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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 2013年第9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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嫔�2004年版，第530页。刘锡诚当时是《文艺报》的编辑部主任。）原来把《也谈突破》和《苦恋》一样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予以批判的“突破”事件，竟到此戛然而止，这是怎么回事呢？真相是胡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处理《也谈突破》，悄然平息了这一“突破”事件。
胡耀邦同志是怎样平息“突破”事件的呢？我从对顾尔镡作些简介以及他在“文革”中和新时期到来后的表现说起。
我和顾尔镡（1925…1999年）都是上海通州中学校友，我比他高一年级。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参加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党员。全国解放后，我俩同在江苏省省级机关工作，他先是在江苏省总工会，后调到江苏省文联作家协会，任《雨花》编委，江苏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他本是演员出身，这时成了剧作家。就我所知，他和别人合作的锡剧《红色的种子》，誉满江苏，后改编成电影，是地方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炮打响。他又创作了话剧《雨花台下》，得到戏剧界好评。但因为我俩分处两个单位，大家忙于工作，交往不多。“文化大革命”一来，我作为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主任，一下子被“打倒”，定为“走资派”。顾尔镡在江苏省文联是中层干部，不是当权派，算是革命群众。但是，他在省文联批斗“李（进）、章（品镇）、亚（明）”大会上的惊人表现，为我熟知。有次，文联造反派批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李进，党组成员、《雨花》主编章品镇，党组成员、江苏省国画院院长亚明，即所谓“走资派”李、章、亚。造反派头头点名中层干部顾尔镡揭发章品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顾起初不吭声，后一字一字地说：“对章品镇，我没什么好揭发的。”造反派头头火冒三丈，狂吼：“你坚持反动到底，你就站到他们一边去！”这时，顾尔镡“登、登、登”地上台，与李、章、亚并肩站在一起，排在第四位。造反派头头一想，顾不是当权派，叫他上台，与“走资派”站在一起不合适。又高呼口号，“顾尔镡滚下去！”顾下台时，昂首挺胸，用鼻音哼出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听说了顾尔镡的这个真实故事，在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称赞“老顾是条汉子”。（记录者按：章品镇有一篇纪念顾尔镡的文章《他冷我、烫我也给我正直的支持》，载内部刊物《南通今古》2006年第2、3期，细节略有不同，但顾尔镡“稳稳当当，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这边走来，准确地在第四个位置上站定，毫不声张；却有一团凛然正气慑服了全场。全场寂然无声。”唱《国际歌》时，“虽然口不出声，但唱得是何等的庄严”。可见确是事实。）新时期到来后，顾尔镡被任命为《雨花》主编，率先为1957年被错打成“探求者反党集团”平反，发表社论《探求无罪，有错必纠》（记录者按：《雨花》1979年4月号发表）其后，中共江苏省委很快下达了为“探求者”平反的红头文件。有人问顾尔镡：省委还未给“探求者”平反，你怎么胆敢在《雨花》先给“探求者”平反？他说：我曾长久考虑，江苏文艺界拨乱反正，必须从为“探求者”平反开始，这一大冤案不平反，拨乱反正云何哉！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省委作出决定后我们才动作，那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思想解放，就得敢为天下先！”
因此，当1981年5月初《新华日报》发表对《也谈突破》的大批判文章时，我是有想法的。只抓住一句话：“政治上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项原则’”，既不管前言，又不顾后语，更不考查顾尔镡在文革前、文革中、新时期到来后的一贯表现，就上纲上线，这怎么能服人呢？
1981年5…6月间，我作为江苏省科委负责人去北京参加由中国科委、中国科学院等四单位举办的一个会议。会议前，我给耀邦同志写过一信（记录者按：王正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是江苏省团委书记，与胡耀邦同志很熟悉），讲了关于我对开发江苏沿海滩涂的意见。会议期间，我看望一位老同志，在那里见到50年代初胡耀邦同志的警卫员李汉平同志，此时他已担任国家保卫局副局长。我请他带口信给耀邦同志，问他有没有看到我的信，能否找时间和我谈谈。没几天，耀邦同志派车把我接到办公室。关于开发滩涂问题，谈了约一个小时，告一段落。耀邦同志有向下面来的同志进行调查研究的习惯。耀邦同志问我，最近江苏情况怎么样。我因去北京开会前，已听说过顾尔镡因一篇文章被批斗，就讲了这件事，并说，因为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就批斗顾尔镡，不好。我说：“突破”不是贬义词，不是否定，不是毁弃某一事物；从正面理解，突破是发展，是前进，是上了新台阶，是指事物在原有基础上进入新阶段。例如，一位体育健将，在赛跑、游泳竞赛中速度更快，突破了原先的冠军纪录，不是不承认、不是否决原先的纪录，而是突破。