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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镎撸�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

　　由上可知，枣祗所说“分田之术”，即官府向屯田民授给一定数量的土地，所获谷物按规定比例分成，用官牛者，官六私四；不用官牛者，官私对分。这种分成制的租率，系沿用两汉以来地主豪家向农民出租土地的分成比例。即《汉书》卷99《王莽传》所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颜师占于此下注云：“谓贫民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收也”。枣祗所执行的分田之术，也不过由官府代替富人向贫民榨取十分之五的租税而已。东汉初，马援在苑川（今甘肃兰州市榆中东南）屯田，也采取与田户中分制，说明对分收获的农产品并非枣祗独创，乃系沿袭两汉惯例。曹魏统治者采用这种剥削方法可使丰年多取，灾年少免，从而能够收到积谷供军的效果。在常有战争时期，农民参加屯田，主要是求得能够安定生产的环境，以延续自身及家人的生命，因此纵然仅能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一半，也只有硬着头皮，擦着浑身的汗水，聊以卒岁了。

　　曹魏并非在任何时间场合对屯田农民都用如此分成租率，据《晋书》卷26《食货志》载东晋初年后军将军应詹给晋元帝上表说：

　　军兴以来……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仓盈庾溢，可计日而待也。

　　所谓“一年中与百姓”，即农民开始从事屯田生产时期，统治者为了达到“仓盈庾溢”的目的，要让农民活下去，保持农民的劳动能力，所以只好暂时免收赋悦，实际也无多余的收获物可以榨取。所谓“二年分税”，是说到了第二年，生产条件虽有所改善，但农民仍缺食短衣，只能收部分租税。所谓“三年计赋税以使之”，指到了第三个年头，农民生活及生产条件基本有保障了，于是便征收全税，同时还给农民加上一定的劳役。如魏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魏与蜀军战于洮西，魏军中除正规军外，还有屯田民及少数民族加入战斗，结果，魏军吃了败仗，伤亡惨重，曹髦下诏说：

　　其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夷二护军各部大吏，慰恤其门户，无差赋役一年；其力战死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

　　以上除了说明屯田客遇有紧急情况需参加对敌战斗，还说明屯田农户平时有差役负担。据《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载大司农司马芝向明帝奏言：

　　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彛С涫担�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治稟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疑为“事”之误，观上面有农民之“事田”二字可知）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

　　由上可知，在曹操时，屯田民“专以农桑为业”，并未规定有力役、兵役负担。可是到了曹丕、曹叡时，诸典农官令部下经商求富，致使农业劳动力减少，影响到生产。为此，司马芝上奏：“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这个建议得到了曹叡的同意。当然，积弊已深的经商风气，并非一纸诏书所能矫枉。

　　从司马芝所言屯田民终岁种田服役的忙迫情况看，他们确实是够辛苦的。但他们所从事的各种杂役都与农事有关，还说不上是额外的劳动负担。至于经商治生则是屯田民非生产性的额外负担。但并非政府规定的劳役。另外，《晋书》卷2《文帝纪》言司马昭于“正始初，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有些同志认为在此之前既有苛碎杂役，则不能说没有徭役负担，我以为：所谓“苛”，是额外加派的税役；所谓“碎”、“杂”，乃零星摊派，诸如此类的苛捐杂税，在封建时代，无时不有，只要不是经常性的，就以不视为正式负担为妥。假若一律都以“有”字概括之，那也就没有区别了。曹魏兴办屯田的目的是解决军食，为了多积粮谷而减轻屯田民的经常性的力役、兵役负担，总是有利的。

　　至于屯田民有无兵役负担，前已言及，兴办屯田的前提条件之一，即必需保障安全生产，因之在农闲时对屯田民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必要时能够自卫。当三国分争时，若指望屯田民完全脱离武装行动，也是不现实的。例如当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等反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当此危急时刻，王必调动颍川典农部民参加平叛，乃是必然的事，谈不上是真正的兵役负担。至于魏与蜀、吴缘边有屯田民的地区发生战争时，偶尔令屯田民参加战斗，亦属难以避免之事。所以这类令屯田民暂时参加战争的事例，不宜视之为有兵役负担。

