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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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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日益扩大,波及冀、幽、青、徐四州。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刘虞过去即曾做过幽州刺史,对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一向采取安抚的政策,成效较好。所以这时汉朝仍把他遣回幽州。刘虞到蓟后,“罢省屯兵,务广恩信”,对乌桓贵族“开许善路”,只悬赏缉拿张纯。纯走出塞,为部下所杀。于是灵帝遣使就拜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董卓掌权,又进虞为大司马、襄贲侯。幽州地处边塞,资用经常不能自给,每年需从青、冀二州赋调抽款二亿余,始得维持开支。后来连年战争,幽州无法再得到外州援助,赖有刘虞处置得当,情况有所好转。《后汉书》卷73《刘虞传》称虞:

  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

  以上叙述,不免有渲染过甚之处,特别是最后两句言豪强富人因刘虞持身节俭,便改变了自己的奢侈僭越行为,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刘虞注意生产,提倡节约,使幽州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应是可信的。

  刘虞到幽州后,撤去诸屯兵,唯留下了原来立有功效的降虏校尉公孙瓒,令他率步骑万人屯驻右北平。但公孙瓒一向主张用武力扫灭乌桓,刘虞却“欲以恩信招降”,公孙瓒经常“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可是刘虞却“为政仁爱,念利民物”,因此这两个主张和作风迥然不同的要员,便不能和平相处,嫌隙日益严重。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青州黄巾军三十万人进入勃海,准备与黑山军汇合。公孙瓒率领步骑二万迎击于东光县(属勃海郡,在今河北东光县东),打败了黄巾军,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公孙瓒因镇压农民军有功,被提升为奋武将军,封蓟侯。随着公孙瓒军事实力和官爵的升高,其贪欲也跟着增长,他迫不及待地要与袁绍争夺冀州。他先上书朝廷,陈述袁绍不忠不孝的各种罪恶,然后提师南下。战争开始时,瓒军颇占上风,冀州各城多叛绍从瓒,瓒以田楷为青州刺史,严纲为冀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初平三年(192年)春,公孙瓒与袁绍大战于界桥(今河北威县东)之南。瓒以步兵三万余人为方阵,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骑,白马义从为中坚。旌旗铠甲,至为鲜明,光照大地。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两侧,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阵于后。麴义久在涼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瓒见义兵少,纵使骑兵直前陵蹈。义兵先皆伏楯下不动,瓒骑未至数十步,义兵始同时俱起,扬尘大呼,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瓒兵顿时土崩,大败奔逃,瓒所置冀州刺史严纲临阵被杀。义兵一直追至瓒营,拔其牙门,瓒退还蓟。从此,瓒与绍战,常居劣势。

  公孙瓒不仅与袁绍是对头,他同刘虞的关系也越来越坏。瓒与绍战,虞屡加禁止,瓒不从命,刘虞缩减对瓒的军粮供应,二人怨隙愈深。瓒为防虞袭己,于蓟城(今北京市大兴西南)建筑高台。虞数请瓒相会,瓒托病不至,于是虞有讨瓒之意。初平四年(193年)冬,虞亲率诸屯兵合十万人攻瓒,从事程绪以“兵起萧墙,非国之利,加胜败难保”,劝虞勿行。虞嫌绪“临事沮议”,杀之。虞出师时,告诫军士:“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时州从事公孙纪知虞谋而夜告瓒,瓒部曲放散在外,瓒仓促间闻虞军将至,颇为恐惧,即掘东城欲走。可是刘虞素来不习兵事,平日既不训练士卒,战时又不让烧人庐舍,所以军队虽多,却攻不下城。公孙瓒见有隙可击,乃率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虞军而大败之。刘虞北奔,被禽还蓟。不久,献帝派遣使者段训到蓟。瓒诬虞前与袁绍等谋为天子,胁训斩虞于蓟市。

  公孙瓒既杀刘虞,尽有幽州之地。但虞素有恩信,部下多欲为之复仇。兴平二年(195年),虞部属鲜于辅等率州兵并招聚乌桓及汉民数万人,大破公孙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于潞(今北京市通县东)北。袁绍又遣麴义及虞子和将兵与鲜于辅合击公孙瓒,败之于鲍丘(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于是瓒地日蹙,退守易京(在今河北雄县西北),不敢出战。瓒在易京城内为围堑十重,于堑内筑京(大粮仓),积谷三百万斛。自言:“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以知天下之事矣”。可是到建安四年(199年)春,这个具有高台深堑的堡垒还是被袁绍攻克,公孙瓒自知无救,乃尽杀其妻子,然后引火自焚。

  在袁绍与公孙瓒不断攻战的八年中,除了双方在冀州、幽州直接交锋外,还有公孙瓒所署青州刺史田楷与袁绍长子袁谭在青州的战争。袁谭初至青州时,只据有平原一郡,建安元年(196年),谭北逐田楷,东攻北海相孔融,略有青州,袁绍灭公孙瓒后,又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甥高干为并州刺史。于是绍兼有冀、青、幽、并四州,地广兵多,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一、曹操的兴起

