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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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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在洪秀全从癫狂中醒来后,大张旗鼓地发动了起来。

小说家曾以活灵活现的语言,描写了左宗棠夜会洪秀全的情景。不但有谈话内容,还有端茶、送客细节。

事实真相呢?湖南籍历史学者谭伯牛考证,当时确实有那么个人见过洪秀全,此人姓黄,是湘潭的一个落魄书生。他长得很像左宗棠,有人在夜色中看到他进入太平军营,就误传误播,将黄某当成了左宗棠,编出这样一段“替身”故事。

左宗棠自己的说法最有说服力。1854年,他写信给湘潭朋友黎吉云,还在怀疑,“洪秀全不知实有其人否?”又进一步说,“唯杨秀清苍滑异常,贼中一切皆其主持”。左宗棠连到底有没有洪秀全都不肯定,硬说与洪秀全见过面,就属灵异事件了。

其实,左宗棠没参加太平军,从理论上推断,有几点原因:

一是,他虽然考试不中,但他的天分极高,不是洪秀全那类确实因水平原因考不上,看不到上升空间。读过洪秀全文章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他只会写打油诗,考上了才是奇迹。

二是,他的理想一直是进则有功名,做当代诸葛亮,退则可以做“湘上农人”,没想过造反。而在社会地位上他属于乡绅,乡绅、富农、地主阶级,历史以来,鲜有带头造反的先例。

三是,他的朋友都是体制内主流大员,陶澍、胡林翼、林则徐,他受体制内思维影响不浅,很难在瞬间做出逆天而行的大举动。

这样看来,左宗棠不会有加盟太平军的行动。

那么,左宗棠这时为什么不主动向朝廷靠拢呢?

道理很简单,左宗棠心理上会抗拒。

左宗棠是一个心气很高的人,同时是一个踏实与办事的人,是一个实在的理想主义者。他从不愿意在熟人、朋友面前服输,但会试之败,弄得他很没面子。在曾国藩与胡林翼面前,他被文凭压迫低下头颅。

更何况,鸦片战争以来,他对腐败与卖国的朝廷,已经痛恨入骨。

让左宗棠纠结的是,他恨朝廷不假,但在“朕即国家”的时代,皇帝、朝廷、国家已经完全混同,三位一体。一旦朝廷没有了,太平天国运动成功,自己从头到尾没参与,恐怕也会在将来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比较之后,他找到的最好办法,是与自己怨恨的政府合作。妥协与退而求其次,这就需要谈条件。

核心一条,需要授权。左宗棠很清楚自己的性格,刚直率性、固执倔强,“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

但怎么样才能保证有权呢?

办法只有一条,就是让对方来请,并且是不厌其烦地请。

左宗棠现在想明白了,诸葛亮当年弄出个三顾茅庐,后人以为是诸葛亮为了给读书人挣面子,这是陋儒的迂腐浅见。诸葛亮精明得很:我现在年纪轻轻,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什么都还不是,你凭什么请我?可能是随口说说。你邀请我出山,现在越热心,显得越真心,以后越铁心。你越请我越不动,以后你就不得含糊我。你不是充分信任我吗?你不是强邀我下山的吗?信任我,就放权让我做主吧?强邀我下山,我已没有退路,我以后再怎么过分,你总不能一脚踢开,请神容易送神难吧!

左宗棠以“今亮”自比,诸葛亮这点小技巧,他懂得比谁都深。所以干脆不急了,躲进深山,摆出一副架势:世事纷乱,刮风下雨,与我无关。

难道,左宗棠在假隐?

这又不大可能。战乱年代,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过几秒。而太平天国与满清朝廷,鹿死谁手,谁也不知道。天下明天到底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左宗棠是真隐了。当时心情是真心想隐,隐是内心的自我承诺,而不是公开声明。它会随人的感情、好恶改变。万一朝廷要来麻烦他,让他做个“劳人”,他当然又会抓住机会。

“经世致用”的隐,是宁静致远,是静观其变,而不是伯夷、叔齐式的坚守。“用无常道,唯变所适”,“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这门学问的立足之本,是追求用行动改变当下现实,而不能将学问当成孤芳自赏的花瓶。

现在,既远离太平军,又不理会朝廷,表明左宗棠还有一种姿态——观望。在前途未卜时,最好的参与,就是观望。

他这样躲起来,人家找得到吗?

