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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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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用之于来日”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蒋经国都有充分理由留恋赣州。蒋经国旧居的墙上，悬挂着一位赣州姑娘的照片，她是章亚若——蒋经国来到赣州之后一次婚外恋的主角。1942年1月，被送往桂林的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七个月后突然去世。或说死于急病，或说死于暗杀，至今仍为历史之谜。六十年后，双胞胎之兄蒋孝严访问赣州，曾挥毫题词：“千丝万缕情，海枯石烂坚。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赣州忆母。”这一情景，这一幅题词，不妨说是儿子替父亲蒋经国写下的赣州渊源的最后一页。
晚年蒋经国将赣南称作“第二故乡”，这份深沉情感中，当然包含着他与章亚若的爱情，他在这块土地上有过的快乐。不过，就一个政治家的从政道路而言，他的这种“第二故乡”的情感，恐怕在更大程度上需要另一角度的解读。
严格计算的话，蒋经国在赣州主政不到五年，但这却是他迈出的从政第一步。前往苏联留学时，他只有十五岁，离国十二载，一直生活在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度。抗战爆发后，二十七岁的蒋经国一回到中国，就被蒋介石送回到故乡奉化，让他读《孟子》，读曾国藩家书，读孙中山全集，读《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父亲要重新塑造儿子，用传统的书、新的理念，给儿子“洗脑”，让他完全摆脱曾经接受的教育。两年后，蒋经国被派到了赣州。于是，赣州真的如同一个摇篮，让一个年轻人有了在政治舞台一试身手，脱颖而出的机会。
1984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大事——旅美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刚刚出版《蒋经国传》一书，即在美国被暗杀，后查明，系台湾军事情报部门指使台湾黑帮所为，起因或为江南书中对蒋经国和蒋家颇为不敬。即便如此，江南谈及蒋经国归国后的最初从政经历时，仍多有褒扬。江南说，蒋经国在赴赣州之前担任江西“新兵督练处”处长时间虽短，“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显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大不同的新形象。
1943年，前来赣州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目睹了蒋经国参加群众集会的场景，看到他如何用类似于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喜欢采用的演讲方式，来鼓动民众。福尔曼在当年美国《柯里尔》（Collier’s）杂志七月号发表的报道中，有如下描述：
蒋经国也有能力让大批群众情绪激昂。有一天夜里，赣南童子军营火大会在赣州大操场举行，他站在讲台上率领数千名群众高呼口号：“中国万岁！打倒日本鬼子！”接下来，小蒋问：“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叛徒汪精卫？”群众高声喊叫：“烧死他！烧死他！”“我们就这么办！”汪精卫的胸像被推到操场上，点上火。小蒋敲起大锣，群众高呼：“杀！杀！杀！”同时，数千名年轻人赤膊上阵，在三座营火火光闪烁中，舞出一条长蛇阵。小蒋由讲台跳下，跟着长蛇尾巴舞动起来，他沙哑的呼喊已被群众的喝彩声所淹没。
相似的方式与场面，几年后，当蒋经国在上海负责“打虎”、惩治经济犯罪时，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上个星期，他让上海的大腹便便的商人们害怕了。他对青年军们发表演讲时说：“猪肉和香水从市场上消失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民众不饿死，哪怕高级商店和大饭店都关门也不要紧……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社会革命运动。”
这里提到的青年军，正是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所组建的一支队伍，他们是他的从政本钱。青年军在抗战胜利后解散并复员，此时，蒋经国奉命“上海打虎”，便重新召集旧日部下来到上海，使之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队伍。他再次以自己在赣州运用过的类似于苏维埃革命的方式，点燃这批青年军人的“打虎”热情。
如此看来，蒋经国后来的从政理念、风格、经验等，无不源自赣州最初的尝试。他将这种留恋，旋而转化为另一层面之上的思索。显然，赣州经历让他有了从政的自信，也有了更倾心的从政情结。在《东望章贡合流》中，他写下这些反思：“再以亲自接见民众来说，这种办法不能说对于政治之修明，没有相当的贡献，但是一切事情倘使都由自己直接处理，则一定会破坏制度，造成人人可以不负责的现象。我们要知道，凡是一时见效的药方，并不一定最好，同时倘使只有求好的心愿，而没有稳重的步骤和正确的办法，那么无论你的存心怎样慈悲，而事业的结果，一定是落空的，而你自己最多不过是一个口念阿弥陀佛的老婆婆而已！……我在赣南期间，是抱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态度，而从事于行政工作的。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因此，一面自感有过，而觉时时不安；同时亦因此而更将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来日，庶几在将来服务期间，方可减少错误，并使得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可以说，有意无意中，蒋经国已将赣州五年主政经历的反思，变成了自己走向未来的另一种资本，“思用之于来日”。他称赣州为“第二故乡”，其意义大概正在于此。