　　至于官府给屯田民租用的土地数额及办法，史书未有叙及，因为当时政府掌握的无主荒地颇多，问题不是无地给农民耕种，而是农民不能种，不敢种，因之土地分配事项未成为当时主要讨论课题。毫无疑问，授田之事还是有些记述，例如在授田之前，典农官必需“相土处民”，令民先“择居美田”。曹操在建安七年（202年）发布的《军谯令》提到：“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指家属）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北魏李彪建议仿照曹魏旧例施行屯田时，曾提到“一夫之田”；《晋书》卷47《傅玄传》载傅玄给晋武帝上疏说：

　　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以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

　　由上可知，曹操开办屯田之初，乃量民力授田，后来统治者为了多收租谷，逐渐给屯田民增加耕种亩数。结果，广种反而落得薄收。傅玄的疏上于泰始四年（268年），当时民屯已两次宣布废止。傅玄所谈者为田兵屯田，但民屯之演变，亦必与此相似，是可想而知的。

四、军屯

　　军阀混战之初，曹操“众寡粮单”。兵少，尚可招募；粮单，则军队越多，越养不起。曹操早时因处于内线作战，没有时间和条件令军士屯垦。及打败汝颍黄巾军以后，始得在许下兴办民屯。有力地支持了战争，成为曹操所以能变弱为强的重要因素之一。三国分立局面形成以后，曹魏于与吴、蜀交界地区屯驻重兵，粮食需求量甚多，于是军屯乃应运而生。

　　《晋书》卷26《食货志》载东晋初年应詹给晋元帝上表言曹操“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而大功克举。”这个材料为史家所常引用。但操分兵屯田的情况如何？曹魏军屯究竟从何时开始？应詹均未讲清楚。《晋书》卷1《宣帝纪》言：

　　（司马懿）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从司马懿的话来看，好似在他提出施行“且耕且守”的建议以前，尚未办过军屯。按司马懿在操手下作军司马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即操临死前一年，这样，就是操立即将司马懿的建议付诸施行，也不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得“国用丰赡”。前已叙及，夏侯惇领陈留、济阴太守时，曾“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这个措施倒是具体而可信的，但属于个别将领临时劝耕性质，也未足视为曹魏即已正式兴办了军屯。又如《三国志》卷15《刘馥传》的记述：

　　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建安十三年卒。

　　刘馥以扬州刺史召集流民，广为屯田，显然搞的是民屯。只因地近强敌，不能不积极防御，故军事色彩较为浓厚。《三国志》卷16《仓慈传》言：“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既以“绥集”名官，即寓有保民绥边之意。《三国志》卷54《吕蒙传》言曹操“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同传又言曹操所置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为吕蒙所攻禽，庐江亦失守。从以上事实看，魏在与吴交界地区开办民屯是不安全的，只有令驻军兼办军屯，才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长策。司马懿后来向操建策举办军屯，当亦有鉴于此而发。

　　据《三国志》卷13《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王朗上曹丕奏曰：

　　旧时……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华夏已安，而巴蜀在划外，虽未可偃武而彛�甲，放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徭，赡其衣食。

　　王朗以上的话讲得比较具体而周到。可知到曹丕统治之初，军屯尚未大规模兴办，更谈不上有什么效果。曹丕在位只六年，且前两年满足于孙权称臣的虚荣，未能乘吴蜀交兵之际，图取渔人之利，及孙权侍子不至，始兴兵致讨。《王朗传》言曹丕于黄初三年（222年）征吴，过许昌，“大兴屯田”。辛毗等亦劝丕暂息用兵，“则充国之屯田”。丕于其在位之第六年最后一次征吴返归途中赋诗，亦有“兴农淮泗间”之句，说明曹丕时军屯已开始兴建。前已言及黄初中设置专掌军国支计的度支尚书及其下属机构，也表明了军屯已兴办的事实。只因尚在初建阶段，成效未著，故史书失载。

