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贼的历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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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一开始偷损坏的物品，发展到后来偷完好的物品；由一开始偷零星的东西，发展到后来偷重大的物件。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直到某一天被主人发现，赶出门外方止（参见《上海滩黑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女仆偷盗本是偶然所为，但或出于自愿，或出于无奈，一盗再盗，偶然性也就变成了必然性。所以，防患于偶然，是善良人免于走上偷盗之途的最关键的一步。


“窃”与“禁”的利益趋同性（1）


　　窃贼的反社会性对人民生活带来种种干扰和损害，因此防止窃贼的偷窃行为和对窃贼进行制裁，历来都是各代政府关注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当“窃”与“禁”在利益上趋向相同时，用以防止和制裁窃贼的法律也就成了纸上谈兵。在这里，且不说与执法有关的一系列行为人与盗贼的利益联系，单就人们最直接关注的警察来说，也是往往因为其利益与窃贼利益的趋同性而丧失了执法的根本原则，结果成了与窃贼同样犯罪的人。
　　古时，窃贼们就以种种手法疏通一些职司治安的捕役，使得这些捕役与窃贼们串通一气，美其名曰：“大家发财。”有些捕役家里就是窝赃点，失主报官之后，“比之急则妄咬无辜，以肆其诈；比之缓，则坐地分赃”（参见崇祯《历乘》卷十四）。
　　《明斋小识》里讲的一件事确实令人吃惊：清朝时期，青浦赵屯镇上有个著名的赃窝，窝头姓姚，“自幼作贼，四方草窃依为薮”。这一带凡有家中失窃，都可去姚家认领被窃物件，不过这叫“议赎”，还不能讨价还价。何以会有这等怪事呢？原来衙门里的捕役也靠这个赃窝吃外快，故“盗赃累累列庭，无人敢置喙”。
　　又清代南汇人杨光辅所著《淞南乐府》内讲到的窃牛宰烹一事，亦很有说明意义：“地棍贿通衙蠹，日宰耕牛无算，贼窃牛以贱售之。”衙役和盗贼同流合污，无怪窃贼敢于胆大妄为。
　　到了近代，普通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是：“警察与小偷是一家。”当时盗贼案之所以接连不断地发生，窃贼的胆子越来越大，受害者多不胜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警察与窃贼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从窃贼的偷窃活动中图谋私利，完全丧失了执法人的起码道德。
　　警察局常常把没收小偷偷来的东西中无人认领的部分，作为外快（额外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这样一来，警察局很希望多没收一些赃物，也就是希望小偷多偷、多作案。有的小偷偷得的赃物，虽然供出是在某处偷获的，警察局也常常不通知失主认领，因为这样警察局就可以没收。而没收的赃物用作外快，在当时是名正言顺的，不算贪污。赃物没收以后，分局截留一部分，另一部分送总局，也有全部上交的。总局对赃物不定期进行内部公开分赃。也就是抽签贱价拍卖给所属警官。当然，贵重的东西，已被高级警官，如局长、分局长、科长等先享用，零碎不值钱的东西才拿出来拍卖。拍卖价款为警察局的自行收入，任意开价。
　　警察和小偷勾结，相互利用。小偷找警察做“神头”（即后台），以求得警察保护；警察则掩护小偷，为的是能够参与分配赃物。这种警察与小偷同流合污的现象，在旧中国比比皆是。