“白头相见江南”
蒋经国的一些赣州故事，最早还是从黄永玉先生那里听到的。赣州也是黄永玉念念在兹的地方。抗战爆发后，赣南与闽西、浙西等地一起，形成抗战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个“小后方”。大量文化人从上海等沦陷区流浪而来，使这一“小后方”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滋生、交融与发展。1943年，19岁的黄永玉从福建漂泊来此，在这里度过了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三年时光。
刚到赣州，凭着福建朋友的一封推荐信，黄永玉成了“教育部戏剧教育二队”的见习队员。蒋方良喜爱戏剧，是演剧队的常客，她曾邀请这些年轻队员到家里去，与蒋经国一起包饺子，有了一次愉快而难忘的家宴。
黄永玉印象中的蒋经国，朴实，平易近人。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日，身着便装的蒋经国走在江堤上，忽听有人落水高声呼救，他一边跑，一边脱掉外套，跳入江水，将人救起，不等获救者言谢，他穿上外套匆匆离去。
黄永玉的赣州三年，除在赣州城逗留短暂几个月之外，主要分别在信丰、上犹两个县度过。抗战胜利前，在信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上犹县编辑《凯报》副刊。七十年过去，无论信丰还是上犹，县城面貌早已改变，欲说寻访，恐怕只能借助于想象了。
旧景虽难寻，当年信丰的《干报》和上犹的《凯报》，却为我提供了感受赣州抗战文化的机会。在当地的档案馆里能找到这些报纸，颇让人兴奋。特别是信丰县档案馆，抗战期间的《干报》几乎完整地收藏一套，一个县级档案馆能够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有意思的是，两份报纸的“副刊”名称，居然与我还有了意想不到的关联。《干报》副刊名称——“收获”，我这些年经常为之写作的杂志叫《收获》；《凯报》副刊名称“大地”——我供职二十多年的《人民日报》副刊也叫“大地”。这种巧合，为寻访平添了另一种快乐。
读《干报》，读《凯报》，我感受着“小后方”赣州的文化氛围。两张报纸均为八开，我没想到当年赣州的县级报纸，居然办得如此大气活泼，版式美观，内容丰富，从国际新闻到国内动态，应有尽有。尤其是副刊，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开阔视野，坦率地说，无论从作者队伍到作品，这两份县级报纸副刊的水准，一点儿也不亚于当今许多报纸。据档案馆介绍，像《干报》的发行量居然达到六七千份，由此也可见当年流亡于此的各界人士之多，报纸影响之广泛。1943年10月10日的《干报》副刊，通栏标题为：“中华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赣南区）”，以一整版篇幅刊发了这次展览的部分作品，另有关于举办展览的说明：“中国木刻研究会应县府邀请主办。”
人总爱说故纸堆是枯燥的，其实，在寻访中，翻阅它们能带来新鲜生动的感觉。至少，当我坐在档案馆的桌子前，翻阅泛黄的报纸，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与陈旧的事件、地名在眼前接连不断地蹦出来，历史顿时就活了。一切，印证着黄永玉念兹在兹的赣州记忆。这一种念兹在兹，与蒋经国回忆赣州时所说到的“情感和精神”，有着相通之处。
三十几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黄永玉曾受邀画一幅画转赠蒋经国。一幅《江南图》，一片水田，远景为一条河，近景为白墙黑瓦的南方老房子。他在画上题写王安石的名句：“三十六陂春水，白头相见江南。”他听说，这幅画后来真的送到了台北蒋经国面前。
很想知道，看到黄永玉的这幅《江南图》，令蒋经国想到的是故乡奉化，还是“第二故乡”赣州？远景的那条河，他想象的是溪口故居门口的小溪，还是赣州旧居城墙外的章水，或者章贡合流的赣江？
许多人的故事，恐怕只能如此这般随水而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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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离家的“北方蒙娜丽莎”
作者：周冉 字数：3514
如果你此生不去荷兰，可能再没机会看到那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画中的少女“踯躅于明暗之间，仿佛此去即与我们永别。”
2014年6月，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结束长达两年的世界巡展，和其他馆藏名作一起回到装饰一新的海牙莫瑞斯皇家博物馆。馆方表示，画作将永远不再出借展览。《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成为继巴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乌菲齐画廊的《维纳斯的诞生》、索菲亚皇后博物馆的《格尔尼卡》之后，又一幅永不离家的名作。
