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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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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濬独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濬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权慰劳与语，……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濬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诸军事一以谘之。
当时降权的荆州将吏，尚有郝普、麋芳、士仁等，而权独重用潘濬。由于潘濬德才兼优，所以权对他虚心接待。后来潘濬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成为权腹心重臣之一。浚为蜀汉大将军蒋琬的姨弟，有人向权言：“浚密遣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权立即驳斥说：“承明不为此也”。于是将此人罢了官。权曾令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浚所率军队人数达到如此之多，说明孙权是敢于放手使用降将的。单从对浚的使用来看，权尚胜过刘备，备当年如令浚代替关羽守荆州，也许不致失败得那样惨。
孙权对部属能用其所长，而不求全责备。例如典掌军国密事的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搏击左右。权爱其才，弗之责也”。又如大将吕范，“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其他如善于战斗的将军淩统、潘璋、甘宁、朱桓等，或骄横不法，或粗暴杀人，权均原其过失，以展其用。故陈寿在《三国志》卷55《程黄韩蒋等传》末评曰：“以潘璋之不修，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宜哉！”
（3）比较能听取反面意见，能用众力群智。《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权语曰：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因为以上的话颇有至理，所以有人怀疑非权所能道出。从孙权的诗人用士方面看，他还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的。《三国志》卷48《三嗣主传》末注引陆机《辨亡论》称孙权：
求贤如不及……推诚信士，……披怀虚己，以纳谋臣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淩统之孤……是以忠臣竞进其谋，志士咸得肆力。
赵翼《廾二史札记》卷7《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亦言：
刘备之伐吴也，或谓诸葛瑾已遣人往蜀，权曰：
“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吴蜀通和，陆逊镇西陵，权刻印置逊所，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权又不自护其非，权欲遣张弥、许晏浮海至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力谏不听，弥、晏果为渊所杀。权惭谢昭，昭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犹辞疾。权烧其门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乃灭火，驻门良久，载昭还宫，深自刻责。倘如袁绍，不用沮授（当作田丰）之言，以致于败，则恐为所笑，而杀之矣。
除了以上赵翼所说的以外，他如孙权准备袭取南郡时，欲令其堂弟征虏将军孙皎与吕蒙为左右大督。吕蒙说：“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孙权听了，也感到自己作的不对，向蒙道歉说：“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因此，定荆州、禽关羽的事得以顺利进行。说明孙权和吕蒙君臣之间能够坦率交换意见，孙权能改正自己原来不妥当的意图，是他们能够战胜敌人的原因之一。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在封建帝王中，孙权是善于用人者之一。但孙权的一些优点，也和曹操一样，主要表现在其统治的前期。到了后期，孙权用人的黑暗面逐步上升，甚至出现重大错误。其中原因，除了封建统治者所共有的通性以外，还需要从孙吴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阶级状况及其利害关系等方面加以剖析：
当孙氏兄弟在江东建立政权时，中原战乱不堪，因之江北士人不断渡江南下。孙氏兄弟对于笼络南下士人颇为注意，原来已经有一定名声的张昭、张纮较早投靠了孙策，受到重用。“纮与张昭并与参谋，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战”。但大多数士人逃到江南后，情况还是相当艰苦的。如步骘、卫旌、诸葛瑾等即是。但他们能够投归孙权幕府，还算比较幸运的。其他南下士大夫“有倒悬之患”、“糟糠不足”，需要当地官府富人收留救济者所在多有。为了重新占有土地财产，并寻求政治上的出路，他们也千方百计投靠和效忠于孙氏统治者。而孙氏统治者为了壮大自己，也必须招徕人才，以抗拒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自然乐于吸收江北的才智与有名望之士。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南下地主便成为孙氏政权的骨干力量。
