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3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证据尚欠充分。据《三国志》卷11《王修传》载初平中（190至193年），北海相孔融令王修守胶东令，“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所谓“发调”，自然也应同以上两条引文一样，均指按户征收绵绢之事。从这条资料，可知在献帝都许之三年前，青州北海国已存在按户收调之事。《三国志》卷6《董卓传》言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徙天子都长安后，“坏五铢钱……更铸小钱……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在这种“钱货不行”的情况下，中原各州郡自必改变向农民征收赋税制度。所以我认为户调制的出现乃献帝初平年间事，并非操独家新创。正因如是，所以到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因为这种下发到州郡的新科有关于征收田租户调的各项法律条文，故何夔根据所领六县的具体情况，请操许其“临时随宜”，暂缓“齐以科禁”。这样解释，我想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农民除了被封建统治者榨取田租和户调外，还有更繁重的徭役负担。徭役给被剥削阶级带来的困扰和灾难自古即很严重。三国时期，干戈不息，人民徭役负担尤为酷烈。例如当建安九年（204年）曹操进攻袁谭时，因川渠水冻，曹操为了通船，竟令农民凿冰，致使“民惮役而亡”，亡者被捉获之后，即处以死刑。又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操北征三郡乌丸，令民“堑山堙谷五百余里”。因为劳役繁重，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南阳间苦徭役”，于是侯音执太守东里兗与吏民共反。次年春正月，操病死于洛阳，因“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病，于是军中骚动，群僚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所有这类情况，都反映劳役之重已使人民难以忍受。曹丕继承王位后，言：“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裋褐不完”。说明当时百姓生活艰苦。曹丕口头上虽有恤民之语，还声称他嘉尚汉文帝的“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实际上，曹丕少时尝因向曹洪假求不称而怀恨。他为太子时，曾使曹植因人向钟繇勒索玉玦，父死不及两载，他即向孙权求取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玳瑁等多种南海珍品。凡此都说明他始终不脱骄贵公子之习。曹叡在位十三年（227年5月至239年正月），他自从劲敌诸葛亮死后，即大修宫殿，劳民伤财，群臣多谏，他虽不杀谏者，亦不改奢淫恶行。曹叡死后，曹爽与司马氏相继掌握政权，上层斗争至为激烈，唯于穷奢极欲、过度虐民方面，尚无重大劣迹，然内有所谓“淮南三叛”，外有对蜀、吴之役，劳师动众，运粮修路，无不出之于民，是知农民的痛苦与贫瘠，在近百年之三国史中固无时或已也。

一、农田水利与漕运

　　由于恢复生产与军事运输的需要，曹魏对农田水利与漕运相当注意，其中为农田灌溉而兴修的水利，有以下诸陂塘：

　　（1）太寿陂兴修于建安七八年左右，时夏侯惇领陈留太守，“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卢弼《三国志集解》卷9《夏侯惇传》引赵一清曰：“太寿大约在宁陵襄邑之间”。

　　（2）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曹操准备与袁绍交战前，任命刘馥为杨州刺史。馥在合肥建立州治，安集百姓，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八十里，陂周百二十余里，相传系楚相孙叔敖所造，刘馥予以重修。茹陂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四十八里。吴塘在今安徽潜山县西北二十里。七门堰在今安徽舒城县西南百一十里。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刘敞写《七门庙记》，谓“七门三堰，灌田凡二万顷，实刘馥所造”。按刘馥死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至嘉祐已有八百余年之久，刘敞尚见百姓庙祀刘馥，说明人民对修渠兴利者深厚怀念。赵一清谓：“七门三堰者，堰在县七门山下，所谓鸟羊堰、千功堰、槽牍堰也”。

　　（3）魏文帝时，沛郡太守郑浑于肖（今安徽肖县西北）、相（今安徽宿县西北）二县界，兴陂堨，开稻田……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4）鄢汝新陂及小弋阳陂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豫州刺史贾逵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谿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5）成国渠及临晋陂《晋书》卷26《食货志》谓：“青龙元年（233年），开成国渠，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至槐里（今陕西兴平县），筑临晋陂，引■、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