　　云南省的昆明警察局有一刑警大队，大队下又分若干组，各组由组长率领队员多人，分住在昆明市的八个区。队员可以单独执行任务，为此，他们美其名曰“为了工作”而收罗助手，助手被称为“跑二排”，其中有些人就是小偷，任务是为警察提供情报，其实就是为警察“撵山”（指猎犬为猎人追逐野兽），谋取钱财。“跑二排”的也可以再找助手，叫做“跑三排”，甚至有“跑四排”、“跑五排”的。下一排各对上一排负责。这样警察和小偷就成了合作者。警察为小偷通风报信，吃钱放赏。有的见小偷行窃，不仅不抓，反而加以掩护。小偷窃得的赃物，就共同分赃。还有的警察，挂着警察的牌子，实际上就是贼帮头子，这在昆明叫“舵把子”。一个“舵把子”联系有很多小偷，成了祸害社会的毒瘤。
　　警察和窃贼相互勾结，共同行窃，是旧中国执法部门的一大特色。有的警察为窃贼打掩护，有的包庇窃贼，有的吃钱卖放……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1947年8月中旬，《东南日报》刊载出一条令人惊讶的新闻：“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侦缉科便衣警长邵关荣接获密报，在东方饭店破获盗匪机关，计先后捕获盗犯七名，内有盗犯董省吾一名现任宝山县刑事警察组组长。”（参见《警局调查汤纳理等七名持械抢劫及买赃物一案进地方法院》，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卷宗，第131号）
　　原来，7月17日上午10时，上海警察局刑警二科便服警长邵关荣接获情报称：“西藏路东方饭店341号房间内匿有大批持械盗匪汤纳理等。”经邵关荣派人调查，果然属实。他立即派员驰往西藏路东方饭店341号房间，当场拘获嫌疑犯汤纳理、杨存厚、沈阿庆、柴觉迁、董省吾等5名，并查获钻戒及手表等物。据被捕者供认，上述物品均抢自兴安路麦赛坊1号的朱姓家中。
　　警员又于当日在宁海东路春江旅馆23号房间，拘获同案犯应阿兴，并由其领往南市四牌楼永安里7号起获手枪两支；又在福建路大江南饭店359号房间抓获收买赃物者邵敬昶，查获赃物翡翠钻石等物。
　　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证实董省吾是在东方饭店341号室匪窟内被拘获的，当时即在其身上搜获宝山县警察局刑事警察组组长证件一张，他亦自称在宝山警察局任职。
　　经查证，强盗汤纳理与董省吾系幼年同学。1947年6月间，汤纳理在成都路修德新村弄口遇见董省吾，便托董省吾代向宝山警局谋一刑警职位，董一口应允。汤见董虽是刑警组长，身边并无枪械，遂告诉董，准备赠送董一支枪。次日，汤将毛瑟小手枪一支及子弹3粒携至修德新村4号董的住所赠予董。后于7月9日，汤又携带手枪两支及子弹6粒至董家。董乃向汤索取照片三张，以备向宝山警察局申请谋职，并代领枪照。董在携带上述枪支至宝山申请登记时，因枪的来历不明被扣于局中。


“窃”与“禁”的利益趋同性（2）


　　据汤纳理供认，董省吾是知道汤等为盗匪的，所以代汤办理枪支登记准备领取护照时，明知枪的来历非法，竟企图代为办理护照，掩护其盗匪活动。
　　董省吾身为刑警组长，盗匪是其侦缉对象，然而竟然代盗匪办理枪支执照。董省吾为什么要冒着违反法律的罪名干这种事呢？其目的是很明确的，这就是企图坐地分赃。
　　这一警匪勾结的社会新闻经新闻媒体公诸于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谴责警方的舆论接踵而来。这当然只是小警与小匪的勾结。至于社会深层、政局幕后隐藏的“大警”与“大匪”的勾结，置于法律之外的巨额的坐地分赃，更是骇人听闻的（参见郭绪印著：《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254页）。