  (1)出身和初仕

  曹操,字孟德,豫州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他祖父曹腾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大宦官,曾做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腾在宫中服事达三十余年,前后经安、顺、冲、质、桓五帝。如前所述,东汉后期,中央政权的实际掌握者,很多时候都是宦官。曹腾的政治作风与一般宦官不同,他对官僚士大夫竭力拉拢。当时名士如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堂谿典等都由于他的提携而致位公卿。因此,士大夫对他颇有好感,例如当种暠做到司徒后,对曹腾十分感激,他说:“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腾养子嵩由于腾的庇荫,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高级官吏。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嵩以亿元巨款买得三公之首的太尉。曹氏一门做高官,享厚禄的颇不乏人。所以曹操是出身于有人、有钱、有势的大官僚家庭。

  但曹嵩究竟是从那家过继来的呢?有的书说曹嵩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的叔父。陈寿在《三国志》卷9《诸夏侯曹传》中评说:“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有人以同姓不婚为理由,断定嵩非出自夏侯氏。但从操对夏侯氏的重用情况看,操与夏侯氏决非一般婚媾关系。夏侯氏既非操之母家,又非妻族,却得操格外重用,待遇很特殊。清代学者潘眉说:“《陈志》于《帝纪》云:‘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于《列传》则以诸夏侯、曹为一卷,显以夏侯氏为宗室矣。”其言颇能抓住问题的契机。《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更明言:“曹氏,夏侯氏之出也。”

  曹操是曹嵩的长子,幼机警,有权术,喜任侠,行为放荡,然而极为好学,博览群书,特别嗜好兵法。曹操的文学武略,从小便打下了扎实的工夫。

  东汉时代,一般士人要想进入政界,除了依靠父祖庇荫外,本人也要“交游士林”,以便互相赏识和援引。东汉宦官虽很跋扈,但宦官一般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本人一死或失势,其子孙亲党也跟着垮台。曹腾子孙与此不同,不仅其子曹嵩一直在朝中作高官,其孙曹操也从幼就和官僚士大夫有密切的交往。

  许多学者认为曹操由于是宦官之后,少时为士大夫所不齿,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操少时,官僚名士如桥玄、何颙、张邈、蔡邕等都和他关系密切。出身于四世五公家庭的袁绍是一个不轻易接待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的高贵公子,曹操少时也与他交往。可见曹操少时并没有受到士大夫的排斥。反之,曹操少时的表现已经受到一些官僚名士的重视。如太尉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名士何颙见到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当时一般公卿子弟做官非常容易,曹操二十岁,即被举为孝廉,做侍卫皇帝的郎。接着又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那时东汉王朝腐败已极,到处豪强横行,欺压贫民,目无法纪。曹操年轻气锐,颇思有所改革,为百姓除残害,为自己树名誉。他一到洛阳北部尉衙门,便修缮四门,造五色棒,在每门左右各悬十余枚,有犯法者,不避豪强,都用棒打杀。一次,灵帝最宠爱的宦官蹇硕的叔父于夜间行走,也被用棒打杀。因此,豪强有所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而豪强及其幕后支持者都把曹操看做眼中钉,必欲拔去之而后快。但由于曹操也有靠山,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手法,在灵帝面前夸奖曹操甚有吏能,于是外调为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令,这时他二十三岁,不久,曹操又回朝为议郎。

  曹操在议郎任内,曾因从妹夫强侯宋奇被诛事,一度免官。由于曹操能明古学,不久复职。议郎不担任实际政务,专门给皇帝提供意见,论列是非。当时朝政昏浊,奸邪充塞,皇帝为宦官、贵戚所包围愚弄,不知下情。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皇后父大将军窦武、太傅、名士陈蕃谋杀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杀。曹操特为窦武、陈蕃上书申诉,指言“奸邪盈朝,善人壅塞”。灵帝不能采纳。

  光和五年(182年),灵帝下诏令三公举奏州郡官吏无治绩而为民蠹害者。三公倾邪,贪恋禄位,不敢得罪宦官,反而乘机受取贿赂,只把边远小郡一些清贫守法的地方官纠举塞责。曹操对此甚为忿恨,上书斥责三公所举,专回避贵戚。灵帝稍有感悟,责让三府,把蒙冤被诬的地方官拜为议郎。此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陷害。操知不可匡救,遂不复献言。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春,黄巾起义发生,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在镇压颍川黄巾军的战争中,做了皇甫嵩、朱的帮凶。被提升为济南国相,国有十几个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以前国相不敢检举,曹操到任后,奏免了其中八县长吏。于是豪强震怖,窜入他郡。另外,操在济南还禁断淫祀,堵塞浪费,济南国在曹操治理下,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清明。