别人找不到,一定是自己还不够好。真正不可或缺的人才,不论在龙宫还是天宫,不管在蛟龙一号还是神州九号,一定可以找到。

左宗棠眼下名动江湖,自从与林则徐见面,官场到处都有他的传说。

躲在这个荒山野岭,通过什么方法,才可以将左宗棠先生请出山呢?

一个叫张亮基的人,正在费尽脑筋,琢磨这个事情。

三顾左庐

真隐于湘阴白水洞时,属于左宗棠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主动找上门来。

左宗棠住进白水洞不到10天,当代的刘备,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急不可耐地“三顾左庐”了。

张亮基什么背景呢?江苏铜山(今徐州)人,道光年间的举人,胡林翼的朋友,林则徐的部下。这次被调进湖南,主要就为镇压太平天国。

胡林翼向张亮基推荐左宗棠,写了一段长长的评语:

一是“才学、品行,超冠绝伦”;

二是“为人廉洁耿介、刚直方正、性情善良、忠肝义胆”;

三是“胸罗古今地图、兵法、国章、时务”。

最后他还列了一点:不重名利。即使谋划成功,也不愿意受赏。

张亮基一看,这么好,这人不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吗?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可以独担大任,而且谋划能成。最后一句,也说到张亮基心坎里了:做成了也不会与自己争功。

领导不怕放权,就怕下级与他争功。张亮基可要靠政绩升官啊。

1852年8月22日,张亮基从贵州进入湖南。到常德时,就派人先送礼金,再派人送书信,两拨人马浩浩荡荡,去邀左宗棠出山。派人来请的效果,想都不用想,没用。

稍后,张亮基换了个方法,写信给胡林翼,求胡林翼去邀。诚心不够,自然又不成。

大兵压境,生死关头,张亮基心里急啊。缺了左宗棠不行,还得另想办法。他想起一个人,江忠源。

江忠源这次扮演了《三国演义》中的徐庶。江忠源写信代请,最后二哥左宗植和朋友郭嵩焘也来面劝,内外合力,左宗棠动摇了,同意出山。

这个故事经不起仔细推敲。最明显的是,左宗棠既然以当代诸葛亮自比,对仕途又已经不那么心切,张亮基本人都没出面,左宗棠就这么出山了,跟他自己的定位不符。

于是另一个与“三顾茅庐”可以相媲美的故事,又流传出来了。

唐浩明在《曾国藩》一书中有“计赚左宗棠”一节,叙述了这段起伏跌宕的经历:

某天,陶府的家人陶恭突然前来送信,左宗棠出门亲迎。接信看时,陶恭正在左顾右盼,陡然听到一声怒吼:“张亮基真是岂有此理!”

左宗棠本来声音洪亮,这一声吼得屋瓦震动,吓得周诒端和张茹急忙从内室走出。

“季高,什么事发这么大脾气?”夫人周诒端面色惨白,气喘吁吁地问。

“你们看,你们看,这张亮基真是欺人太甚!”

夫人接过信一看,居然是张亮基绑架陶桄的内容!信中称陶家为官宦大家,湖南有难,省府捉拿了他,逼他拿10万两银子来,否则打进牢房。

陶澍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朝野上下谁人不知?张亮基要陶家捐10万两银子,分明是勒索!左宗棠越说越气,把手一捋,高喊:备马!即和陶家仆人各骑快马,直奔长沙。

左宗棠跨进长沙城的陶公馆,还未进屋,就问:“公子呢?”

