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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贼的历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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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业盗窃案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5）海刑初字第408号。
（2）案由：盗窃。
（3）诉讼双方：
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建业，男，15岁（198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河南省西平县人，住河南省四以芦庙乡藩老庄村八组。因盗窃于1995年4月19日被逮捕。
辩护人：江洪林，北京市海淀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古今对盗窃罪量刑之比较（2）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高俊生，人民陪审员卢兆堂、高成宝。
（6）审结时间：1995年7月21日。
（二）诉辩主张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995年4月7日16时许，被告人王建业盗窃孙桂敏（女，31岁）女式坤包（价值人民币100元）1个，内有人民币7200元、工艺项链1条（价值人民币20元），后被查获归案。被告人王建业盗窃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152条之规定，构成盗窃罪。
鉴于被告人王建业犯罪时尚未成年，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所窃赃款、赃物均已起获发还。根据《刑法》第14条第3款之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被告人王建业及辩护人的意见：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王建业所犯盗窃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依法予以惩处，但对王建业决定刑罚时，既要考虑其具有《刑法》规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还应结合其犯罪的动机、目的和归案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酌定情节，作出判决。主要事实依据是：第一，被告人犯罪时年仅15岁，根据《刑法》第14条的规定，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第二，被告人家境贫寒，其盗窃的动机仅是为买衣服穿，可见其主观恶性不深，易于教育挽救；第三，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较好。因此请法庭对被告人给予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
（三）事实和证据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查明：
1995年4月7日下午4时许，被告人王建业随其父去北京市海淀区功德寺、菠萝王胡同一户人家盖房，见一辆吉普货车卸完瓷砖后，车上没人。上前看到驾驶室右边车座上放了一棕色手提包，即将包从开着的车窗拿出，藏在旁边的瓦堆缝里，用编织袋挡上。事主返回后，见包被盗，便问王建业，他说没有拿。他父亲又问他，王说看见一老头拿了，并带事主找到了包。经事主清点，包内物品均未丢失。王建业被送到派出所后，如实交待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王建业的供述；
（2）受害人孙桂敏的陈述；
（3）见证人崔胜利、梁英才、王克宇的证言；
（4）起获的赃款、赃物。
（四）判刑理由
被告人王建业犯罪时年仅15岁，案发后有悔罪表现，未给失主造成经济损失，且系初犯，应予减轻判处并宣告缓刑。
（五）定案结论
根据认定的事实和上述判案理由，依据《刑法》第152条，第14条第2、3款，第67条第1款、第68条第2、3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建业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六）解说
被告人王建业虽然盗窃数额巨大，应依照《刑法》第152条的规定处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对未成年罪犯，在具体量刑时不能单纯考虑盗窃的数额，还应考虑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和造成的危害后果、是否初犯、有无悔罪表现等诸多因素，从而确定其应负的刑事责任，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同时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人的思想尚未定型，可塑性较大，若判刑后将其投入劳改，很容易染上其他恶习。如果判处缓刑，由家庭、学校、社会对其共同监督，则有利于教育挽救。被告人能认罪、悔罪，其父保证严格监督，因此依法以其适用缓刑，是符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的。
曹文杰盗窃案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4）海刑初字第333号。
2．案由：盗窃。
3．诉讼双方：
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曹文杰，男，28岁，汉族，河北省三河县人，海淀区双联公司业务员，住本市崇文区光明西里3号楼一层12号。1993年12月2日因本案被逮捕。
辩护人：姜兴魁，北京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杨晓明，人民陪审员朱慧雯、白家麟。
6．审结时间：1994年5月20日。
（二）诉辩主张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993年8月至9月间，被告人曹文杰窃取存放在本市海淀区双联公司的北京市中际电视艺术广告公司的空白转账支票，使用欺骗手段先后从中长信息工程技术公司、北京市朝阳区祥宏建材五金供应站，购得卫星电视接收机五部、瓷砖、壁纸等物，共价值人民币9000余元，同年11月3日，被告人曹文杰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了《刑法》第152条之规定，构成盗窃罪。
2。被告人曹文杰对起诉书指控的内容没有提出异议。
3。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古今对盗窃罪量刑之比较（3）
（1）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曹文杰盗窃支票有误。被告人所在单位双联公司只有3名职工，经理在时由经理负责，不在时由曹文杰负责。中际电视艺术广告公司存放在双联公司的物品与双联公司的物品混合存放，并由双联公司使用。虽无证据证明经理明示由曹文杰管理中际公司的物品，但曹文杰实际上已行使了管理权，曹文杰利用职务之便挪用中际公司的支票，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2）被告人利用支票购物，价值人民币应为8000余元，而不是9000余元。
