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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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方小三线由于品种多、生产不专业化、生产销售没有实行“一条龙”，而且没有规划性，因此对小三线企业只是从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方面进行调整，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
　　后方小三线企业经济发展不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地理位置的劣势。上海小三线在选址时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这表示小三线单位都地处偏僻，交通极为不便，运输成本高，与外界的联系也较为困难。军工厂建在偏僻的山坳中，布局分散，生产点孤立，远离原料产地和工业城市，成本大，能耗高，转产民品也无竞争能力，利少弊多。当时在各个单位之间只有一条公路通着，正如一位当事人观察到的：“现在想想，公路一被炸掉，这些厂也就死掉了，炮弹运不出来，粮食运不进去，在里面生活的人生活就难过了”。
　　当时后方瑞金医院可以建造在公路旁，并且可以做到隐蔽，但是根据选址原则，还得把山的四分之一炸掉，最后建在绕过这座山的蛤蟆坑。但是军转民后，正是这种隐蔽，却严重影响了各个厂的发展。假使说上海和皖南山区同时有两家工厂生产相同的产品，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质量等是相同的，但是皖南工厂所需要的运输成本要远高于上海的，采购方当然只会购买上海工厂的产品。倘若无法打开销路，生产的产品无人购买，那么三线厂自然无法扭转亏损的形势。同时，地理位置的劣势也给小三线员工带来了较大的烦恼，他们每次回家都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甚至有一次，部分员工乘坐回上海的班车时，车子坠入悬崖，仅一人幸存。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上海小三线企业中，每个厂员工的数量多则几千人，少则亦有数百人。军工厂的性质使得绝大部分的小三线厂与周遭环境和社会隔离，每一个厂自成社会，而这种“小社会”自然有其弊端。厂里的干部，不仅是工厂企业的领导者。他们要组织军工产品的生产，而且还要承担许多城市工厂不需要承担的社会职能，包括办中小学、幼儿园、派出所、居委会、婚姻介绍所、商店、菜场、老虎灶（即开水供应站）、殡仪丧葬以及处理厂社、农工等各种矛盾。最终使干部精力分散，穷于应付；使企业开支增加，成本上升。如此一来，小三线建设中各种问题也显现出来。
　　首先是员工子女教育问题日益严重。1978年后方基地党委给市委的报告指出：“后方小三线现有中小学共48所，教职员工和学生共6000余人。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教育质量低劣，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特别是教育机构不健全，业务领导渠道不通。后方教育事业，安徽省教育部门明确不予领导。对小三线职工子女就学、升学等问题不解决好，对稳定三线职工情绪十分不利。”“学生人数不多，读一年级、读二年级没有像现在小学这样很整齐一批人一批人这样，比较乱”，即指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混在同一个班中学习。师资力量方面，瑞金医院、后方仪电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当时均有下属学校，不过这些学校的老师都是单位里的员工，属于“业余”教师。师资薄弱的现象在后方普遍存在。
　　为了能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小三线职工不得不把孩子留在上海学习、生活。然而，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这些孩子缺少应有的关爱与管教，便有甚者走上歧途。譬如原后方前进厂一对夫妇，出于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吃苦的考虑，他们把3个幼子留在上海独立生活，每年双方见面的时间只有1个月。后来，这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因犯罪进入监狱。因此，在后方广为流传“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说法，无不流露出员工们消极、失落的心情。三线职工对现状的不满、对未来的忧虑，使得后方不安定因素日益滋长。