　　如果说这种与警察有关的偷盗案件尚属于“地下活动”，那么警察明目张胆地与盗贼勾结，从中牟利，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民国初年，兰州城有一个贼帮，“锤把”（即头子）是洪帮的首领白老五，家住鹅毛巷。全城70多名小偷全在他的控制下活动。外地来“吃生意的”（即进行偷窃的），先要向他报到，然后再在指定地点活动。违者一经“码头”发现，就要被驱逐，或用各种刑法进行制裁，甚至会被“抛锚”（即装麻袋投入黄河）。“码头”有严格的规矩，偷盗得手后要报“锤把”知道，过晚上9点后才决定是“吃”还是“吐”，必须吐出的是有权势人家的财物。
　　白老五之所以如此猖狂，就是因为与当时警察局侦缉队的人有直接联系。时任侦缉队队长的关云治，与白老五立有“君子协定”：偷盗集团每天要来侦缉队汇报一次；每名窃贼每月上缴警察局贡银5～10元；偷盗集团每月课税20～40元。
　　1930年，白老五去世，“码头”解体，当局失去控制，一度将全部盗贼全部逮捕，各判刑6年。因为这帮盗贼都吸毒，受不住狱中生活的煎熬，遂以自杀或绝食相对抗。当局无奈，只得改判关押6个月，计划在期满后一律押解外地。但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行。
　　释放出来的盗贼重新进行分帮组合，逐渐形成5个偷盗小集团，用兰州话叫“五个把子”：南关鸡洞一把子，有10多人，头子叫张老三；黄河北草场一把子，有七八人，头子叫卢巡国；杨家沟一把子，有10多人，头子叫任丁娃；东稍门外一把子，约10多人，头子叫张老五；鹅毛巷原码头也有10多人，由孙青山掌管。各个把子的盗贼只能在划定的地区行窃，并重新得到警察当局的协助。警贼互相利用，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恶势力。
　　警察与盗贼互相勾结，各自都从对方身上获得利益：盗贼因有警察撑腰，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偷盗和抢劫活动；警察因对盗贼进行了庇护，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接受盗贼的“纳贡”。这种无本的生意做得多了，惹得一些旁观者感到眼红，也纷纷利用自己的优势与盗贼结盟。下面就是发生在上海的一起宪兵、警察与盗贼合伙持枪抢劫的事件。
　　据1946年警局刑二课什字878号《调查报告书》报告，此持械抢劫案案情如下：
　　1946年5月26日下午4时左右，有着军服及便服者六七人闯入云南路312号许王氏家中，声称搜查白粉（即海洛因），公然劫去金戒8只、手表3只、现钞43万元、金耳圈一副。被害人带领警局便衣各处查缉案犯，于5月30日下午4时许，在云南路扬子饭店附近经被害人指认，缉捕了同案犯任家贻、顾根生等。
　　经审讯，任、顾对于抢劫许王氏家财物供认不讳，并供出同党匿迹于西藏路大陆饭店417号房间及广西北路太平洋旅社5号房间。警方在大陆饭店417室拘获同案犯蓝致中一名，在其身上搜出伪造的检举汉奸之呈文两张；在太平洋旅社5号室拘获同案犯顾志明一名；当晚在太平洋旅社5号房间守候之警员续获同案犯王剑平、周仲谋及郭本奎等3名，并侦知同案犯王伯登匿居于中正路合兴旅社66室，当即前往拘获。
　　该案非一般盗劫案，而是宪兵、警察与强盗合伙持枪抢劫案。这伙人的勾结抢劫并非这一次，这次案发前，他们已连续抢劫了许多居民家庭。在此案中，同案犯周仲谋为现役宪兵，王剑平为现职警察。
　　案犯宪兵周仲谋、警士王剑平及任家贻、顾根生、王伯登、郭本奎等供称：5月25日下午3时左右，在浙江路新民旅社47号房间与在逃犯翟清亚、宓达夫等闲谈中，从王伯登的朋友谈章泉提供的消息中得知云南路320号有人售卖白粉，于是议定以搜查白粉为由，前去抢劫，并约定26日下午行事。26日下午，盗伙先集中于新民旅社47室，再由谈章泉领路至云南路320号，警士王剑平立于门口望风，宪兵周仲谋持公职所配带之转轮手枪（周被派驻老闸分局担任巡查，带有公事手枪），与其余4盗闯入楼上，恐吓被害人许王氏等不许声张，即在室内搜查，共搜出金戒8只等如上所述财物及白粉70余小包。作案后，盗伙返回新民旅社47室分赃，宪兵周仲谋分得金戒1只、现钞5万元；王伯登分得手表1只、现钞2万元；警士王剑平分得现钞5万元；其余盗匪均分到赃物或赃款。至于案犯所供在被害人家查到白粉一事，经反复讯查，未能证实确有白粉被搜出。