突破，对历史、对未来的进步都有鲜明的积极意义。我相信，语言、文艺、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此会有广泛、深刻的共识。耀邦同志听了我对“突破”的理解、说明后，赞同地“嗯”“嗯”了两声。接着又问我：顾尔镡这个人怎么样？我说，顾尔镡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作风正派，为江苏文艺界做了一些好事……（略，见上）耀邦同志又问：他在文革中表现如何？我就详细讲了上面顾尔镡在批斗“李、章、亚”大会上的真实故事，他从容上台和被打倒的“走资派”站在一边，下台时哼《国际歌》……（略，见上）耀邦同志听我讲完这个真事后，为之动容，考虑了一些时间对我说：你回去立即给江苏省委打电话，不要批斗顾尔镡了。请省委传话给顾尔镡同志，要他振作精神，抬起头来，搞好今后工作。我回到住处后，回忆整理了一个记录稿，请保卫局副局长李汉平给耀邦同志阅后再给省委打电话。不料，李汉平很快回来告诉我：耀邦同志说不看记录稿了，你直接打电话给省委吧。于是我按照我回忆整理的记录稿给省委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康贻宽同志。等我回到南京，“突破”风波已平息。（记录者按：耀邦同志对《也谈突破》的意见，肯定也传达给了中宣部，所以对《也谈突破》就不再发批判文章，“突破”事件在北京也偃旗息鼓了。）
后来我听说，江苏省委副书记胡宏、宣传部长汪海粟找顾尔镡谈话，都是鼓励为主。因此，顾尔镡在“突破”事件后，在江苏文学界的声望有所增高。在其后江苏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江苏作家协会副主席（常务）兼秘书长。
要不是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地处理了“突破”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苦恋》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也谈突破》，中国文艺界对这件事也许是另一个状况了。因为耀邦同志给文艺界办的这件好事，鲜为人知，所以，我要把这桩事告诉大家，也想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者提供一点史料。
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意外地接触到耀邦同志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使人了解耀邦同志在大量工作中的沉重负荷，往往难以顾及自身的休整。在谈完工作后，我问及他的健康，他一改平日笑颜愉悦的常态，略显苦恼地望着我说：“不晓得什么缘故，近来臂膀很痛，连手都举不起来，举过头就痛。”这出乎我意外，我连忙说，要请医生诊断，很可能是肩周炎，要请医生治疗，要热敷，请医生开处方，不能受凉。这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也可见耀邦同志对自己的健康很少关注，专心致志于工作，这可是他长期的、一贯的精神状态啊！
（王正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科委副主任，陈辽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洪振快）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作者：张一虹 字数：2712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了章诒和女士的《张伯驹的文革“交待”》一文，虽然只是篇2000多字的短文，但我在读过之后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并不亚于读她《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的感受。这不仅是透过张伯驹的“交待”材料，能想象到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无奈，更因由此而让我想起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老先生时的情景。
（一）
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组书记金树然大会。在押解金书记入场时，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颇有许云峰赴刑场时的悲壮架势。在有伟大领袖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面前，又岂能容忍这等嚣张气焰？于是便呼啦啦地扑上几个人来，立即将其打翻在地，然后就迫使他跪在偌大的体育馆中央。一浪高过一浪“打倒”的口号声，如海啸般地掠过，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心惊肉跳。所以批斗会从一开始就铺垫出了十分恐怖的气氛。
这自然就促使在此后各单位代表的发言中，每提到某个当权派或某个人的“罪行”时，便有人跟着起哄：“把他揪出来！”“让他下去跪着！”于是在全场与会者的应和下，被点了名的人，就得乖乖地跪在金树然书记的一旁，随即便会有人立即上前去给他（她）剪发剃“鬼头”。随着发言者的不断增加，跪在那里的“牛鬼蛇神”也就在逐渐地增多。更出人意料的是，有个人在喊“毛主席万岁”时，因没有举左手，而是举了右手，也立即被揪出跪在了下边。由于我担心自己也可能会举错了胳膊，从而引出飞来之祸，所以就将右手紧紧地缠到挎在肩上的书包带子上，使其不能轻举妄动。
就在如此人人自危的气氛中，省博物馆造反派的代表上台发言了。当他在控诉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招降纳叛的“罪行”时，突然拉着长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大右派张—伯—驹！。电子书下载