　　（6）戾陵堨及车箱渠嘉平二年（250年），刘馥之子刘靖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他在幽州州城蓟县西北的�逅�上修筑了一个分水坝，分出来的水经昌平县往东至潞县（今北京市通县东），长约三十余里，称为“车箱渠”，渠水注入高粱河上游，共溉田万有余顷。

　　另外，魏文帝时，牵招为雁门太守，“郡所治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井水咸苦，民皆担辇远汲流水，往返七里。招准望地势，因山陵之宜，凿原开渠，注水城内，民赖其益”。大约与此同时，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在河内沁水县沁水上垒石为堰，以资溉田，谓之石门，亦称“枋口”。魏明帝时，涼州刺史徐邈在今甘肃武威、酒泉一带，“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正始时，幽州刺史毌丘俭“穿山溉灌，民赖其利”。正始末，都督青徐诸军事的胡质亦“通渠诸郡，利舟楫，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以上堨渠，多为溉田而建。还有主要为军用及航运而开凿的，如：

　　（1）白沟即宿胥渎（黄河旧道）。建安九年（204年）春，曹操准备征袁尚，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淇水源出山西，经今河南淇县流入黄河。操在淇水将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以成堰，使水改道东入白沟。这个河口即称为“枋头”。白沟东北流至今河南内黄县城西，纳入自安阳方面流来的洹水后，与在其西的漳河并肩再向东北流去。曹操为了将白沟与漳河连接起来，又开了利漕渠。

　　（2）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操进爵魏公，实际即建立了魏政权。以邺为国都。为了加强邺与四方的联系，乃凿了利漕渠，渠西北起自漳水旁的斥漳（今河北曲周县），往东南至馆陶县的利漕口流入白沟。《水经注》卷10《浊漳水》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名‘利漕渠’”（清洹是白沟的另一名称，清指清河，洹指安阳河）。

　　（3）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北征乌桓，患粮不继，乃凿以上三个渠。自呼沲（即今滹沱河）凿入洠�河（上游即今沙河，下游循大清河至天津入海），名“平虏渠”；从泃河口凿入潞河（潞河是白河合温榆水后的下游水道，又名笥沟，即今北运河的前身），名“泉州渠”（因渠南起泉州县而得名，泉州县在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南）。新河的开凿见于《水经注》卷14《濡水》：“魏太祖征蹋顿，与泃河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新河是沟通泉州渠与濡水（今滦河）的一条人工运渠。渠的西口，自宝坻县盐官口承鲍丘水为源，东流至滦县注入滦河。

　　操开凿以上各运渠以后，中原与河北、辽东等地的主要河道便可以互相通航。操自平定河北以后，即将视线转到经常与吴交兵的东南地区，故操及其后继者对从许、洛通向江淮的水道都致力修凿。建安七年（202年），操为了清除河北袁氏势力，曾在浚仪（今开封市）修治睢阳渠，以为运兵输粮之用。建安十四年（209年）春，操率军征吴，“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建安十八年（213年）及二十二年（217年）初，操两度进军濡须口，都是走的水路。操为了对付吴、蜀两大敌国，末年终于把政治中心放到洛阳。因之许昌和谯县同为魏伐吴的后方重镇。黄初六年（225年），曹丕为了伐吴，曾至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修讨虏渠（在郾城东），引汝入颍，以增加颍水水量。浮颍入淮，尤为曹魏后期水运要道。曹丕、曹叡统治时期，魏吴虽不时交兵，并无决定性的战役。三国后期，魏、蜀、吴三国皇室均呈现衰落景象，只有司马氏方兴未艾，不论在兴农、用兵和人才旺盛诸方面，司马氏都能有所作为。具体事实之一即司马懿与邓艾在淮河南北大兴水利与屯田，其实际情况，前已多次谈及，现只再引用《晋书》卷26《食货志》所述邓艾修广漕渠的一段话：

　　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由上可知，邓艾在颍、淮二水所修广挖深的河渠甚多，淮阳和百尺二渠也不过是其中的两个而已。这些河渠不只是运送兵粮的主要航道，也有益于溉田兴农积粮。