门房流泪说:“昨日下午,一群兵士把公子绑架走了。”

左宗棠立即策马来到巡抚衙门,怒气冲冲地向里面闯,守门的卫兵也不阻挡。

左宗棠径直上了大厅。这时,巡抚张亮基从签押房里踱步出来,拱手说:“左先生,鄙人在此恭候已久。”

左宗棠怒气冲冲,大喊一声:“陶公子在哪里?快给我放了!”张亮基哈哈一笑,说:“从何谈起!我昨天请公子来舍下叙谈,公子正在后花园赏花呢。”

江忠源这时出来了,左宗棠见到他,又见到了陶桄,才陡然明白,逼捐10万两银子,并无其事,引诱自己前来自投,才是真的。

这段故事情节生动,引人入胜,但《左宗棠评传》作者杨东梁认为,张亮基扣留陶桄,逼他拿出10万两银子,从而引左宗棠赶赴巡抚衙门,是后继者骆秉章办的事,没张亮基什么事。

正史记录、野史编派、小说演义,众说纷纭。事实到底怎样?读者可以自判。

真实的历史是,在此之前,张亮基已经专程登门,邀请了左宗棠。

张亮基亲顾左庐,是在兵临城下的危局中紧急做出的。

太平军围住长沙后,主营安扎在城南妙高峰,营盘分扎长沙城南、东、西三面。城北是湘江,清军在这里布置了五千余兵力;江对面驻下三个绿营。湘江成了清军守城重点防守区,也是出入长沙城的唯一安全通道。

夜幕中,50多个部下,簇拥着一位身穿便服、身材清瘦的官员,悄悄走出长沙城北门,登上了停泊在江面的一艘官船,轰隆轰隆向湘阴方向驶去。

官员正是新到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他冒险出城,是到湘阴去邀请左宗棠。

见面后,左宗棠被他的诚心打动,但并没有立即来长沙。

完整的故事情节是,先通过胡林翼、林则徐举荐,再江忠源写信力邀,然后张亮基登门拜访,左宗棠终于出山了。

既来之,则安之。左宗棠受命之前,丑话说在前面:“宗棠脾气不好,遇事又好专断,恐怕日后不好与群僚相处,亦难与大人做到有始有终。”

张亮基当面承诺:“鄙人今后大事一任先生处理,决不掣肘。既以先生为主,群僚亦不会为难,请先生释怀。”

左宗棠一听,这解决了自己关心的“授权”。

但怎么保证“授权”的有效呢?这需要对方保证自己有完整的独立性。如果没有独立性,无论是君臣关系,还是上下级,自己事实都是张亮基的部下。这就让独立成为一句空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上级要下级服从,下级都不得不服从,事实还是张亮基一个人说了算。

要保证“授权”不是名义,不是一纸空文,唯一的办法,是自己人身独立,有主宰自我的进退自由。

于是左宗棠再提条件:“宗棠乃湘上一农人,不习惯官场生涯,若与大人及诸公同僚相处得好,则在长沙多住几天;若相处不好,宗棠会随时拂袖而去。请大人到时莫见怪。”

张亮基毫不介意,满口答应下来。

既保证了独立性,又得到了“授权”,双方满意,皆大欢喜。左宗棠首次出山,就这样定下了。

1852年10月8日,左宗棠从湘阴赶到长沙,“缒城而入”,谒见张亮基。张亮基“握手如旧,留居幕府,悉以兵事任之,至情推倚,情同骨肉”。这天起,左宗棠正式做起了张亮基的幕僚。受命后第一件事,是打太平军,解长沙之围。

5天后,即1852年10月13日,左宗棠统帅湖南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沙天心阁展开了第一场决定湖南政府命运的生死大战。这一战,左宗棠指挥大炮,一炮打死了太平军现场总指挥、西王萧朝贵。太平军群龙无首,逃出湖南,冲向武汉,逼向南京。长沙之围轻易化解。

长期以来,民间野史广泛流传“萧朝贵是左宗棠指挥下打死的”这个版本。但《左宗棠评传》作者杨东梁指出,左宗棠与张亮基于10月7日才从长沙北门登梯入城,而萧朝贵于1852年9月12日在长沙南城已经被城中炮火击中,伤重而亡。左宗棠到长沙时,萧朝贵已阵亡20多天了。