　　其次，是未婚青年比例失调而导致的婚姻问题。军工厂的性质促成了小三线工厂里男多女少的局面，刚迁往小三线时，他们还是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又鉴于军工厂为保密单位，职工常年住在山里，与外面世界接触甚少。因此这些年轻小伙到了适婚年龄时，便出现了找对象难的问题。在与原后方仪电公司工会副主席贺兴根先生的聊天中，他提到曾为公司里的男青年刊登过征婚广告。无独有偶，在1981年的《文汇报》上，后方22个企业集体刊登招收未婚女青年的广告；1980年11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24个婚姻介绍所，并在上海《青年报》上刊登招收女职工启事，“把婚姻的大门向全国各地打开”。一年多后，整个后方已有569对青年领取了结婚证，其中126对已调到后方基地工厂，还有833对男女青年建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在后方有个有趣的现象，小三线的男员工到医院看病时，“都是活蹦乱跳地过来的，用一辆大巴士或大卡车，一车一车地运来，厂里女的很少，小伙子很多，他们把到东方红医院（后方瑞金医院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叫东方红医院）来看病，当作是一种透气，一种来开眼界来玩一样的感觉，都很开心，我们里面有不少的护士都通过牵线搭桥等方式和他们结婚了。”
　　可是，刊登征婚广告成就婚姻的毕竟在少数，尤其来应征的都是市郊女农民以及在农场工作的女青年；医院的护士在小三线所有员工中也只是占一小部分。后方男多女少的局面使得众多男员工的婚姻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第三，后方生活不便，且单调乏味。在就医方面，后方虽先后建造四所医院，却远不能解决后方将近十万名员工及家属的看病难的问题。由于医院与小三线厂之间距离远，交通不便，因此很多厂的员工每周仅有一次前往后方医院看病机会。在饮食方面，由于上海与皖南相隔四百多公里，小三线用的原材料，甚至连职工吃的酱油、萝卜干，都要靠上海运去。这种畸形的工厂从开始建设就成了上海沉重的包袱。
　　尤其到了上海小三线建设后期，大部分工厂军工任务下降，民用产品无法大规模生产，员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在封闭的环境下，员工又处于较为空闲的状态，使他们更加感到生活单调、乏味。“小三线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不够活跃，特别是单身职工普遍感到业余生活枯燥。”
　　第四，户口问题和工资问题。从1972年以来，后方小三线职工新生小孩户口申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些孩子的户口，安徽不给报，理由是母亲户口在沪；上海又不给报，理由是父母或母亲已去三线工作，小孩户口不能报，户口问题关系到员工子女的升学问题、员工的工资问题等，影响着员工的切身利益问题。原后方683运输车队员工谈先生从小跟随父母去在后方协作厂生活、读书，户口也迁到了后方。虽学习成绩优异，却因为户口在当地，只能考当地高中。面对这种情况，他最终放弃了上高中就学的机会。我们采访过的一位倪先生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被调到上海小三线后户口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因此他只能拿山东的53元的工资，而上海的工资则是59元。他和另外一位被采访者吕先生的情况相同，两者均在小三线待了8年，两人的工资却始终没有涨过。这从一个侧面滋生了后方员工的不满情绪，使得后方的矛盾日益尖锐。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小三线职工的优秀才学在后方得不到发挥。1978年恢复高考后，不少有志青年觉得再在小三线待下去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他们纷纷为自己的未来寻找新的路子。比如，在后方瑞金医院搬到皖南时，要求有30名高级医师（相当于现在的主任医师）一起迁往内地，其中唐振铎和魏珂等医生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回上海后，其医术都是赫赫有名的。但他们若一直留在安徽，没有先进的设备来做实验、没有完整的图书馆翻阅资料，则其精湛的医术得不到提高，甚至退化。
　　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起始与终结都与时代紧密相连。小三线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生成，在完成其历史赋予的使命后，却随着时代的变迁，滞后于时代的洪流，其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1988年，上海市政府决定让这些小三线厂与上海郊区的一些厂进行联营，上海的员工全部迁回到上海、分配到上海各个与三线厂联营的厂中，而在后方的所有固定资产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徐有威主编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6月第2版）