两汉以来，江南籍士人仕进显名者，虽逐渐增多，但直至东汉晚期，江南士人犹为中原士大夫所轻视。如会稽郡人虞翻将其所著《易注》寄给孔融，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诸葛亮称赞吴使臣殷礼时亦言：“不意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说明中原士大夫对江东士人的估价，仍旧偏低。孙氏政权的建立，无疑给江东士人带来了仕进的良机。因之，江南地主之乐于拥护孙氏，自不待言。随着孙权统治的久长，江南籍士人在孙氏政权中的地位与权势也日益增长。如顾雍、朱治、朱然、朱据、陆逊、陆瑁、全琮、潘濬等均身为将相，子弟显赫。
孙氏集团中，除了江南北士人外，还有孙氏家族。当孙坚起兵之初，其季弟孙静即“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说明孙氏家族在地方上还是有势力的。陈寿言诸孙“或赞兴初基，或镇据边陲”。孙权对于宗族，虽未给以特大权位，还是优先任用，给以方面重寄。
孙权统治的前期，大敌当前，君臣上下都要求保全江南，所以内部比较协调，矛盾不甚明显。到三分局面大致确定以后，随着外部压力的减轻，长久积累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再者，立国时间长久以后，文武大臣和孙氏家族的经济、政治势力逐步膨胀，与此相适应，他们也日益腐化，心骄志逸，克敌拓境虽无作为，阻挠别人改革，排斥异己，却甚为张狂。吴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些消极因素的增长，也反映在孙权身上，使他逐渐失去锐意进取之心，对人才的渴望已不如前。加以孙权年事已高，身后的顾虑，如皇位继承及在位大臣是否可靠的问题，日益纠缠在脑海中。因而，孙权驾驭群臣的手法与用人的态度也逐渐失去原有的光辉面，“任才尚计”的孙权最后变成了“多嫌忌，果于杀戮”的孙权，“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斃”。孙权后期及身后的吴国终于坠落为派别斗争剧烈和政治黑暗残暴的王朝。
二、张温、暨艳与吕壹事件
张温，吴郡吴县人，父允，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为孙权东曹掾。温少修节操，“英才卓跞冠群”。孙权闻之，问公卿曰：“温当今与谁为比？”大臣顾雍以为“温当今无辈”。孙权“征到延见，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权改容加礼……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吴主孙权黄武三年（224年），张温年三十二时，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温到蜀后，“蜀甚贵其才”。连随员殷礼都受到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还同温“结金兰之好”。可是，从这时起，孙权对张温的看法却急遽变坏，“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恰好这时，发生了暨艳试图改革选官中一些弊病的事件。事件的原由是：张温推荐吴郡人暨艳为选曹郎，至尚书，担任选用官吏的要职。暨艳为人狷直自负，不肯随俗浮沉，喜为清议，品评人物，企图改革当时选用人才不分贤愚、徇私舞弊、清浊混淆的种种恶习，于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结果招致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用各种手法在孙权面前告状，“竞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艳、彪皆坐自杀”。
由于暨艳是张温推荐的，所以案件成为孙权加罪于张温的借口。孙权以“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为理由，将温下狱。孙权还下令说：
昔令召张温，虚己待之，既至显授，有过旧臣，何图凶丑，专挟异心……艳所进退，皆温所为头角，更相表里，共为腹背，非温之党，即就疵瑕，为之生论……专炫贾国恩，为己形势，揆其奸心，无所不为。不忍暴于市朝，今斥还本郡，以给厮吏，呜呼温也，免罪为幸！
将军骆统对孙权这样处理张温，颇为不平，上表为温申理，把孙权所加给张温的罪名，一一辨驳。做为一个大臣，在专制君主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自然不敢虚妄，何况骆统是德才兼备的人呢？我们可以相信骆统的辨驳有其根据，而孙权所怪罪张温的事则是占不住脚的。据《张温传》注引《会稽典录》言：“诸葛亮初闻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陈寿在《张温传》评曰：“张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备，用致艰患”。可见张温的失败，并非他做的不对，只缘他敢同不良现象作斗争，所以引起了力量大、人数多的保守派的反对。至于暨艳锐意改革的失败，也是同样情况。当暨艳不计个人得失，毅然要沙汰贪鄙时，著名大臣陆逊、朱据、陆瑁等都曾劝阻，认为事情办不通，且会招致祸患。陆逊等是从改革是否可能和个人利益两方面考虑。暨艳则只从刷新政风考虑，而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所以张、暨的失败只能说明：（1）孙权统治集团暮气已深，虽志于改革之士亦无法有为；（2）《三国志》卷55《陈表传》言：“后艳遇罪，时人咸自营护，信厚言薄，表独不然，士以此重之”。可知暨艳不仅不是坏人，并且还为正人君子所同情；（3）张温、暨艳之遇祸，再次说明到了孙权统治的后期，孙权在用人方面的优点已逐渐由缺点所代替。
