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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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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

  由上可知,吴、蜀经学虽不及曹魏,但亦各有发展。

三、荀悦的《汉纪》

  荀悦(148年至209年),字仲豫,颍川郡颍阴县(今河南许昌市)人。祖淑,有名于世,当时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有子八人,号称“八龙”,其中以悦叔爽最著名。董卓专政,拉拢名士,辟用爽等爽自到任至进拜司空,仅九十五日。爽虽被卓破例拔用,但仍乃心汉室,暗中图谋诛卓。悦早失父,年十二,能说《春秋》,性沈静,好著述。汉末政在阉官,悦隐居不仕。悦从弟彧,为曹操所重用。及献帝都许,乃征悦,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献帝颇好文学,荀悦、荀彧及孔融侍讲禁中。建安三年(198年),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编年体《左传》撰《汉纪》,至建安五年(200年)书成。

  《后汉书》卷62《荀悦传》言《汉纪》“辞约事详,论辨多美”。至唐,刘知几撰《史通》,按古代史书体裁分为六家,即: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记家(通史纪传)、汉书家(断代纪传)。刘知几对《左传》及《汉纪》颇为赞赏,他在《史通·六家篇》言:“《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为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亦言:“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已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可见刘知几已把《汉纪》与《汉书》相提并论,说明《汉纪》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汉纪》的价值,即在开一新体裁,以补《史记》、《汉书》等纪传体互相重复、于文为烦的不足,从而创立了以年月系事的编年史书体例。自荀悦撰成《汉纪》以后,陆续有张А⒃旮髯逗蠛杭汀贰⑺锸⒆段菏洗呵铩罚杀ψ督汀贰M蟾鞔加凶颂宀谜撸得鬈髟么唇ㄖΓ挡豢擅弧S辛恕逗杭汀肪涂梢杂搿逗菏椤坊ハ嘤≈ぃ苟倘〕ぃ阌诙琳咚卸梁脱芯俊

  《汉纪》的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皆《汉书》所无;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是知《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比。《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所谓《申鉴》,即申论前事,以为后世鉴戒之意,仅从此题目观之,即知悦著书并非脱离政治者,献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许,虽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对献帝的监视和控制,远远胜过已往凉州军阀,而献帝亦企图诛操。在这种情况下,悦势不得保持中立,历来学者多以为荀悦不满曹操专政,其著书的目的即在于规劝曹操作一汉室忠臣,而勿为王莽篡夺,遗臭万年。但也有个别史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依我看,荀悦出身于儒门世家,个人并不怎样热中于权势名利,故栖迟衡门,年逾半百,始行出仕。从他的阅历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参预诛操谋划。但从他所撰《申鉴》及《汉纪》的思想内容看,连他自己都不回避乃“有监戒焉”。所以他在《申鉴》中要“在上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这是明确劝告曹操修德慎行,内不回惑伤忠贞,外无异望图汉鼎。继之又言,“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书,善恶成败,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这是告诫曹操,要黾勉作周公,永远留典型于后世,获荣誉于万代,切勿作王莽,逞快于一时,遭诟辱于千载。

  从《申鉴》的内容看,如“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等等名言嘉语,表明荀悦不仅明于治乱之理,而且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然而他在《汉纪》中却喋喋不休地谈论天人感应与灾异迷信之事,显而易见的是他企图以此来恫吓曹操,使操日后亦不能不对自己不相信天命之事加以解释。

四、鱼豢的《魏略》

  有关三国史的撰述,《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有简要的概述:

  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璩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并作之中,曜、莹为首。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缺,书遂无闻。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

  至晋授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

  由上可知,曹魏官撰史书为王沈主撰之《魏书》。孙吴官撰史书为韦昭主撰之《吴书》。《晋书》卷39《王沈传》言王沈于魏正元年间(254年至259年)“与荀觊、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那时,高贵乡公曹髦因不能忍受当傀儡皇帝的耻辱,决定对司马昭发动突然袭击。当曹髦把这个计划告诉给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后,沈、业二人立即驰马向司马昭告密。因此,王沈受到司马氏重用,官运亨通,但为众议所非,《魏书》也因袒护司马氏,被讥为非实录。

  《吴书》的主撰韦昭,孙晧时为侍中,领左国史。因孙晧暴虐,群臣多阿谀顺旨,数言天降祥瑞,以博得孙皓欢心。晧以问昭,昭曰:“此人家筐箧中物耳”。晧又欲令昭为父和作纪,昭以和“不登帝位”,不予照办。诸如此类的事,使晧衔恨在心。凤凰二年(273年),晧竟杀昭。与昭共撰《吴书》的薛莹、华覈皆正人君子,且有才学。故《吴书》尚为史家所许可。

  《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撰,《史通·古今正史》谓“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然据《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魏略》记有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及郭太后议立高贵乡公事甚详,则知《魏略》记事非只止于明帝,而是止于三少帝时。近人张鹏一《魏略辑本》谓鱼豢死于晋太康以后,则鱼豢入晋后还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鱼豢不曾仕晋。看来,鱼豢是忠于曹魏而耻为晋臣者,故《魏略》叙事颇注重品节作风。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之书,以《魏略》为最多,《魏略》虽早已亡佚,但从裴注中尚可窥知其梗概。从《魏略》的内容和文字看,还是相当好的。鱼豢是关中人,所以对西北的风土人情多有叙述。例如《三国志》卷30《东夷传》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不仅能补陈书之缺,而且史料价值极为珍贵,被史家誉为“殊方记载,最为翔实”。《魏略》很注意对三国时各阶层人物的描写,例如鱼豢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作《儒宗传》,其序曰:

