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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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这一卷和下一卷都用于讲述明史。这一卷讲述的是政治史，从　１４　世纪
中叶结束元代对中国的统治的那些叛乱——１３６８　年建立的明王朝即兴于其
中的一个叛乱——讲起，一直讲到南明，即明王朝的最后残余部分于　１６６２
年在缅甸被消灭时为止。那时距满清王朝于　１６４４　年在北京宣布受夭之命完成
征服中国之时差不多已有　２０　年了。
从　１４　世纪的　４０　年代起到　１７　世纪的　６０　年代止的大约　３００　年间，精确地
说是从　１３６８　年到　１６４４　年的　２７７　年间为明朝正式统治时期，它是　１１２６　年自从
北宋陷入女真人之手以后直至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段中华帝国后期
史唯一由汉人统治中国本土的一个王朝。本地王朝和外族征服者王朝的这一
更替当然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它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也
未曾中断中国文化的连续发展。可是，汉人胜利地重新夺回了政权，这在历
史上却是很重大的事件。
在明代，明王朝被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而在拥有民族主义心态的
近百年间尤其如此。这个复兴了的社会中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的
生活将在第　８　卷内讨论。我们在那里可看到许多材料，它们会说明明代的中
国出现了文化的发展，国土的开拓，而且如果我们愿意打个生物学比喻的话
还可以看到，它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和光辉灿烂的
传统中国文化是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将会看到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虽然统计
数字偏低），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
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
水陆交通体系的逐渐充实起来，这表明生产和交换已在扩展。东南沿海诸省
日益变得重要，离心力促使该地区许多艰苦的居民向海外求生，这些都早于
欧洲商业扩张的时代，而且足以与它相抗衡。中国内地南方和西南诸省在明
代的内附也足以证明这时期的扩张的成效。当这个时代的政治史被详细地描
述时，明代社会有无穷的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对于明代的政府应该做什么样的最后估价？明王朝是一个强有力的政
府的时代，抑或仅仅是皇权及其附属物用展示暴力意志的办法来恫吓文官政
府的时代？它是一个行政效率甚高的时代，还是环境造成的实际局限性严重
地限制了其政治成就的时代？它的国内行政到底是皇权制度在其漫长历史发
展中这时比以往更有效地发挥了行政潜力的工具呢，抑或事实上它是社会各
阶级的和各地方的利益集团达到它们各自不同目标的手段？这种种问题可能
有用词不当的成份，但都是人们很久以来就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书里读者
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有关问题。明代政治史的某些内容曾经引出一系列有关的
很纷繁而又互相抵牾的问题，这样做可能有助于澄清其中的某些内容。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明代是一个政府很坚强有力的时代。它的开国之君
把它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充满自信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但是，这些表
面现象会不会骗人？可能有人会说，明初诸帝想集中权力和想把他们的意志
强加于一切政令之上，但他们的这些意图实际上从未象统治者打算的那样形
成有效的制度，也许还使他们自己骗自己地认为确实形成了制度。黄仁宇教
授曾一再指出，中国人在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时宁可用伦理办法而不用技术办
法，这就使政府的工作方式有局限而影响到权力的运转。他的论点很有说服
力，但是，泱泱大国的形象不易驱散。人们只要看一看明代中国在亚洲被拾
　



举的高大形象，就可知其一二了。
在传统上，亚洲内陆曾经出现中国的征服者，明初几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不仅在这里重建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他们也在亚洲的海路上重建了权威地
位。中国与其他亚洲陆上列强原来的外交关系被由中国作为世界秩序中心的
时代所取代，其依据是中国人的假设，即认为中国是中心，而且高人一等；
而其余国家不论大小也都是通过朝贡办法名义上承认中国的这种地位。它在
内政上也重建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和监督结构——即数以千计的地方的和地区
的行政官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选贤与任命而
来的。明王朝甚至比帝国早期几个典型的王朝更加企图使政权的运转正规
化，使官员的行为整齐划一，以便纠正像明初诸帝认为的几个异族王朝所强
加给中原的那种目无法纪的、贪污腐化的窳政。总而言之，不管它是好是坏，
明初的国家力图给官民的公私行为定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以此巩