同一时期所发生的吕壹事件，也反映了孙吴集团内部的不和和矛盾。《三国志》卷52《顾雍传》载：
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同卷《步骘传》亦言：
后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摓抉细微，吹毛求瑕，重罪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是以使民局天蹐地，谁不战栗！”
据上二条记载可知，孙权曾任用吕壹等人为校事，以监督纠察大臣。这些校事又多希旨迎合权意，因此引起了大臣们的反对。当时除步骘以外，太子孙登、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等都屡次向孙权陈说吕壹的奸邪倾害。潘浚甚至要在公众宴会时亲手杀死吕壹，宁愿以身当之。另外一个名叫羊衜的官吏则与大臣共同推举一位能言善辩的李衡为尚书郎，以便经常在孙权身边揭发吕壹的奸短。吕壹最后还是因检举朱据贪污失实而被杀。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朱据的部曲应领钱三万缗，工匠王遂将此款吞为己有。吕壹却怀疑是朱据贪污了，于是审讯朱据部曲主管吏，吏活活被打死。朱据哀怜此吏死得冤屈，厚厚埋葬了他。吕壹见朱据如此厚待死者，进而告据与吏共同作弊，据无以自明，只好坐待判罪。可是工匠王遂从中作弊的事，随后被人揭发了。于是孙权杀死吕壹，以谢群臣。从这件事看，吕壹的错误在于未曾查清真相，即咬定朱据贪污，属于纠举失实。但是大臣们反对的不仅仅是吕壹。步骘以为“小人因缘衔命，不务奉公而作威福，无益视听，更为民害，愚以为可一切罢省。”陆凯以为“校事，吏民之仇也。”说明只要设立校事，大臣就反对。所有这些，表明大臣与校事的矛盾，正是大臣（大族）同孙权（皇权）的矛盾的曲折体现。但是孙权毕竟是依靠群臣以统治万民和对抗敌国的。所以当校事被大臣抓住罪证后，孙权即杀掉他，以安抚大臣。说穿了，吕壹事件也只是体现了孙权猜防大族与大族维护自己政治、经济特权的矛盾而已。
三、皇位继承人问题与陆逊之死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孙权为吴王，立长子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帝，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登为皇太子。太子官属有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宾客有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于是东宫号为多士”。登生母身分低贱，连其姓氏都未见于史册。孙权所爱王夫人生子和及霸，登常有让位于和之意。孙权赤乌四年（241年）登死。下一年，权立和为太子，不久，封霸为鲁王。权之爱霸，更甚于和，对霸的待遇，同太子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和、霸不睦，大臣也分为二部，比较正派的大臣如陆逊、诸葛恪、顾谭、朱据、屈晃、滕胤、施绩、丁密等维护太子，公主鲁班（孙权宠姬步夫人所生的长女，嫁给全琮）、全琮子寄、杨竺、吴安、孙奇等则想依靠鲁王捞取政治上的好处，所以拥戴霸而“谮毁太子”。一次，权得疾，遣太子到长沙桓王孙策庙祈祷，太子妃叔父家离庙很近，乃把太子请到家中。公主鲁班闻知，乃向孙权进谗，言太子不去庙祷告，却往妃家计议，于是和宠益衰，两派大臣的争斗也更厉害。孙权认为“子弟不睦，臣下分部……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乃废太子和，赐鲁王霸死。另立所爱潘夫人幼子孙亮为太子。
以上的事，不只是立谁为太子的问题，而是孙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的反映。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可以拿陆逊同孙权的关系来说明。前已叙及，陆逊是跟随孙权时间较久、功劳很大的大臣，孙权早时把孙策之女嫁给了陆逊。吕蒙死后，陆逊成为抗拒魏、蜀二国的主要支柱。但孙权对陆逊的重用，主要在军事方面，始终没有交给陆逊军政大权。最后权令逊代顾雍为丞相时，虽口头上说：“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但事实是：孙权既不听从陆逊屡求保安太子、黜降鲁王之谏，又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亲近陆逊的吾粲。孙权更“累遣中使责让逊”，使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
孙权所以逼死陆逊，决不只是因逊维护太子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权认为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根据当时情况，权所以疑忌和逼死逊，约有以下四个原因：
（1）逊“世江东大族”，从祖康，庐江太守，康子绩，郁林太守，绩从子瑁，选曹尚书。逊族子凯，建武校尉，凯弟胤，交州刺史。陆绩外甥顾邵为丞相顾雍之子，任豫章太守。顾邵子谭为陆逊外甥，任左节度，加奉车都尉。谭弟承，奋威将军。逊外甥姚信，太常。可见逊家族姻亲甚为显赫，此为孙权忌逊原因之一。
（2）吕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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