锦江厂，一个三线企业的传说

作者：倪同正　字数：7193

　　当战争的阴霾逼近时，重新构建中国的经济布局，把军事工业向西部转移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大方向。在那个年代，有国家意志的贯彻执行，有人民群众大无畏的精神，三线建设在“文革”动乱之中照常推进。在千军万马建三线的洪流中，从上海来到成都平原西部丹景山麓的锦江油泵油嘴厂，从蓬勃兴起到苍凉落幕，仅仅用了37年。

　　选址折腾了三年
　　1966年3月，八机部办公室主任刘昂，基建司司长邢安民来川和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的程子华、阎秀峰共同研究为“三江厂”选定厂址，当时由刘、邢率领上柴、锡柴、杭齿和八机部洛阳设计院的代表，驱车深入成都市北部的彭县（今彭州市）白水河地区考察，根据当时中央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选定了“三江厂”的厂址。
　　为什么要把这些农业机械企业安排到这样的地方呢？据说二战时期德军专门搜寻轰炸苏联的轴承厂和油泵油嘴厂，把这类工厂破坏掉，就能以较小的代价使得对方飞机、坦克、各种战车难以动弹，收到最大的效果。“三江厂”到了战时就是军工厂，因此要找个特别隐秘的、可靠的地方。
　　最初的方案是锦江厂在最外边，靠近白水河镇，地形、位置算最好，令其他两个兄弟厂的同志羡慕不已。湔江厂在响水洞，坡陡沟深，条件最差，岷江厂在中间。后来建厂指挥部考虑到湔江厂是铸锻专业厂，摆在最里面不利于运输，就将锦江厂和湔江厂来了个对调。这一变动，无疑使另外两个厂的同志从心理上得到安慰，因为人家从大上海来的人都能在深山老林里安家，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湔江和岷江二厂抓紧搞三通一平，首先破土动工干了起来。
　　1966年10月，当锦江厂第一批30多名职工到达响水洞时，看到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几乎没有一块平地的山窝，感到在这里制造技术密集型的油泵油嘴产品简直是开玩笑。等到设计院把施工图交给承担基建任务的省建六公司三处的同志一看，他们连连摇头，说是从来没有在这种高低落差达百米的山地上建过厂，叫我们通过上级另请高明。矛盾反映到部里，曾担任过洛阳拖拉机厂厂长的杨立功副部长亲自到现场进行查验。锦江厂的刘汉生厂长搀扶着他边爬坡边介绍，老人家连拖带爬还没到主场地就下坡不看了，他批示另选厂址。为了不影响另两个兄弟厂的情绪，规定范围不超出10公里。于是我们厂选到了小渔洞镇附近的梅子岭沟。
　　梅子岭沟的实际情况并不比响水洞好多少，四面环山，山略低，河略小，仅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坡地，工程同样浩大而复杂。设计院的同志为了搞一份布置总图，真是绞尽脑汁，比如什么镶、钻、贴、嵌，缆车上下，能用的手段都用上去了，但就是拿不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总图。当时现场已陆续从上海、天津调来几十名员工，同志们面对工厂无法合理布局、生活区无从着落、湿度太大、运输费用过大、对外联络闭塞等实际问题，认为这儿也不能建厂，必须另选地点。为了说服部里同意另选厂址，大家仔细分工，搜集资料，包括地貌、地质、水文、气象等，还购置了自动温湿度测绘仪日夜监测并做好记录　。同志们将搜集来的材料整理好，数次进京向部里汇报。那时部里已经实行军管，1967年11月部军管会派陈国华等五人专家组来现场考察，陈是赴阿尔巴尼亚援建工业回国的专家。他们到实地一看，当即表示问题确实严重，最好另选地点，但是要向部军管会汇报，由他们来决定。
　　1968年5月，费尽周折，部里终于下达了文件，同意锦江厂“缓建”，可以另选厂址，原则是不超出关口丘陵地带。这消息震动了里边的两个兄弟厂，尽管他们也开始“造反”，并在部里闹得很凶，但是由于他们已经破土动工，造起了一些工厂建筑，部领导以主管经济建设的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的“凡已开工项目原则上不再变动”的指示，驳回了湔、岷二厂迁址的请求。1968年11月19日，四川省革委会下文批准锦江厂在关口选定的新厂址建厂，想不到遭到了邻居四机部属下的913厂的反对，理由是他们是为解放军总参生产军品的保密厂，周围建民用厂不利于该厂保密。官司打到部里，四机部把球踢到总参说是总参反对，总参推到国家计委，计委转到国家建委，建委又把矛盾交回到机械部，最后由四川省召集有关方面协商，四机部作了让步，规定锦江厂的围墙与913厂的围墙必须间隔500米。这一扯皮，又把锦江厂址的正式批复推迟了一年。直到1969年11月李大章根据李富春批示，再次确认锦江厂在关口砖瓦厂旧址上建设工厂。尘埃落定，锦江人欢腾雀跃，经过三年多的折腾，锦江人终于有地方安家了。

　　第一件产品：“七一”牌喷油嘴
　　珍宝岛的枪声，吹响了加快三线建设的进军号。1970年3月23日，锦江厂在丹景山下破土动工。那时候，政治挂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很少有讨价还价。当然，各人的支内动机不尽相同，但报国情怀占了主流。一时间，推土机的轰响和高音喇叭的歌声共鸣，大吊车的铁臂和扁担、铁锨、十字镐争雄，随处可见年轻人矫健的身影，“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修反争时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标语牌和铁人王进喜的巨幅画像环立山头。
　　锦江厂的第一座建筑是一间简易厂房。当年5月上柴厂100多名工人奔赴现场，开始产品试制。那时贯彻“先生产后生活”、“边基建边生产”的指导方针，宿舍楼还没修建，干部们都住在用芦席毛竹搭建在泥巴地上的油毛毡房子里。工人们借住在离厂区3公里外的一个破旧教堂里。
　　初期没照明电，就用蜡烛和手电筒；没自来水，就打河沟水用明矾净化；没厕所，就到老乡的茅房方便，那臭气和蠕动的蛆虫让女孩们非常害怕。几个月后当男女单身宿舍和两栋三层楼的土打垒家属楼造好后，食堂、供电线路和水泵房也随之开通，生活状况才得以改善。
　　1970年7月1日，我还在上海柴油机厂实习，中午吃饭时听到广播里传出：“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锦江厂第一批‘七一’牌喷油嘴生产出来啦！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伟大的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要知道柴油经过高压从喷油嘴呈雾化喷进油缸燃烧才能产生动力，故油泵油嘴有柴油机的“心脏”一说，是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产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的机械配件几乎全部依赖苏联。那时用一头肥猪才能跟老大哥换回一副喷油嘴。若干年后，一位领导同志刚到四川主持工作，就询问四川有没有油泵油嘴厂，可见他对农业大省和战略后方有无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