  曹操在济南为官时间较久,后来被征入朝。当时宦官当权,贵戚横恣,曹操不能违道取容,屡屡干忤,也恐招致家祸,于是只做了议郎闲官。朝廷曾发表曹操任东郡太守,操不赴任,称疾返乡里,在谯县城外建筑住室,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自娱乐,养名待时。

  曹操这时在政界已有相当声望,他虽屏居乡里,当冀州刺史王芬等图谋废灵帝,另立合肥侯时,曾征求操的意见,操以为废立大事,不能轻率行动,严词加以反对。芬等终以事泄被杀。

  综观以上事实,可知在东汉地主统治集团中,曹操还是一个有作为、企图改善吏治的人,就是对刘氏皇室,他也想维护匡救,只是东汉王朝已经从根腐烂,无可救药了。

  (2)占领兗州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当酸枣等地的讨卓联军已经离散的时候,曹操还带着千余人的部队在河内寄居,没有固定地盘。这时,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太行山区)起义军于毒、白绕、眭固等部十余万人攻入东郡,东郡太守王肱不能抵挡,曹操乃引兵进入东郡,在濮阳打败了白绕农民军,袁绍因表操为东郡太守,操以东武阳为郡城(今山东莘县南)。

  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春,于毒等农民军趁曹操引军去顿丘的时候,进攻东武阳。曹操闻知,并不回军援救东武阳,而西入山攻农民军本屯,操手下诸将认为应先还救东武阳,操曰:“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于是继续西行。

  果然,农民军听说本屯被攻,立即舍弃东武阳而归,途中遭到曹操阻击而致大败。曹操又在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打败了於夫罗的军队,于是东郡得以确保。

  当年夏,青州黄巾号称百万,进入兗州,杀死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迎接曹操领兗州牧。操进兵击黄巾军于寿张(今山东东平南)东,黄巾军奋勇抵抗,操初战失败,鲍信战死。后操屡设诡计,黄巾军受挫撤退,操追至济北(今山东长清县),黄巾军被迫投降。《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以上几句记述,常为史家所引用,故应予以探讨。据《后汉书》卷74《袁绍传》载,建安元年(196年)袁绍给献帝上书有云:“黄巾十万,焚烧青、兗”,袁绍这里所说的黄巾显然即指以上自青入兗的黄巾,然而人数之差距却为十万比百万,究竟哪个说法接近事实呢?我以为“青州黄巾众百万”的数字是太夸大了,由于史料出自官方,对交战双方人数,常把多者说得过多,少者说得过少。如《武帝纪》注引《魏书》就把同青州军作战的操军说得过少,说操只“将步骑千余人”;还说其中旧兵少,新兵不习练;又说黄巾兵皆精悍,如此说来,青州黄巾人数既居于几百倍的压倒优势,且兵又皆精悍,操纵善于用兵,宁能“数开示降路,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据《三国志》卷11《国渊传》所说“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的惯例,以上“黄巾众百万”的数字至少有十倍的夸大。仅从《武帝纪》就不难看到一些令人不敢置信的数字,如载同时俱起兵讨伐董卓的袁术及其他三个州六个郡长官,“众各数万”。在当时人民死伤离散的战乱情况下,六个郡国的兵力竟各达数万之多,是不合情实的。又如“诸书皆云操在官渡战役坑杀袁绍士众八万或七万”。裴松之以为“非其实录”。我们看书,应具体观察各种情况,不可根据片言只句,盲目相信书中数字。我以为青州黄巾军的人数应以袁绍所说“十万”为近是。至于操从青州黄巾中所挑选出来的所谓“精锐”者,在操军中究起多大作用?我以为也不能估计过高。当兴平元年(194年),吕布与操战于濮阳时,布“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致使操军阵乱,操本人几被活捉,说明青州兵是操军中的薄弱环节。据《三国志》卷17《于禁传》记述:当操军在宛受到降而复叛的张绣的突然袭击而致溃败时,青州兵乘乱劫人,被于禁加以制止。当官渡战役时,于禁只带领二千人“守延津以拒绍”。于禁为操手下五良将之一,所将士卒犹如此之少,青州兵自然不会更多,假若青州兵多于于禁所部,当青州兵在宛劫人时,于禁就不能那样轻而易举地“讨之,数之以罪”了。当然,曹操吸收一些青州黄巾加入其军队,无疑会使其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但并不能改变曹操军事集团为地主武装的事实。根据史书记载,操在起兵初期,除了其同族兄弟曹洪、曹仁、曹邵等领有家兵以外,其他地主武装,如谯县的许褚、中牟的任峻、钜野的李典、任城的吕虔等,都率领宗族、部曲数千或数百家参加。所以说曹操的军队还是以地主武装为骨干的。

  操本人饶有雄图,他并不以占有兗州为满足。兗州为四战之地,各军阀对之亦虎视眈眈,所以一连串的战争随之而来。初平四年(193年),南阳方面的军阀袁术引兵进入州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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