　　又据案犯周仲谋等供称：5月29日下午2时左右，他们在广西北路太平洋旅社5号与在逃犯翟清亚等聚议后，一同前往盛泽路47号，同样以搜查白粉为由，持枪抢劫到金戒等财物后，逃回太平洋旅社分赃。


“窃”与“禁”的利益趋同性（3）


　　5月30日下午2时左右，他们在大陆饭店417室与宪兵周仲谋等聚议后前往汉口路曼伏大楼，也以搜查白粉为由，持枪抢劫。
　　在同案逃犯翟清亚提议下，他们伪造了两张检举汉奸呈文，由任家贻批示后以便冒充公务人员，施行诈术。该案侦察中查得，案犯顾根生于5月15日下午4时许，曾犯有假借市保卫总团长名义，向市商会会长王晓籁诈骗　50万元一案　（以上资料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第131号）。
　　这是一个有宪兵、警察合作的盗窃兼诈骗团伙，可见当局政治腐败、治安混乱之一斑。这一宪、警与盗匪合作抢劫的特点在于，以搜查白粉（海洛因）为借口而行抢劫之实。他们事先得到一定的线索，侦知吸食白粉或以前曾吸食白粉者的住所，以宪、警执行“禁毒”、“法令”的身份，在民间抢劫，这就比一般盗贼作案容易得手。而他们搜查到的许多毒品赃物，是准备高价售出获巨额赃款的。此案表面上看，是个别宪、警所为，实质上所反映出的是一个深层的社会问题。
　　个别宪、警与窃贼互相勾结，在利益一致的驱动下执法犯法，是旧中国法律腐败的一个重要见证。而当这种利益驱动发展到由警察机关包庇窃贼的程度时，其危害性就更大了。下面这一案件就是一个实例：
　　1948年2月，上海发生了一起盗贼杀害外籍厂主的要案。
　　被害人科雷纳（K·RENNER）男，61岁，德国籍。该人为上海定海路350号冶和啤酒厂厂长兼工程师，住于该厂四楼。其妻安娜·科雷纳，女，57岁，德国籍。
　　案发于2月25日凌晨零时50分。当警方得讯后赶往现场时，查得盗匪等已在该厂三班职员报告警察局前逃逸，警方在现场看到第一被害人厂长科雷纳躺在地板上，由该厂请来的外国籍医生证明，已经气绝身亡。只见死者面部有血迹，并稍有伤痕，手腕上尚铐有手铐一副，楼梯栏杆上遗留白纱绳一根，地上衣服零乱，狼藉满地。警方当场拍照，以备查验储案。
　　据第二被害人、即科雷纳之妻安娜·科雷纳诉说：24日晚上10时许，她已在寝室睡眠，突然听到写字间内她丈夫与人谈话的嘈杂声音，因不明情形，便走出卧室到写字间内探视。不料刚一出门，即有盗贼用丝袜将她的手足缚住，而科雷纳也被其余4盗使用手铐及白纱绳缚住手足。其中有一个盗贼操着不标准的英语，胁迫他们交出保险箱上的钥匙。他们见盗贼们均持有凶器，故未敢抵抗，即交出钥匙。
　　盗贼将科雷纳及其妻拉到楼梯旁，将科雷纳缚绑于楼梯栏杆上，科雷纳因手足颈部都被缚住，故无法行动；盗贼又将其妻摁倒于科雷纳身旁，再用一绒毯蒙住头部。然后，盗贼即在四楼各室搜索抢劫，约达两小时之久。抢劫之后，即携赃物下楼逃逸。
　　等到强盗逃走后，安娜·科雷纳在手脚均被绑缚的情况下，只好以膝向前移动至厨房内，用菜刀割断绳索，然后找电话通知该厂三班职员来厂，设法将科雷纳手上之手铐开启一只，解去绳索，并立即请外籍医生来厂急救，但科雷纳因被缚过紧，且时间过长，已经气绝身死。又电话通知警方，警方来现场查验后，将盗贼等诸人遗留之作案工具手铐一副、绳一根存分局备查。
　　该案第一被害人已被害身死，而第二被害人因受惊惶刺激过深，故对于损失物件一时无法记忆，难以详细检查并估计总值。仅初步报称损失有：（一）钻戒5只（内有1只上镶真珠2粒）；（二）珠项圈1只；（三）金镯镶有钻石1只；（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