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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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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真遣将军费曜等来救，魏明帝又驿马召张郃自方城（今河南方城县）西上击亮。帝自到河南城（在洛阳西），置酒送郃，问郃：“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亮深入无谷，屈指计曰：“比臣到，亮已走矣”。于是郃日夜赶路，未至，亮已因粮尽退军。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为亮所杀。
第三次：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郡治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郡治阴平县，今甘肃文县）。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今甘肃西和县西）。郭淮退走，亮遂得二郡。后主复策拜亮为丞相。亮为巩固汉中防务，于本年底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城于沔阳（在今陕西勉县），筑乐城于城固（今陕西城固县）。
第四次：建兴八年（230年）秋七月，魏明帝从大司马曹真议，分兵三路大举伐蜀：司马懿由西城（陕西安康县西北）；张郃由子午谷（子午道南口曰午谷，在洋县东百六十里之子午河口。北口曰子谷，在长安南百里，子午谷长六百六十里）；曹真由斜谷，共攻汉中。诸葛亮闻魏军将至，率领诸军于城固赤阪（今洋县东二十里龙亭山南）待之，会天大雨三十余日，栈道断绝。九月，魏明帝诏曹真等班师。
第五次：建兴八年（230年），诸葛亮使魏延、吴懿西入羌中（今甘肃省临夏自治州等地），大破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于阳谿（在今甘肃武山县西南）。延因功迁前军师、征西大将军，懿迁左将军、高阳乡侯。
第六次：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率诸军再次进围祁山，用新造成之木牛运粮，并特令李严以中督护兼署丞相府事，在汉中专管督运军粮。这时魏大司马曹真已有疾，魏明帝特召镇守宛城的大将军司马懿入朝，告以“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懿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陵、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张郃劝懿分军屯雍（今陕西凤翔县）、郿（今陕西眉县）为后镇。懿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于是遂向祁山进兵。诸葛亮闻懿等将至，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费曜等迎击亮，为亮所破。亮因大芟其麦，进而与懿遇于上邽东。懿敛军依险，亮不得战，乃引军南还。懿等尾随亮，至西城，懿仍登山掘营自守，不与亮战。将军贾栩、魏平数请战，懿不允，诸将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五月，懿使张郃攻蜀无当监王平于祁山之南屯，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迎战，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鎧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司马懿回营固守。祁山方面，因王平坚守南屯，张郃进攻不克，及闻懿军失利，郃亦退军。
六月，亮粮尽退军，懿使张郃追亮。郃曰：“军法……归军勿追”，懿不听，郃不得已，遂进。追至木门（今甘肃西和县东南），与亮交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
第七次：诸葛亮鉴于每次出军，都因粮尽退还，所以自建兴九年（231年）再出祁山之后，即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至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亮调动所能征发的军队，出斜谷北伐，并遣使至吴约孙权同时出兵击魏。
诸葛亮到达郿县后，屯于渭水之南。司马懿也引军渡渭，背水为垒以拒亮。懿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在武功西十里），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于五丈原。郭淮以为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断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淮到，堑垒未成，蜀兵大至，淮以居高临下的优势，驱走之。司马懿这次对亮仍采取避不交锋以待其粮尽自退的办法，亮亦不能不做长久屯驻之计，于是分兵屯田，其兵耕种于渭滨居民之间，而各安生业，互不干扰。
