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2013年第9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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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实际上被取消半年后，在中共中央刚刚同意内蒙古统一自治之时，他们为什么提议要重建该党呢？他们解释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内蒙古地区经济落后，没有产业无产阶级，不宜建立共产党。注3
　　与这种主张不同，乌兰夫等人倾向于在内蒙古直接发展中共党员，不必另行建党。乌兰夫等认为，“外蒙基本上是游牧区”，所以建立的政党是蒙古人民革命党。而“内蒙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作主导”，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其他政党都“中途逃跑了，只有共产党始终坚持下来”，因此，无论从经济条件上说，还是从历史上看，均不应在中共之外另组其他政党。况且，“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也没有一个民族有一个党”。注4随后，乌兰夫向中共中央建议，成立中共内蒙古分局或中共内蒙古委员会，受东北局领导。注5
　　这样，就出现了将来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是否在中共之外再建一个政党的争论。
　　是否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了解到内蒙古的上述争论后，中共中央可能因为不清楚真实情况，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周恩来在代中共中央起草复电时，只好在同意乌兰夫的上述提议之余，又表示尚可留下余地。复电称，“如果内蒙人民中积极分子主张解散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而组织内蒙人民革命党，我们应予以赞助，并以中共分子加入成为领导核心，如果时机尚未成熟，亦还应暂时保存内蒙自治会作为向西蒙活动的人民团体。”注6
　　与中共中央的模糊态度相反，东北局更了解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其分析和方针也就鲜明得多。4月1日，东北局果断指出，“最近东蒙有些人又重提组党，动机不大纯洁，因此组织内蒙人民革命党问题应慎重考虑，待内蒙共产党及群众有相当基础，东蒙领导分子经过考验进一步靠近我党时，看清情况是否需要再定，因此问题弄得不好可能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目前是首先成立内蒙临时自治政府，组党问题以时机未达慢慢考虑不提出，内蒙自治联合会不取消，作为群众性的蒙民团体，并以它向西蒙活动，不必成立内蒙人民革命联盟”。东北局还建议中共中央，现在就可以组建“内蒙工作委员会”，受东北局领导，并发展党员，将来再正式成立“内蒙共产党”。注7
　　中共中央模棱两可的意见，显然使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受到鼓舞。他们坚决主张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似有“造成现〔既〕成事实”后使中共“不得不承认的倾向”。注84月11日，他们正式向中共西满分局提出，以牧民、农民、工人、青年知识分子等为基础，组织“共产党外围的民族形式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或内蒙古民主党”。注9
　　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人在日本占领东蒙时期就曾长期担任伪蒙疆政权的重要职务，日本投降后又领导该地区的革命斗争，在东蒙青年及知识分子中威望颇高，甚至可以左右当地的局势。甚至蒙古族青年曾在王爷庙的大街上自发地贴出“哈丰阿万岁！”的标语。注10因此，他们提出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还是有其群众基础的。当乌兰夫召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核心会议”讨论该问题时，主张重建的意见还占到了多数。注11
　　与此同时，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人还进行“非组织活动”，注12如召集骑兵一师的蒙古族领导干部开会，“酝酿建立什么党的问题”；注13“散布许多反共言论，如中共中央不允许组织人民革命党，便是大汉族主义者，不承认内蒙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等。”东北局据此分析认为，“此事发生，更加证明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献文）、彭（彭苏格，即朋斯克）等虽均参加中共，但他们的思想是民族主义的思想，而且由于他们过去即是内蒙的统治者，都担任过伪满的军政官吏，为了继续保持其地位，故利用云泽等同志和东蒙进步群众连〔联〕系较少的弱点，企图形成他们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和云泽对抗。而内蒙的反动势力，则更从中挑拨策动，支持他们的活动，以破坏内蒙人民和我党团结。至于一般进步群众，对这种在民族形式掩盖下的排共活动，尚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对是否需要组织人民革命党的意见，亦不一致”。注14