然而就在发言者对这段批判的内容尚未终止，会场里还没来得及响起“把他揪出来”的喊声时，只见在离我们不远处看台上的最后一排，立即站起位穿着白衬衣的长者，然后便匆匆挤出身子，顺着看台的过道，一路小跑着奔了下去。我注意到在整个批斗会期间，他跪在那儿始终是低着头，从未侧脸旁视过一眼。
因为我是此前一年从学校毕业，刚刚由北京来到长春，然后就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所以不仅对本系统的一切情况不熟悉，对这位叫张伯驹的，就更不知他是何许人也了！
“此人很坏——袁世凯当年搞复辟要当皇帝，就是他资助的。”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同事，低声对我说。
无知的我，当时就在心里嘀咕道：“这样的人，才是应当清除的历史垃圾呢！”
当批判发言结束时，想不到会场里竟掀起了一个更大的高潮：有人勒令那几十个“牛鬼蛇神”，沿着椭圆形的跑道，爬着向全体与会者去示众——于是整个体育馆又是一阵骚动、惊呼……
伴着这支由省文化局机关党委书记领衔向前爬行的队伍，是震耳欲聋的、有节奏的口号声。渐渐地，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向前蠕动的速度有些放慢了，落后了。当他们爬行了一圈之后，示众者中间年龄最大的张伯驹，竟完全被甩在了最后面，以至于距离越来越远，直到他的两只胳膊再也不能伸屈，终于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全场的“观众”都将目光集中到他那里，禁不住让人担起心来：是体力不支呢，还是突发了心脑血管疾病？面对着此情此景，是否有人会趁机把他拉出去，让其停止爬行，或者可能还会引来一顿拳脚？
人们正在心里这样嘀咕着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彪形大汉快步奔了过去，弯腰就拽住了张伯驹的衣领——于是，此人就如同拖着一具尸体，或者是一件什么沉重的东西，迅速地跟在了那个爬行队伍的后面，向前奔去……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当一个人被拖拉着与地面摩擦时，是一种什么感受，更不知道这位老者若是真的犯了病，经过这样的折腾，那后果又将如何？
示众“表演”在继续着，可不知是什么原因，原先那呼喊的口号声，却渐渐地低沉，又逐渐地稀稀落落，直到后来，似乎又都全部消失了。
在这突然的寂静里，人们似乎只能听到那艰难的爬行声和被拖拉时的“嚓嚓”声……
终于，又示众了一圈之后，这漫长的爬行总算是停止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张伯驹静静地躺在那里……
（二）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将长春市几个造反派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我被临时抽调到吉林省博物馆去参与筹备《四个反革命组织展览》。因为该展览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另一个楼里独立活动，与博物馆基本不发生什么联系，因此并没有机会能见到张伯驹。可是有一天早晨，因事我到博物馆的主楼去，刚推开门进入前厅，突然发现该单位那位造反派头头，女解说员××，正向站在她面前的一位老者在训话。仔细一打量，我不禁一怔：此人不就是那位张伯驹吗？
只见他光着头，身着一件棕色的对襟小棉袄，脚上是一双矮腰的布棉鞋，显得还算整洁；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并将头偏向一侧；眼皮下垂着，似乎是在认真聆听，又似乎是在似睡非睡。突然，我发现有一丝鼻液从他的一只鼻孔里流了出来，是越流越长。而他却像是根本就未发觉似的，始终就没去理会它……
我每天都能从安在楼外的大喇叭里，听到这位女头头所播出的，打派性的文章，那真可谓是铿锵有力。而此时的训斥，当然也是明快、清脆。可就在她将要结束训话之时，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她将一面小铜锣和一个敲锣的锤子递了过去：“去！到人民广场转一圈再回来。边走边敲，嘴里也别闲着。要念叨：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听着没有？”
“嗯嗯！”张伯驹十分痛快地答应着，眼睛也陡然睁开了。凝固的身子也立即动了起来，然后就接过那个家什，竟没看对方一眼，就脚步轻快地奔向门外。我知道，人民广场距这里足有一趟街的路程，此时竟也禁不住地跟了出去。
望着他的背影，听着那一声声的锣声，以及“我是大右派”的自语声，我的心久久地不能平静……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四十五六年了，许多人生坎坷的，或者是心酸的经历，都已慢慢淡忘了，但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伯驹的这些镜头，却刀刻斧凿般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历历在目。粉碎“四人帮”之后，有机会能够读到不少有关张老先生的回忆，心中不断升腾着的是对他的崇敬和钦佩。想他对国家的贡献，想起他的遭遇，特别是一想到他在临去世前，竟因“不够级别”而进不了病房，只好躺在走廊里的那一幕，就禁不住地在心里道：“我们实在是对不起张伯驹呀！”——可是这个“我们”又应当都是谁呢？
（责任编辑洪振快）
一家言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作者：吴兴唐 字数：10843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
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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