司马懿与亮相守百余日，亮屡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魏明帝使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止之。蜀护军姜维谓亮：“辛佐治杖节而到，敌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至八月，亮卒于军中，丞相长史杨仪按照亮临终前退军节度，整军上道。百姓奔告司马懿，懿引军追。姜维令杨仪反旗鸣鼓，苦将还击者，懿遂退，不敢逼。于是蜀军结阵而去，入斜谷然后发丧。于是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字仲达）”。懿闻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巡视亮之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今陕西褒城北），不及而还。
在以上七次战争中，除第四次为守禦外，其余六次均为诸葛亮主动出击，俗谓亮“六出祁山”，实际亮出祁山只有二次，即第一及第六次。
因为亮北伐没有成功，人们便提出了他是否长于将略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在这里仔细讨论，但确知，诸葛亮在军事上是颇具特色的：
（1）军纪严明。《亮传》载：
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亮传》注引《袁子》也说亮：
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芻荛者不猎，如在国中。
诸葛亮的军队纪律很好，不随意杀人，不像曹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和滥杀的事。
（2）训练有素。诸葛亮对于兵士的训练极为重视，他对此亦极擅长。陈寿称他“治戎为长”；袁准说他的军队“止如山，进退如风”。说明其军队是训练有素的。
（3）精制兵器。诸葛亮对兵器的制造极为讲求。陈寿在《亮传》称“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宋书》卷86《殷孝祖传》载：“御杖先有诸葛亮筩袖铠帽，二十五石石弩射之不能入”。《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言：“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具发。”这种武器在当时也算是先进的。故《亮传》注引《蜀记》载晋初镇南将军刘弘之言曰：“神弩之功，一何微妙！”诸葛亮的军队战斗力所以很强，擅长用箭，当为其原因之一。
（4）讲求阵法。陈寿称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晋将刘弘也说：“推子八阵，不下孙吴”。亮自己亦言：“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及蜀亡，晋武帝还令陈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袁准称亮之行军，“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及亮身死军退之后，司马懿巡视了他的营垒驻所，叹赏为“天下奇才”。说明亮对与军事有关的各种事物多有自己独特的创造。
从诸葛亮军队的战斗力来看，他虽然处在兵少将寡和运粮困难的不利条件下，仍屡次对魏采取主动的攻击，使身拥强兵并富有军事韬略的司马懿任其“自来自去”，甚至受到“巾帼妇人之服”的污辱，还被时人讥之为“畏蜀如虎”、“死诸葛走生仲达”。就此而论，谓亮不长于将略，恐难令人心折。至于曹操，当诸葛出佐刘备时，操已称霸中原，而刘备尚无尺寸之土。而后备竟能据有蜀汉之地。就此观之，操之军事能力未必胜过诸葛亮，且军事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外交及个人品质作风等因素。如果言诸葛将略非长，恐非确论。
一、孙权的用人
如前所述，吴自孙权统事以后，所经历的几次重大战役，如赤壁之战、袭取荆州、夷陵之战以及平定交广等，都获得胜利。因此，孙权不仅保住了江东，并且还扩充了许多领土。孙权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同他善于用人分不开的。本书第四章曾叙及孙权初立，为了稳定局势，很注意招延人才。这里继续并更具体地分析一下孙权用人的概况和特点。综观孙权的用人，约有以下优点：
（1）比较善于识别、培养和重用优秀人才。在战争年代里，能够却敌拓土的自然是富有韬略的将帅。孙吴表现突出的将帅，较之魏、蜀二国，实无逊色。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被人誊为：“孙吴四英将”。其中以周瑜最享盛名。他在孙策时已受到赏识和重用。周瑜同孙策一样，富有进取精神。孙策死后，孙权年轻继业，权母吴氏令权以兄事瑜。瑜“入作心膂，出为爪牙”。瑜之为人，并非如《三国演义》描写的那样气量狭隘。《三国志》卷54《周瑜传》言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瑜传》注引《江表传》言：
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可见周瑜是有修养、能够虚心与同僚相处的。
鲁肃和周瑜早就“相亲结，定侨札之分”。周瑜曾两次向孙权推荐鲁肃。第一次“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第二次是瑜临死给权上疏言：“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但孙权之所以重用肃，不单是靠瑜介绍，主要还在他本人对肃有深切的赏识，如《三国志》卷54《鲁肃传》：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因密议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隙……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以上鲁肃向孙权提出“进取荆州，全据长江，以图天下”的战略部署，与诸葛亮《隆中对》甚相类似，只是不那样详尽罢了。那时身为大臣兼名士的张昭对鲁肃这种雄图，很看不惯，向权言：“肃年少粗疏，未可用”。权不以昭言为然，反而对肃更加重用。陈寿在《三国志》卷54《鲁肃传》评曰：