按前一种说法,左宗棠与诸葛亮出山时惊人地相似:“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按后面一种史实,尊重史家说法,则左宗棠出山时已经略微显得姗姗来迟。

真实的情况是,左宗棠第一次出山的作用,无疑被野史流传夸大了。左宗棠真正发挥的作用,是在张亮基幕府呆了一年,做了两件大事:

一、1853年1月12日,江忠源配合他,用12天时间,将浏阳的农民起义军,周国虞、曾世珍组织的“征义堂”镇压下去,斩首七百,解散万人。

二、1853年2月,在太平军力克汉阳、占领汉口,半个月后,攻克武昌,取得第一座省城。左宗棠入主湖北,经过8个月奋战,将太平军驱逐出武汉。

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战果丰硕,但相对于后来大开大合、风起云涌的大战,更像是左宗棠一生战斗的小演习。

张亮基在1852年调任湖南巡抚,授权左宗棠不到一年,就因左宗棠指挥得力,战功显赫,被提拔署湖广总督。

太平军见攻湖南无望,便将兵力转到湖北。左宗棠在湖南指挥,张亮基便亲自率领清军在黄安(今红安)、麻城夹击太平军,不料大败于田家镇。

1853年10月17日,张亮基被免去署湖广总督,改去山东做巡抚。冠冕堂皇的调任理由是他善于守城,山东济南府需要他才守得住。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僧格林沁亲信大将胜保。

太平军在长沙受挫,便从湖南转向江西、湖北、安徽、江苏,一路杀过去,指哪打哪,一路攻城略地。长沙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成了当时全国唯一一座没有被太平军攻进的孤城。

这也预示着,左宗棠将要成为太平军的最大克星。

眼下,张亮基要动身,离开湖南去山东赴任了,他有点舍不得左宗棠,力邀同往。左宗棠像上次拒绝做林则徐的幕僚一样,婉言谢绝了。张亮基知道,自己去年被提拔做总督,是左宗棠“防守湖南之功”,自己领了功劳,丢下左宗棠就这么走了,怎么也过意不去。他向皇帝“奏保知县加同知衔”。左宗棠又坚决辞谢。

张亮基终于纳闷起来。与左宗棠合作了一年,他居然还没弄明白,左宗棠这样卖命地帮政府办事,到底图的是什么?

事实上,左宗棠对县官看得很重的。早在1845年10月,妹夫张声玠到河北保定元氏县做县令,左宗棠写信给他说:“天下有两官员好作,一宰相,一知县,为其近君而近民也。宰相不可得,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矣!”

县官既然跟做宰相一样,左宗棠为什么不要?“同知衔”即“相当于知府”,已经不低。何况,左宗棠此时已41岁了。经历了世事的困苦,战争的残酷,他不再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高调青年书生,而是务实的中年办事人。

根本原因,是左宗棠将自己看得很清楚,在陶家自学成材,自己的才能,“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这次合作,他更加看清楚了,自己如果得个“同知衔”,职位权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卡在中间,以自己的个性,不但办不成事,而且搞不好关系,一时利令智昏,终将一事无成。

左宗棠同时看出官场关系的复杂与微妙,他不愿放弃湖南根基而去山东,于是决定辞归,回老家湘阴。他对张亮基拱手道谢,表示领了心意,说:“虽已固辞,然其意则可感矣。”

回想这一年的合作,左宗棠与张亮基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都履行第一次见面时的诺言:所有需要批复上报朝廷的奏章,张亮基全部放手交给左宗棠办理,左宗棠跟张亮基谈主意、策略,张亮基全部同意按左宗棠的意见办。左宗棠既感激,又高兴,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埋头苦干,死气沉沉的清军,被他用激情与智慧盘活了。(“所有批答咨奏,悉委吾手。昼夜劳思,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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