　　针对这种激烈争论，西满分局接连于4月10日和12日“专函请示”东北局的意见。而乌兰夫和东北局对这种事关内蒙古前途的重大问题也难以抉择，只好在同月12日、18日分别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共中央予以定夺。此时，因为哈丰阿等人在东蒙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又非常担心内蒙古民族领导层因此可能发生分裂，不但乌兰夫放弃了先前坚决不同意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意见，而且东北局也不再坚持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取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他们表示，在实无退路时，即应争取主动，同意哈丰阿等人的意见，待将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再行成立类似的政党组织，乌兰夫作为核心，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以保障中共党的领导。东北局还建议，当下应立即对哈丰阿等人的“非组织的活动”，“采取诚恳的态度，在党内进行批评，并经过蒙古进步青年广泛宣传中共对内蒙的主张和政策，采取谨慎而适当的方式，对一切排共反共的思想，从理论上进行有系统的批判”。注15
　　自从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在一段时间里“居无定所”，对乌兰夫和东北局的请示电报自然无法及时回复。迟至4月20日，中共中央才对东北局4月1日的请示做出答复，表示同意东北局关于不组织内蒙人民革命党而保留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及立即成立内蒙古工作委员会的意见。注16可能是在上述电报刚刚发出后，中共中央才又看到了乌兰夫4月12日的电报。发觉内蒙古领导人内部争论发展如此激烈的程度。同月23日，中共中央再电东北局和乌兰夫，给出上、下两种策略供东北局“根据实况商定之”。其中，上策便是以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代替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作为“内蒙人民群众组织”，中共“从中领导”；如果势不得已，则“不如采取积极态度”，以中共为中心来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其向革命发展”。同时，“保持内蒙＇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与发展”，是为下策。注17两天后，中共中央再次电复东北局，表示同意东北局同月18日电的意见，即大体采用中共中央23日电的下策。注18
　　中共中央上述后两份电报发出时，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已于4月23日开幕，相关精神也就无暇传达了。是故，在会议期间，是否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问题还成为一些小组讨论的议题。只是因为这次代表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才没有引起大的波澜。
　　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风波的平息
　　可能是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期间或会议闭幕后不久，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乔巴山的来电一锤定音，彻底打消了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人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念头。乌兰夫在1946年11月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联系以后，双方一直保持着电台情报的往来。注19因为哈丰阿等人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想法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真理报》驻王爷庙记者班斯勒格其有关，乌兰夫就致电蒙古人民共和国，请他们不要参与中国党的内部事务。蒙方回复道：内蒙古，除了共产党以外不必建立别的政党。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操纵下从中国分离出去独立建国，在中国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民众中影响很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乔巴山在中国内蒙古地区许多青年和知识分子心目中，“威望不亚于中共中央”。注20抗日战争胜利后哈丰阿等人在东蒙搞“自治”时，求助的主要对象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既然乔巴山也发来电报，否定了内蒙古在中共之外另行建党的意见，哈丰阿等人只能就此收手了。
　　1947年5月26日，东北局照顾各方面子，决定使用有别于其他任何中共基层党组织规范名称的办法，成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乌兰夫任书记，刘春、奎璧、克力更、王再天、王逸伦、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王铎等为委员。同年6月初，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根据东北局意见作出《关于建党问题及党内团结的决议》，决定在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之外不再建立任何“外围党”。注21又从组织上彻底否定了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意见。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这个名称确实不合常规，曾长期在内蒙古工作的刘春回忆说，当他们接到东北局要求成立上述组织的电报后，以为是译电员翻译错了，还特地向东北局求证此事。注22
　　一年后，中共在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基础基本稳固下来，周边军事环境也改善了很多，从政治上清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重建风波的条件大体趋于成熟。1948年7月，乌兰夫在内蒙古旗以上干部会议（后称“哈尔滨高干会”）上从政治的高度，总结指出：“内蒙古的蒙奸、蒋特反对共产党，散布‘共产党不适合于内蒙古’。某些封建上层及其他反动分子，也是反对共产党的……有些人宣称，内蒙古不能建立共产党而只能建立人民革命党。是建立一个代表封建上层利益的党，还是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是两条道路斗争中最尖锐的中心问题。这是一个革命领导权问题，这是一个决定内蒙古民族、人民是否获得彻底解放的问题。”乌兰夫进而强调，“党内曾有个别党员作了党外反动分子的应声虫，借口共产党要重视‘民族形式’，提出内蒙古要建立别的党，而不是共产党，甚至也说‘共产党的组织不适合于内蒙古’，提出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再组织一个党来领导革命，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注23