　　曹叡景初中（237至239年），蒋济上疏言：“二贼未诛，宿兵边陲，且耕且战，怨旷积年”。说明曹叡统治晚期，临近吴、蜀地区已开办军屯多年，致使士兵与其妻室“怨旷积年”。所以我们说：曹操时期的屯田基本为民屯，军屯顶多也是刚开始筹办。曹丕、曹叡时，民屯继续发展，但也已出现弊端，如曹丕时听任典农治生；曹叡时因兴宫室而劳民伤农。因之民屯的成效受到了影响。至于军屯，则已正式兴办，且有一定的发展。

　　至齐王芳时，民屯更形衰落，而军屯则有长足发展。司马懿是兴办军屯的主要人物。如前所述，司马懿在曹操时即建议令边防军且耕且守。司马懿不仅十分重视军粮的生产，并且善于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邓艾就是由司马懿一手培植起来的佼佼者。《三国志》卷28《邓艾传》言：

　　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灌，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晋书》卷26《食货志》在以上引文下添了一段文字：

　　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或作“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关于邓艾开广漕渠的时间，由于古书记载有异，今人看法亦多不同。按邓艾受到司马懿赏识，在懿为太尉时。懿“迁太尉”在曹叡青龙三年（235年），那时司马懿的强劲对手诸葛亮虽已于前一年死去，但懿仍在长安驻防。及青龙四年，辽东军阀公孙渊叛魏，曹叡乃征懿“诣京师”，筹备率军往讨公孙渊事宜。是时曹叡“大修宫室，加之以军旅，百姓饥弊”。懿在出军前谏叡“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至景初二年（238年），懿始率步骑四万从京师出发，往讨公孙渊。懿在京师稽留达年余，邓艾以计吏得见懿，并被懿辟为太尉掾。景初二年（238年）年底，懿自辽东归来，经过河内郡汲县时，突然接诏令火速奔还。及懿到洛，已是次年正月初，曹叡病势垂危，于是大将军曹爽与懿并受遣诏辅少帝曹芳。芳即位，爽、懿并领尚书事，估计即在是年（239年），邓艾迁为尚书郎。《晋书》卷1《宣帝纪》言懿于正始元年（240年）“节用务农”，此与《三国志》卷28《邓艾传》所言“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的记述正相符合。故邓艾可能即于是年奉命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视察，因而提出在淮河南北进行大规模分兵屯田的建议，被懿采纳，“事皆施行”。《三国志》卷28《邓艾传》言艾“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晋书》卷1《宣帝纪》则言正始三年（242年）三月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始大佃于淮北”；又言正始四年司马懿“以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按《宣帝纪》正始三年及四年的记述既重复，又头绪不清。《邓艾传》则系陈寿专门记述邓艾之事，自然较为可靠。《通鉴》采用了《邓艾传》的记述。但《宣帝纪》言邓艾在淮、颍二水修筑水利完成于正始四年的说法尚符合事实，因到正始四年晚些时候或稍后，邓艾就被调往关西参征西将军夏侯玄军事。总起来说，邓艾是于正始元年（240年）往淮南北视察，并提出了在淮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正始二年乃开始修广漕渠。大致经过两年时间，至正始四年邓艾在淮颍二水修建的水利工程基本完成，往后出现了“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的盛况。由后一句可知淮南北不仅有规模庞大的军屯，而且农官管理下的民屯，也广泛存在着。

　　邓艾不仅在淮南北兴办屯田有很大功勋，他到陇右后也有突出业绩。《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司马炎泰始三年（267年）段灼上疏说：

　　昔姜维有断陇右之志，艾修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艾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身不难仆虏之劳、士民之役，非执节忠勤，孰能若此。

　　邓艾不仅为军士屯田如此辛劳，他任城阳相、汝南太守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