固其政权。后来由此产生的“经过修正的”新儒家精神气质在许多方面都是
明代的新成就，而且它对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起初很强有力，明代的政治史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历史。这一卷中
有几章经常集中探讨它的政治弱点。明代政府被某些近代学者称之为中国文
明的伟大成就。它也被视为一种证据，表明它在实际情况的对比之下其弊病
多么不近乎常情，即这个工作体系老是需要修修补补，而从不接受彻底而合
理的纠正。这里可同时看到对这两种观点的反省。但是，不管这些作者们偏
重于采取哪样一种判断，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明代中国的行政治理是一个
巨大的事业：因为它承担的这项工作是宏伟无比的，行政的专业理想是崇高
的，而其平时治理工作中所特有的理想的形式和实际的形式的相互作用又是
特别复杂，令人难以处理。
如果这些对于明政府性质的基本评价尚不足以作为定论，它在行政治理
方式的发展方面的某些长远趋势似乎还是一清二楚的。虽然那位专制的明朝
开国君主搞了许多严格的条文法令来束缚他的一切后嗣，但明政府并非一成
不变的。它　３００　年来的演变之迹仍有脉络可寻。这里不妨指出其中某些趋势，
可能是有益无损的。
明代政治史中最引人发生兴趣的一个特点，是它从一位雄才大略的（而
且他自认为是全能的）开国皇帝的直接统治向分权制度——不论是正确的授
权或者是篡权——演变的趋势。明朝的皇帝是权力结构的拱顶石，没有他们，
政府的权力就不能运转。他们是中国文明之内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履行宗教式
大典的领袖，而这种大典在这里的重要功能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
还有，明代的皇帝又是需要日常亲政以决定和推动治理庶务的这一套制度的
行政官员。如果缺了这一个环节，那就需要有某种并不绝对合乎人意的替代
物来代替皇帝自己的统治行为。
隐藏在这套制度背后的是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即皇帝在全国范围
极其广泛的事务中都能做出精明的决定：从任命数以千计的各级文武官员起
到全面或细小政策的修订，他都得管。的确，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审定一
下吏部初拟的候补官员名单，或者在提请需要他加以“同意”和加盖御玺的
奏疏中做一些次要的改动。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御玺，任何事情也办不了，
任何官员也任命不成，而且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人们都指望皇帝能给予
通盘的分析，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虽然皇帝的能力和功能的范围在中国人关
于君主制的观念中是固有的，但是在明代，这种范围在执行中的制度化的程
　



度却是空前未有的。自从明王朝在　１７　世纪覆亡之时起，历史学家就一直认定
那是明政府的决定性弱点，而且都指责明太祖在　１３８０　年竟废除了丞相的职位
及其秘书和顾问班子。
因废除“丞相制”而引起的政府的改组，外廷最高权力层的消失，以及
由此引起君主及其内廷来承担这些支撑性职能的情况，使中国的中央政府呈
现出一种新形式，而且这种新形式终明清两代一直维持到了辛亥革命。但是
在实际上，明太祖的意图早在他在位之年就已有所改动，后来依照历代皇帝
统治时期的当时情况、他们本人的才具和承担的义务，通过日积月累的演变
和对习俗的适应，这种意图就有了新的形式。自然，猜忌多疑的明太祖担心
他的顾问和行政等高级职业官僚会歪曲政令来图谋私利，甚至赤裸裸地搞篡
权活动。他也害怕那些士大夫作为下级地方官会滥用手中的权力。
由于明太祖强调改善农村社会的条件和加强地方政府的规范化（不管此
举是纯粹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或者是他精明地意识到这样符合国家利益，
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某些学者认为农村群众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说他
在这种事件中对官僚的猜忌有可取的话，那么，在复杂的政治机器的更高层
中，他的腐蚀性的猜疑因有深不可测的恐怖做后盾而极具破坏性，且倍加厉
害，因为它一旦制度化，就长期地影响着后世的历史。人们可能争辩说，作
为　１４　世纪中国的一位政治领袖，他别无选择，在建立政府时只有依靠那些自
称为信奉新儒学的文化人的服务。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承认那是治理中
国社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又深深地疑虑它的后果；他让他的官员经常处于
惊骇之中，又使皇权高高在上而处于脱离官僚阶层使之不能够提供最佳服务
的地位。这就是他要建立的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政体。
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本卷各章的叙述令人极感兴趣地看到一代一代皇帝
都在不断地修订制度，以图克服这种基本的行政缺陷。我们对第二代皇帝
（１３９８—１４０２　年）知道得不多，但是很清楚，他大大地提高了他主要保傅们
的顾问功能，因为正是这一措置的失宜，为篡夺者提供了口实。篡位者明成
祖于　１４０２　年到　１４２４　年在位，英武而有方略，但他并不完全拘守他所他声称
要捍卫的原则。因为他的兴趣是在解决远离宫廷的边疆问题，他开始设置内
廷各机构，使他能摆脱枯燥乏味的日常政务。
他的规划中与政制最相关的是他为翰林院选拔最优秀的进士为翰林学
士，以便在时机到来时组成内阁。与此同时，他使宦官起着更大的作用，甚