  从初平之元(190年)至建安之末(220年),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由上可知,曹魏时,子弟入太学,多是为了避役,而在太学教授生徒的博士,也大都粗疏,学无根底。朝中公卿以下能执笔为文者也不到十人。无怪乎鱼豢要叹息学术的坠落了。鱼豢在《儒宗·董遇传》中介绍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决条件,即不论学习什么书,都“必当先读百遍”。他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鱼豢在《儒宗传》中,还揭露了地方旧姓豪族欺凌单家(非富强之家)的情景。如在《薛夏传》说:

  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可能为“雄”字之误)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时太祖已在冀州,闻夏为本郡所质,抚掌曰:“夏无罪也,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乃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

  由上可知,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称霸郡中,单家薛夏独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便千方百计地想对他下毒手,薛夏投奔曹操后,四姓仍企图捕他论罪。地方豪族对名闻中原的学者,尚如此狠毒,一般单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压程度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魏略》中还有《清介》、《纯固》、《勇侠》、《知足》、《游说》、《佞幸》等传。清代学者钱大昕谓《魏略》“诸传标目,多与他史异”;高似孙称《魏略》“特为有笔力”;“亦一时记载之隽也”。

  《隋书》卷33《经籍志二》:“《典略》(可能为“魏略”之误)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魏略》三十八卷,鱼豢撰;《典略》五十卷,鱼豢撰”。《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鱼豢《魏略》五十卷”。

  由于以上三志记载各异,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典略》与《魏略》是一书,有的则认为是二书,不管怎样,二书皆为鱼豢所撰,而且皆为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用,是没有争论的。由于本书引用《魏略》中的记载已不少,故在这里不再多述。

一、玄学的兴起

  东汉初期,封建统治者提倡名教,奖励气节,故东汉士风之高涨,胜过其他朝代。降至东汉中后期,政治每况愈下,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柄,敢于同戚宦斗争的士人多罹祸殃。桓、灵之世,宦官肆虐,两次兴起党锢之祸,其被杀戮禁锢者,“皆天下善士”,故义烈之士范滂慷慨陈词:“古之循善,白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因之士人对东汉王朝的统治产生厌倦情绪,所谓“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其后黄巾等农民起义连续发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后,东汉王朝开始分裂,各军阀互相攻战,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脑涂地者,所在多有。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又有曹氏代汉以至司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侧身其间,因惧被卷入政争而遭横祸,乃求助于老、庄清静无为、卑弱自持的理论,此为玄风所以兴起的原因之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士人以钻研经书为主要仕进之途。但统治者所赖以控制思想的儒家经典流弊甚多,一是荒诞无稽,今文经学者之谶纬迷信说教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二为经师传授各有家法,抱残守缺,党同伐异,不仅妨碍学术的自由探讨,而且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纠纷之中,因之士人多“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三为经师训诂章句之学过于烦赘,“学者释经,而务碎义逃难……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于是崇尚事功之士读经便不求甚解;游谈之士则转而探索老庄,此为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二。

  汉魏之际,战乱频仍,士人地主的土地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但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社会声望。各军阀为了壮大自己,对他们不能不拉拢重用。特别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颁行以后,上层士人多了一层世代为官的保障,可以少受一些“白首穷经”的折磨了。在经济和生活享受上,上层士人过着优厚和逍遥自适的生活。为了掩盖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和空虚的心灵,便打起老庄的旗号,装作恬淡无竞和超世绝俗的模样,以显示其清高。这是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三。

  以上所谈是三国时士人所以兴起玄风的主要因素。但容许他们有谈玄说虚的客观条件,也是必要的。自曹操官渡之捷至曹叡身亡,四十年间,清谈玄风尚隐而未盛。到正始时,皇帝幼小,既不能行使政权,而辅政大臣曹爽和司马懿又互相争夺,都不愿开罪士人,因此,玄风得以煽起,而君主无为、大臣揽权的理论也得到了抬头。

  玄是虚无深远的意思。颜之推在其所撰《颜氏家训·勉学第八》称《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玄学的表现形式是口谈玄理、注释玄书和行为放诞。倡导者多系达官贵人及其依附者。一般谓玄学始于魏正始年间(240至249年),实则,试观秦汉以来的史籍,避世嫉俗、清静自守的士人君子,固无时不有。拿东汉一代来说,从东汉初期的冯衍、傅毅、淳于恭,到汉魏之间的马融、仲长统、蔡邕、孔融、焦和、孔伷、习祯、郑泉诸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老庄达生任性的言行。即就曹魏统治者来说,曹丕在为帝前,与诸文士交游,曾先后令其甄、郭二夫人出面拜客。曹丕即位后,“常羡汉文之为君,宽仁玄默”。曹植在曹操时,饮酒不节,对客傅粉、跳舞、击剑,读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曹丕、曹植所以放诞若此,系“孟德家风所致”。实则,曹操本人也是够放诞的。史称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操甚好色,克敌致胜,常掠占人妻,说明操本人也不甚检束,盖玄风之兴,实当时社会风气使然,非一、二统治者所能左右。

二、何晏与王弼的玄学

  何晏与王弼是兴起玄学的中心人物。何晏,字平叔,南阳宛县人,为何进之孙。曹操“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后操以女妻晏,故晏与曹氏关系颇为密切。晏美姿容,有才学口辩,操甚宠之,然因行动缺少检束,为曹丕所憎。故黄初时无所事任。曹叡亦未重用晏。正始元年(240年),晏与曹爽等为司马懿所杀。魏晋人对何晏的评议多有贬抑,何晏在政治上是失败者,诚有恶多归之之处,但不可能全是子虚乌有之谈。何晏同其他清谈家一样,多系名不符实、行不及言的人物。据《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何晏认为夏侯玄看问题深刻,能精通哲理;司马师遇事见微知著,能建立事功。但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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