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域，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
周瑜、鲁肃固然很有胆识，但孙权能够重用他们，说明权是很能用人的。
吕蒙出身“贫贱”。十五六岁时，为摆脱贫贱，暗地在其姐夫邓当军中攻战。后为小将，以“兵人练习”、“所向有功”，受到孙权的赏识与拔擢。蒙在多次抗击曹操与同蜀汉争夺荆州的战争中，表现了过人的韬略。陈寿在《三国志》卷54《吕蒙传》评曰：
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禽关羽，最其妙者。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吕蒙所以能有此丰功妙计，是与孙权的精心培植分不开的。蒙原来没有文化，“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牋疏”。《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吕蒙经过勤奋向学之后，一次同鲁肃言议，使肃常欲受窘。“非复吴下阿蒙”与“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成语，即鲁肃与吕蒙谈话时讲出的。孙权常叹赞说：“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
东吴主要将帅，除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外，还有在交州立功的吕岱。吕岱早时只是一个代行吴县县丞的小官，因“处法应问，甚称权意”。受到拔擢，两次镇守交州，卓有功效。《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言：“当方面者，当如吕岱；委人以方面者，当如孙权”。孙权是善于因材授职的。
（2）在一定程度和情况下，用人能“效之于事”，不拘卑贱、不计旧怨、不求全责备。孙晧统治时，陆凯上疏称道孙权用人，“不拘卑贱”，唯“效之于事”。从孙权不少用人情况看，也确实如此。所谓“拔吕蒙于戎行，识潘濬于系虏”。其他吴臣如潘璋、丁奉、谷利、丁览、阚泽、步骘等都出身微贱，或忠于孙氏，或干略卓著，或学问优异，受到孙权赏识和提拔。再如出身“寒门”的周泰，被权拜为平虏将军，督领诸将镇守江边要地——濡须。朱然、徐盛等对周泰不服，因此孙权“特为案行至濡须坞，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欢宴极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于是盛等乃伏”。将军陈武在合肥交战时，因奋命扜权而丧生，其庶子表与诸葛恪、顾谭、张休等一同奉事权太子登。陈寿在《三国志》卷55《陈表等传》评曰：“陈表将家支庶，而与胄子名人，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按照当时社会风气，武人和庶子都是被士人所瞧不起的。可是，做为“将家支庶”的陈表却与“胄子名人”同样受到重视。据《三国志》卷51《宗室孙奂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及至夏口，于坞中大会百官议之。诏曰：“诸将吏勿拘位任，其有计者，为国言之。”诸将或陈宜立栅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者，权皆以为非计。时张梁为小将，未有知名，乃越席而进曰：“臣闻‘香饵引泉鱼，重币购勇士’，今宜明树赏罚之信。遣将入沔，与敌争利，形势既成，彼不敢于也。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智略者任将，常使严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作甘水城，轻舰数千，诸所宜用，皆使备具。如此，开门延敌，敌自不来矣。”权以梁计为最得，即超增梁位。后稍以功进至沔中督。
由上可知孙权颇能集思广益，择善而从，而不问其资历深浅，故能发现人才，破格提拔，甚至付以重任。
孙权用人有时能不计怨仇。如甘宁原属黄祖，曾射死吴将淩操，后降权，权对之颇加优待，令淩操之子淩统不得因父仇加害于宁。因此宁得展力建功。原扬州刺史刘繇与孙策旧“为仇敌”，但刘繇之子刘基很受权“爱敬”。一日，权于船中与群臣宴饮，忽降大雨，权命以盖覆基，其他人都不能得到这种优待。基官至光禄勋，分平尚书事。最能体现权能重用原敌国人才的，是他对潘濬的使用。潘濬原属刘备，但备未能尽其用。《三国志》卷61《潘濬传》注引《江表传》：
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濬独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濬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权慰劳与语，……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濬下地拜谢，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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