这幅绘制于17世纪的肖像画作品，是荷兰黄金时代艺术的代表之作，作者约翰内斯·维米尔被誉为继哈尔斯和伦勃朗之后最杰出的荷兰美术大师，但在画家辞世后的一百多年里，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家乡没有一幅作品
17世纪是荷兰绘画的繁荣时代，经历过1609年的尼德兰革命，荷兰摆脱西班牙统治，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当时欧洲最富强先进的国家。荷兰美术开始摆脱宗教和宫廷的束缚，将笔端对准普通民众，同时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大量订购油画作品，作为彰显自己身份和财富的标志。那些描绘日常生活的小幅作品成为他们的最爱，有不少画家专门从事这样的绘画，德尔夫特的约翰内斯·维米尔就是其中一员。
荷兰的德尔夫特是个只有23000人口的小城，无法和阿姆斯特丹那种人文主义荟萃的大都市相提并论，但经济富足，生活舒适同样催生了油画定制产业。1632年，约翰内斯·维米尔出生在这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经营着米什兰客栈，也兼做卖画生意。
由于史料缺乏，维米尔的从艺经历一直是个谜，1654年，德尔夫特曾发生过一件著名的火药库爆炸事件，画家雷尔·法布里蒂乌斯被炸死，这位伦勃朗最有才华的学生当时已十分有名望。他的朋友、印刷商人阿诺尔德·邦为他写下一首悼念的四行诗：“……归天的法布里蒂乌斯正在光荣的顶端，幸而维米尔追随他的足迹奋力向前……”因为这首诗的存在，人们相信维米尔应该是法布里蒂乌斯的学生，也就是伦勃朗高徒的学生。
维米尔20岁时继承了父亲的旅馆生意，有了殷实的经济基础，他开始专心作画，后来娶了自己的模特卡特琳娜。1653年，维米尔加入圣路加公会，成为正式的画师。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维米尔生活的遗物，基本都是举债和贷款的字据，虽然继承了父亲的生意，维米尔生活却一直十分拮据，很可能生前没有卖出过什么作品。1672年，他不得不卖掉父亲的旅店，同时搬出老房子，维米尔的很多画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1675年，维米尔去世，他一生没有离开德尔夫特，死后留下大笔债务。
在1696年5月16日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维米尔的21幅画作，其中的《德尔夫特风景》卖价最高，为200荷兰盾。画家的36幅作品在他死后纷纷被出售或拍卖，源源不断运送到世界各地，这些作品分散在从曼哈顿到柏林的17家画廊，有三幅在距离德尔夫特最近的海牙莫瑞斯皇家博物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其中之一。德尔夫特没有存放任何维米尔作品。
老房子里的光影大师
维米尔的画作总是透露出一股清新恬静的气质，多以女性为蓝本，所有的肖像画中共出现了40位女性和13位男性，每一幅画作都有透明的颜色，严谨的结构和对光影的巧妙运用。
他作画非常细致，不论是画面构图，人物比例还是光影效果都与照片一样逼真，他的每一幅画作都要修改很长时间，通常需要两三年，但每幅都是精品。也因为这样，有评论者甚至认为这不是艺术，而是一种技艺，维米尔至多算是位杰出的工匠。
现代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尔提出一种观点：“1402年起，西方油画突然变得精密细致起来，它具有完美的构图，无可挑剔的透视画法和神奇的光影效果，这些是借助透镜和投影仪进行观察和描摹的绘画过程。透镜的传播最先可能是在比利时，然后流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然后是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然后是更广泛的地区。”在他看来，画家能够做到丝毫不差地捕捉现实画面，除了高超技艺，还要感谢现代科技。在维米尔所处的十七世纪，使用针孔投影仪作画成为画坛公开的秘密。当然霍克尔的观点也遭到不少人的质疑，还处在一种假说阶段。
世界美术史中，把约翰内斯·维米尔和其他三位同时代画家称为“荷兰小画派”。小画派尺幅小，题材小，多半描写荷兰本土的人物风貌，画家主要服务于市民阶层，以描绘静物、风俗、人物为主，对生活细节的描绘细致入微，很适合悬挂在居室或客厅。
约翰内斯·维米尔留存至今被鉴定为真迹的36幅，只有《德尔夫特风景》和《小巷》两幅风景画，其余如《倒牛奶的女仆》、《花边女工》、《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都是描绘普通市井女性，人物神情安闲自在，衣着朴素，画面多使用蓝色和橙黄等暖色调，画面中常有一扇开着的窗户，阳光洒进房间，轻柔和煦，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维米尔画中的室内景物始终是那些：“米什兰”老屋及新居的房间；左侧的窗扇；土耳其桌毯、蓝天鹅绒靠背的椅子、镌刻着“音乐是欢乐的伙伴、是医治忧伤的良药”一语的那架古钢琴及其他几件乐器、墙上挂着的荷兰地图，以及不同质地的日用器皿……但每幅画的光线都不一样，都有晨昏昼夕和强弱明暗的变化。
作品中的常见结构是，纵向透视的窗子，从画面左侧的窗子投射下自然光，近景比远景暗淡。在《画室》中，维米尔用暗色调的帘子作为前景，画面更有纵深的张力，被帘子遮挡的一角在视觉上也给人神秘感。
维米尔所有画作对光的描绘形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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