至主张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正式学习政事，明瞭国家掌故。这就必然使得文
官们和他们的宦官同僚们的合作形式变得错综复杂起来，甚至每一方都力争
皇帝的支持，扩大己方权力，以打击对方为务。应该注意，这两方面的协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顺利的，但是当宦官凭陵一切，左右皇帝并蔑视文官政
府的准则时，这经常发生的龃龉也是不可小视的。
第一件这样的事例发生在　１５　世纪　４０　年代儿童皇帝明英宗之际。直到明
朝末年就有好几起这样惊人的滥用权力事件，它们在明代政治中叫人立刻想
起与宦官有关系。如果说从　１５　世纪后期起，在任何一时期担任文武官职的数
以万计的宦官中，其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奉命行事而不是肆无忌惮地滥用权
力的人，那么，很可能在他们的某些正规职能——即主要是沿内陆边界搞国
际贸易或搞海上转口贸易，或者为皇城搞采办和特别税收——中，他们也许
大部分时间表现得很糟糕。
１３８０　年废除丞相之职从而使皇帝与在外廷有领导百僚地位的高级负责
　



顾问隔离起来，这就可视为发展内阁和与正规官僚制度相应的宦官官僚制度
（这两者是明代内朝的两要素）的起点。明朝政府的这些非正规——虽然它
们最后变得高度正规化——的因素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明王朝整个政治史
的主要焦点。某些皇帝在这个制度内工作得很好，有时也添加了重要的新内
容。正如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另外有些皇帝则严重地不履行或抵制各方面的
准则，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后果。从我们现代的观点看，当历史的读者因这
个制度的不合理处没有被一代代敏锐的和忠心的官僚政治家们所克服而产生
受挫的压抑情绪时，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对于政治衰退的这种低调叙述恐怕会使我们
的意识承受很大的负担。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也不应该忽视。这个与西欧
面积相仿佛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在这个难免有错误的治理体制下的确是欣
欣向荣的，而且那些准备充分的、愿意献身的求职官员的人数也是源源不绝
地涌现的。每隔　１０　年就有新的一批能干的、急于在为政府的服务中谋求个人
前途的人。每当某一部分人因宦场失意而意志消沉下去时，另一些热心的替
补者就马上递补了上来。尽管明王朝的治理步履蹒跚而很不得力，但它的文
官制度却是生动活泼，在后世也是无与其匹的。
那么，明代的中国是治理得很糟么？明政府的力量同时也是它的弱点；
例如，它特别强调教养、学识和伦理义务，其局限性是使之务必符合先朝故
事、调和折衷和保全面子等大问题。它在促使大范围的稳定性方面既有弱点，
又有强处。我们不妨这样提一个问题：在明代的那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哪个
国家比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些（其他国家没有遇到中国这么大规模的问题）。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这样一个问题直到明王朝以后很久才困扰着中国。
试以明政府所要执行的任务来说，它既要维护这么广大疆域上的统一和同舟
共济的意识，又要表现出充分的自我振兴的面貌，以便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情
况下使社会哪怕是缓慢地，但却是灵活地发生变化，所以它的成就给了人们
很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明政府也允许那些生计稍微充裕而有余资的中国
人自行其是地利用其资财，因为不论比起当时或以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
说，它向人民征收的税项是很少的，它把它的勤劳人民在财富所出之地里所
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留了下来。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但是，社会仍然是开放
的；它给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这在不久以前还是不可能的。
对于明代中国的政府，不可贸然予以等闲视之。
在　１４　至　１７　世纪的发展变化中，另外一些趋势还可以从明代历朝皇帝的
统治中看得出来。其中很明显的是明王朝的防御态势。他们朝夕思虑的是北
方蒙古邻居所给予的威胁，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明王朝就是抗拒并逐出
了蒙古征服者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必须防备蒙古人卷土重来，直到另一个北
方邻居满族在　１７　世纪初取代了蒙古人的威胁时为止。如果对蒙古敌人的集中
注意是形势中持续的现象，那末，又出现了什么长远的变化趋势呢？那就是
构筑堡垒自固的趋势。最初，明人是在自己本土内用蒙古人的战法对付蒙古
人；在　１５　世纪中叶以前，这种打法被改成防御政策，即撤退到固守的工事之
后；这些工事位于标志着中国式的定居生活的北部边境前线。明太祖曾计划
保持深入草原去守卫的部队。永乐帝这位篡夺者在　１５　世纪头　２５　年曾一再出
兵草原，但是未能使前沿戍军成为攻势性积极防御的有效部分。他把戍军撤
至更容易设防的战略要点上。尽管有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蒙古人在　１４４９
年和　１５５０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