原因有种种猜测：雷击、中毒，甚至过度纵欲。后一种猜测的根据可能是，
在他死前几天，皇帝严惩翰林李时勉，因为他上奏提出批评，其中一条是他
在服永乐帝之丧时与其妃子有性关系。但是一名大太监报告说他死于心脏病
发作。考虑到皇帝的肥胖和足疾，这种说法更为可信。①


② 关于这一称之为“大礼议”的情节，见以下第　8　章。
③ 关于徐后之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566　页；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538＇，第　166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338—341、332、568　页。
① 关于称颂永乐帝及其统治的著作，见孟森：《明代史》＇375＇，第　105—114　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
第　9—12　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　128—133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173、
180、200、211、220　页；林仁川：《论永乐帝》＇343＇，载《北方论丛》，4（1982　年　12　月），第　96—100
页。
　



洪熙帝被尊为昭皇帝，庙号仁宗。其陵墓称献陵，建造得庄严简朴，象
征着他的统治作风。皇帝有　１０　子　７　女；其中　９　子　４　女成年。长子朱瞻基为他
与张后所生。他在　１４２４　年　１１　月已被立为皇太子，最后继其父而为宣德帝。
张后在这整个时期是皇室和宫廷的政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她活到　１４４２
年，寿命超过了她丈夫和儿子，在儿子在位时期，她成了皇太后。后来她在
她孙子正统帝时期为摄政，在幼帝在位的第一个　１０　年中在政治中发挥了极重
要的作用。张后的弟兄张昶（１３７４—１４２８　年）和张昇（１３７９—１４４４　年）被封
为可以世袭的伯爵。张昶本人积功而为著名的将领，张昇则凭升迁而成为一
名将领。
历史盛赞洪熙帝是一个开明的儒家君主，他像他模仿的古代圣王那样，
坚持简朴、仁爱和诚挚的理想。他因大力巩固帝国和纠正永乐时期的严酷和
不得人心的经济计划而受到一致的赞誉。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种对
为君之道的理想主义的和儒家的认识，但是它们也是他对前几代皇帝的一些
倾向的反应。①　皇帝有时因性情暴躁和容易冲动而受到批评，如他偶尔申斥
和惩处那些表现得优柔寡断或讲话太惹人恼火的官员。可是他有足够的度量
认识自己的缺点和向人道歉。不管他有什么错误，它们都可以被他的仁爱和
一心为公的热诚所弥补。①
过早的死亡阻碍了洪熙帝去实现一切目标，但尽管如此，他留下来的遗
产仍是一清二楚的。除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外，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
一个道德上坚毅的皇帝采纳学识渊博的大臣们的忠告统治天下——也作出了
贡献。在他统治时期，他十分信任翰林学士，把他们提升到负有很大责任和
有很大权力的职位上。这使人回忆起他的堂兄弟，即倒霉的建文帝来，但以
后几代皇帝却没有把这个先例维持下去。可是，内阁的三杨领导在他死后的
若干年中继续保持稳定；而内阁虽然有某些缺点，在维持文官政府方面，其
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洪熙之治经历了明代政府的重点发生重大变化
的早期阶段。





















① 关于明代财政管的这些方面的进一步讨论，见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载《剑桥中国史》，第
8　卷；更详尽的论述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　1、2　章。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　119　页以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338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
＇146＇，第　221　页以下。
　



宣德统治时期


洪熙帝长子的登基并没有引起任何强烈的政治和政府的反应：在性格
上，他与其父相似，也具有他父亲那种对皇帝作用的理想主义的、然而是保
守的想法。宣德帝是文人和艺术的庇护人，他的统治的特点是其政治和文化
方面的成就。
在最初两年，宣德帝面临其叔父朱高煦的叛乱和安南人继续反抗中国占
领的沉重压力。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前者用军事镇压解决，后者用外交方
式解决。在他统治的其余时期，北方边境异常安宁，因为蒙古人及其同盟已
经四分五裂，同时明朝又继续与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相对地说，由于没有内乱和外来威胁，帝国得以免去不必要的财政负担，朝
廷能够从永乐时期所承受的耗费恢复元气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
包括改变政治和军事制度，重新组织财政和扩大社会救济计划。

宣德帝的登基

宣德帝朱瞻基生于　１３９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是朱高炽（当时是燕王封地的继
承人）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朱瞻基习武，又在翰林学士的指导下学习
儒家学术。虽然他也有他父亲的那种学习经籍和文学的天资，但作为一个青
年，他尤其是一个杰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永乐帝的注意。永乐帝尚武，
常带朱瞻基离开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猎和进行军事视察。①
他的父亲在　１４１１　年后期被指定为皇太子，朱瞻基就立刻被永乐帝正式立
为皇太孙。他进一步攻读儒家的经籍和为政之道，此时主要由胡广进行指导。
这些课程深受重视，以致在他与其祖父公出时也不中断。他父亲为健康不佳
所苦，而朱瞻基则长得健壮，生气勃勃。他在　１５　岁时，被永乐帝带去参加第
二次远征蒙古的战役。他除了与其祖父关系密切外，还深深地敬慕他父亲，
常常保护他父亲使其免遭两个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击。这一切引起了其
他几个叔父的警觉，他们对他的坚强的性格和他受永乐帝的宠爱有很深的印
象。
洪熙帝登基不久，在　１４２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立朱瞻基为皇太子。在以后几个
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但在次年　４　月，他父亲派他到南京去
帮助完成迁都的准备工作。当洪熙帝在　５　月　２８　日患病时，皇太子被召回北京，
但当他抵达时，皇帝已死去。于是他在　２６　岁时成了新皇帝。他在　１４２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正式登基，开始了宣德统治时期。他放弃了他父亲把朝廷迁回南京的
计划，仍保留北京为帝国的首都，这多半是因为他成长在此地，因而与永乐
帝一样深切地关心北方的边境。

政府结构和人员

宣德帝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



① 关于朱高煦和朱高燧的论述，见孟森：《明代史》＇375＇，第　121—124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340—343　页。
　



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
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由于洪熙帝的改组，由翰林学士任职的内阁此时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永
乐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谘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
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
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②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
部尚书的官衔，黄淮和金幼孜分别保留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头衔。他们都
得到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曾是他的老师，而且他们还是
前一代皇帝的有功之臣。他们由像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元吉等高级官
员协助工作，夏元吉虽不是内阁成员，却能参与决策。但除了这些人外，在
宣德年间内阁很少添人。③开国皇帝禁止给予这类顾问丞相头衔的命令并不能
阻止他们势力的稳步发展，特别在他们得到皇帝坚定的支持后更是如此。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
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洪熙帝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
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
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
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
管的部去贯彻；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
①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
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
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
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
势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来，他们作为皇帝的个人代表，一直在执行紧要
的任务。洪武帝在位时，负责皇帝文书的司礼监太监不准与外廷的官署接触，
以防止宦官参与政事。建文帝和永乐帝也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弊病，都遵循这
一做法，严密地监视着宦官的活动。①
宣德帝也持同样态度，但他一改以往的方式，而是在宫内为宦官提供正
规的书本教育。１４２６　年，后来又在　１４２８　年，皇帝指定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
宦官，以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