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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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自以为自己有几分“分量”，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在种种和政府对着干的行为之后，自称“有脊梁”的他又低三下四的要求政府把自己划为“进步”的一类，还要求毛要有“雅量”。毛泽东尖锐的批评了他，表示：“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梁培宽说。

“*”中梁漱溟没怎么受*，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记忆深刻。那时**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认为梁漱溟先生在家庭里是一位古板的人。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中，*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1966年，“*”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搞糟了，“*”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五十七节　　快乐的人心理健康

王统照是卓有成就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著名诗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丰硕成果，充实了新文学的宝库。王统照的《微笑》也是一篇值得玩味的小说。顽劣不化的阿根，由于一个俊丽妇人的只是轻轻的微笑，居然启迪了心灵，从此走上正道。这也即是对人生爱与美的解答。王统照在《给范煜王逐、李树峻的信》中说，美育能将人们“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烦闷一概排除了去，使人生达到完美安善之地。快乐使人心理健康。

《微笑》其实由两个故事构成，一个是盗窃犯的故事，另一个是杀人嫌疑犯的故事。前者写青年阿根，曾与小偷一道作案，分得三吊大钱与一件半旧的青绸女夹袄，胆怯而忐忑不安，后又在北风谋冽的大雪之夜，他单独带着匕首，偷盗小烟酒铺的十二元现洋，一叠子铜元票。在窃取过程中，他听到五十多岁老板的笑声与病中老妇的呻吟，看到二十多岁少妇熟睡中的白脸与细眉。他的情绪变化多端，始而悲哀惶恐，继而妒忌、愤怒。及至服刑。之后，“仍有无限的感慨”、“颤栗与悲戚”。在王统照笔下，阿根不是浑浑噩噩的小偷。他有鲜明的爱僧，在被押解的路上，看到衣饰华丽的贵妇的“一笑”，心里骂着“不知耻的淫玩物”，；又因记起冬夜老妇的哭声，便痛恨那些巧言与伪行的魔鬼。对于那些庭丁、警察，他没有“少微露出一点乞求与望怜悯的态度。”他并不恐惧，反而流露出“冷酷与嘲笑的气概，甚至“用大而有斑的眼睛”，威厉地回敬警察对他的“注视”，而使警察“低下头去”。当他被关进又黑又阴湿的充满恶臭的小屋时，索性狠狠地吸气、吐气，“仿佛对于人间威权作消极的反抗。”他不守狱规，好反抗，时常激怒看守，而挨饿挨打。他蔑视那些叹气、抽咽、狗一般地趋奉狱卒的犯人，视为“没骨头的狗男女”、“猫窠中的鼠子。”他明知不可力抗，便打砖墙，打自己，充满了复仇的情绪。他根本不听假日“讲演员”“虚伪的鬼话”，在这无聊的时间，敢于细致地观察女犯的容貌、肤色与衣服，甚至端详个别人的肉型、发型、神态与眼光。他在狱中习木工，半年后出狱，成为一个有些知识的工人。后者写一个美丽的女囚，由同狱的刘老头转述，情节较前者简单，女犯姓许，二十岁。十七岁时被卖给布贩胡老头作妾。不到一年，胡老头的近五十岁的原配，一夜中忽然死去，她有嫌疑。胡老头后来被毒死，没有确实的证据，她有重大的嫌疑，加以无人替她辩护，被判“终身监禁”。人狱后，她被认为是“手段最辣，心里最厉害的人”，也是个“最聪明最彻底与能看得破一切的妇人”，一个“奇异的妇人”。初进狱，她不能忍受，说些厉害、狂躁的话。她成天苦闷，每天身上都有伤痕，也从不改悔。重病后，在教会女医生无微不至的护理与真诚的感化下，她的性情发生了变化，常向所有的人与一切的云霞、树才：、花草，以及枝头的小鸟微笑，从前的凶悍消失了。

这两个故事是独立的，也是平凡的，彼此本无联系。但作品却凭借“微笑”的细节，艺术地联结成一个新的故事一一充满痛苦、需要同情的阿根，被女犯无意的嫣然一笑所超度，半年监禁后，居然新生了。这就使故事脱逸“平凡”，别具新意。作品竭力渲染微笑的魔力，它使阿根觉也少睡，饭也少吃，慈得很多很远。它使阿根心境起了变化，过量的激动、悲酸、冷寞与人生的感触涌上心头。纵然他明白那俊丽的妇人向他微笑，“不是留恋的，不是爱慕的，不是使他忐忑不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