　　这次会议本身就是在东北局指导下，在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召开的，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书记乌兰夫的讲话自然也就给上述争论划上了句号。
　　应该说，这场关于内蒙古在中共之外是否另行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领导内蒙古工作的风波，是在中共承认蒙古民族、同意内蒙古实行统一自治的情况下，在中共摸索民族地区如何革命的过程中发生的一次党内争论。“文革”期间捏造的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曾长期潜伏的“罪状”是无中生有的，乌兰夫在1947年初的这次争论中实际上是反对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当然也就算不上什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总头目”了。
　　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洪振快）

亲历记

《顾准文集》的出版：不能说的也该说了

作者：杨建国　字数：6522

　　《炎黄春秋》今年第1、3、6期刊发了三篇关于《顾准文集》出版的文章，作为“当事人”，禁不住也想写几个文字凑个热闹。
　　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有一个时间因由：纪念顾准逝世20周年。《顾准文集》出版后，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有记者、媒体朋友找来采访、询问，甚至建议写点东西发表。过去的近20年间，除了小范围说过几句外，我一直避免谈论《顾准文集》出版的相关情况。其主要原因，一则是因为《顾准文集》出版后引起的所谓“热”，社会认知了顾准的卓越思想，这个时候去说什么有点借光之嫌，而我这样想，顾准是伟大的思想家，出版《顾准文集》只是我责任编辑的职分而已，因此不该说，不该因此“沾什么光”；二则是因所谓“敏感”，当年因《顾准文集》而遭遇了一些事，其中一件是：强力机关的人明确要我不对外讲《顾准文集》的相关情况，否则——因此我一直没有说。今天，中国社会、人群深刻和宽容了，再也不会不让说了吧。
　　关于顾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几近不了解。1982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小册子，很好读。回忆起来，我大约是1990年读一些有关西方文化的书时读的该书。读后的感觉是立意深刻，文字流畅，不同于其他呆板的学术著作。但此书并没有介绍作者顾准的更多情况。因此，“我不认识顾准”（李慎之先生语）。1993年底，大约11月初吧，突然收到王元化先生写的一封信，字不多，推荐《顾准文集》来出版，信中未对推荐作品有评价文字。元化先生是通过其弟子胡晓明君转来信，胡晓明君的弟弟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工作，其弟将信转到我手上。没有看到顾准先生的文字，且出版人都知道，文集的出版是有规格的，不是像现今随便什么写手汇拢其文章就可出版所谓文集。顺便一提，《顾准文集》出版前，少见文集的出版，后来，出了很多的文集，这也是一件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因此，心里没底，不敢应承。但王元化先生是学问大家，其学问人品我是高山仰止的。顾及此，回信请求元化先生安排人将书稿寄我一读。我给元化先生的回信大意是，说明了对文集出版的规格要求，需要有真正的相当水准的学术创见，我对先生的推荐是十分重视的，相信是一本好书等。也许是因于我的严格及真诚吧，很快，收到了陈敏之先生寄来的书稿复印件及简短回信。信中说明了书稿几经周折未能出版的大概情况，且说1994年是家兄的20周年祭，如能接受，希望能应时出版。
　　应该说，我真是在百忙中看了顾准书稿。是时，我手上共有16部书稿正在处理，在顾准书稿前已列入重点出版的“中国市场经济法律问题丛书”，16部书稿要每本都审读后写出审读意见，最后选用9部书稿编辑出版（巧的是，这套丛书后来获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客观上减弱了因《顾准文集》带来的压力）。说实话，对顾准书稿，看以前并没有特别重视的感觉；看完后心里就惊讶了，写得好，特别是后半部分，精彩无比。审读完书稿，记得大约花了一周时间，再反复边翻阅边思考、掂量——真掂量！掂量书稿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与也许要承受的“风险”，最终决定出版。电话告知陈敏之先生，陈敏之先生反复询问肯定吗？我回答肯定，签出版合同吧。他说太感谢你了。签合同往返还有一些时间，陈敏之先生还是担心出现变故，几次来电谈顾准书稿出版的周折，如实地说了几家出版社的处理情况，也把退稿信复印后寄给我，要我拿定主意，如有困难，授权我删改几处文字。这些情况自然也引起我的注意，这些出版社的处理意见写得很好，对顾准书稿评价很高，但退稿理由含糊其辞。最终，综合各方面情况，我给陈敏之先生的回答是，肯定出版且不删改一个字。电话那头的陈先生问真的吗？真的吗？我说，在我看来，顾准先生通过对西方历史、中国历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体察和研究，表达的观点是有理据的，不是象牙塔里学术八股书本上的推演，更不是悬浮在空中的判断，思想深邃、见解卓越，实在不应该删去任何文字，应保留它原来的面貌，哪怕有不当之处，让历史去评判吧。陈先生说，我很同意并佩服你的看法。谢谢你这样理解，我相信家兄的书一定能出版了。你需要我怎么配合尽管说。合同马上签，不要稿费。鉴于学术著作不好卖的情况，为减轻你们的负担，我提供15000元钱作为出版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