二、手工业和商业

　　（1）手工业

　　曹操对关系军国之用的煮盐冶铁手工业极为重视，他说：“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操刚起兵时，亲自“与工师共作卑手刀”。见者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邪？”操曰：“能小复能大，何苦！”后来操制成“百辟刀”五枚，谓之“百煉利器”。这种防身利器，只给太子曹丕及其他称意的儿子。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时，“绍作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操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仅此一事，即说明操平日注意研制武器对克敌制胜的重要作用。古时，人们认为担任军器制造的官职，没有出息。操为此特地给司金中郎将王修写信，告以司金中郎将之职，虽低于军师，然而从建功立业观之，尚胜于军师。后操物色韩暨为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谓熟铁一石，即120斤），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史称“暨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三国志》卷15《张既传》言：“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水排和水碓，东汉时已有人制作。三国时又推广应用于边远地区，技术上也有所改进。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司马懿镇关中，曾“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曹操时铁尚不敷用，故“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

　　盐的官营，尚早于铁。官渡战前，操使治书侍御史卫觊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卫觊给尚书令荀彧书，建议置盐官，施行盐业官卖政策，以积赀购置犁牛，吸引农民归来。荀彧即以卫觊之议报告于操，操从之，于是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并令司隶校尉钟繇治弘农。由此关中外出农民归者益多，而关中诸将亦服从。此事前已引述。又如《三国志》卷27《徐邈传》言凉州刺史徐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全三国文》卷35载卢毓《冀州论》，提到“河东大盐”，即今山西运城市解池生产的池盐。足见当时地方官员对经营盐业也十分重视。

　　《水经注》卷10《浊漳水》言曹操在邺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冰井台藏有冰、石墨，还有粟窖、盐窖。并言：“石墨可书，又然之难尽，亦谓之石炭”。石炭，即煤。操藏盐和石炭于台内，说明对之甚珍视。

　　三国时，纺织手工业遍及家家户户，故操能施行按户征收绵绢的户调制。操始有丁夫人，因故被遣送归家，后操往探视之，欲令俱归。夫人方织，踞机如故，终无一言。魏臣许允，以不党司马师，为师所杀，允门人走告允妇，妇正在机，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操之前妻与许允妇皆官宦人家之女，尚如是勤于纺织，一般民间织妇纺织之勤苦，自不待言。

　　纺织用机，三国时有很大改进。史称扶风马钧，巧思绝世，他改进了绫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此事后面再述。

　　曹魏的纺织产品，虽没有蜀锦那样著名，但蜀锦价格高，数量也有限，广大人民群众无缘穿著，只有富贵人家始能享受。魏的纺织业则丝织品与麻、葛布全面发展。齐地自春秋战国以来即号称“冠带衣履天下”；西汉时，“兗、豫之漆、丝、絺、紵，被认为系养生送终之具。鲁国之缟，以质地轻美闻名，故诸葛亮劝说孙权抗操时，将入荆操军喻之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何晏赞美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的缣、总和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的絺（细葛布）为魏名产；左思称赞“锦绣襄邑（今河南睢县）、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曹丕诏谓：“夫珍玩必中国，夏则缣、总、绡、繐，其白如雪，冬则罗、纨、绮、縠，衣叠鲜文”。另外，上党、平阳的麻织布，亦颇足称。曹操提倡节俭，连曹植之妻衣绣，都被处以死刑。这种严格禁奢措施，自然有利于麻葛织物的普遍发展。

　　（2）商业

　　东汉时，中原地区商业相当兴盛，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曰：“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仲长统《昌言·理乱篇》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郡，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腐败，人祸災荒，纷至沓来。及至董卓之乱，中原扰攘，民弃农桑，生产衰落，衣食器用，无不短缺，商业几乎停滞，货币常不流通。曹操平定中原后，经济稍有好转。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继位为魏王，立即下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禦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于是�桴觥⒎鲇嗟ビ冢�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至黄初三年（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魏置戊己校尉”。唯古代史家著书，多不屑记述商贾之事，所以留给后世的商业史料，至为零散缺略，且多系官方贸易。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

　　是岁（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权曰：“……方有事于西北（指刘备将来伐）……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丕父操刚死），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以与之。

　　《吴主传》载：嘉禾四年（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瑇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从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