（3）认定被告人购买物品的数额8000余元为盗窃数额，无法律依据。被告人所持中际公司的支票，其账号上无款，无法兑现，属于“不能随即兑现的证券”。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关于《处理盗窃案件的几个问题》第5条第2项“盗窃印鉴齐全随即可以兑现的空白支票，按使用后实际占有公私财物的数额计算”，根据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3条第2款“不能随即兑现的证券或将能随即兑现的证券销毁的，不宜按票面数额计算，可以作为情节予以考虑”，因此认定被告人实际占有公私财物的数额8000余元为盗窃数额是错误的。
（4）被告人主动投案自首，积极退赔，没有造成损失。且被告人无前科，主观恶性较小。
（三）事实和证据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曹文杰原系本市海淀区双联公司业务员。1993年8月初，被告人上班时，从北京市中际电视艺术广告公司存放在双联公司的办公桌抽屉内（抽屉没锁）拿走中际公司的空白转账支票一本34张，支票上盖有中际公司的印章，并伪造了中际公司的工作证，印制了名片，署名“士海”。1993年8月下旬，被告人曹文杰持所窃支票、伪造的证件到中长信息工程技术公司购买了卫星电视接收机5部，价值人民币6600元。除留一部自用外，将另4部卖给北京市飞鸿电子科技公司，销赃得款4000元全部挥霍。1993年9月9日被告人又持所窃支票和伪造的证件到本市朝阳区祥宏建材五金供应站购买了通体砖、白瓷砖等物品，价值人民币1180元。次日被告人得知支票透支，便又拿了一张中际公司的支票送到祥宏建材五金供应站，并购买了壁纸、顶纸、107胶等物，价值人民币698元，将骗购的商品全部拉回家中。
被告人曹文杰用支票骗购的物品共价值人民币8000余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被告人曹文杰供述，承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2．证人周红骄、乔颖证言证实叫“士海”的人用转账支票购买了有关赃物并发现支票透支。
3．证人李亚军证言证实，中际公司的物品存放在双联公司，由其保存，后发现少一本转账支票。
4．证人刘利民证言证实，一个年轻人卖给他4台卫星电视接收机。
5．扣押物品清单及发还物品清单。
6．分局工作人员到中际公司开户银行查询并证实，此单位支票只盖单位财务章无人名章同样有效。
（四）判案理由
被告人曹文杰盗窃印鉴齐全的空白转账支票并用其骗购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52条之规定，构成盗窃罪。鉴于被告人能够主动投案自首，且全部退赔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认罪态度较好，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五）定案结论
根据认定的事实和判案理由，依据《刑法》第152条、第63条、第59条第2款、第60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曹文杰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起获之转账支票一本发还北京市中际电视艺术广告公司。
（六）解说
本案诉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对被告人行为的定性，即究竟是定盗窃罪还是定诈骗罪。一审法院最后采纳了控诉方的意见，定盗窃罪，是正确的。理由：①根据两高《关于处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盗窃能够随即兑付的支付凭证按实际兑现的财物价值认定。按两高的解释，支票印鉴齐全，如无数额按实际占有的财物价值计算。经银行鉴定，被告人所窃支票印鉴齐全有效；②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③被告人偷窃支票后的骗购行为系兑现支付凭证的行为。被告人盗窃中际公司的支票，其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中际公司的财物，而被告人行为只是实现其占有中际公司财物所采用的手段。事实上已占有了8000余元财物，主观目的已经实现。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盗窃的支票因账户中无存款，实际上不能兑现，其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诈骗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我们认为，被告人在窃取及使用支票时，并不知道账户中无钱，其主观上并没有骗取商店财物的故意，其兑现支票价值的过程中虽带有骗的性质，但经对本案进行全面分析应认定为盗窃罪。但在量刑时，考虑到本案中的具体情节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以上两个案例选自北京市海滨区人民法院编著：《审判案例选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7页）。
窃贼是社会的一大公害。在我国，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窃贼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法律方面对窃贼实行应有的制裁，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历代政府立法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制定法律，并且有效地运用法律，是遏止窃贼滋生和繁衍的重要手段。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立法程序的不断完善，再加上执法部门对法律的有效运用，我国的盗窃案会越来越少，社会秩序也将日益安定。
东陵盗宝案
北伐战争刚刚胜利，蒋介石便以裁军养息为名，想借机削弱
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三个方面军的力量。这样一来，本就割据一方的军阀们顿时乱作一团，势力大的倒还沉得住气，纷纷也想趁机倒蒋，势力小的就慌了手脚，四周打量着寻找自己的出路。
正所谓乱世多盗贼，1928年7月，一支铁定会被蒋介石裁掉的军队在河北遵化制造了一起惊天大案——东陵盗宝案。
要想了解这起中国历史上的惊天盗宝案，就不能不说到故事的主角孙殿英。
孙殿英，名魁元，乳名金贵，1885年出生于河南永城县西杨楼村。其祖先原生活在永城县孙庄，因家贫举家迁至西杨楼村，依靠孙殿英的外祖母生活。孙殿英的父亲孙玉林虽是个农民，但游手好闲，懒惰成性。孙殿英还很小的时候，其外祖母和父亲就相继去世了，留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世道正乱，人人自顾不暇，孙殿英的母亲因而也没时间管教幼子，渐渐养成了孙殿英任性刁蛮的性格。7岁时，孙殿英入私塾师从张景泰，顽劣异常，不好生念书，经常打架惹事，一次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恼羞成怒，一把火烧了学堂，自此闯下大祸，在村里再也呆不下去，孙殿英的母亲只好带着儿子回到孙庄，靠拾柴乞讨过日子，生活十分贫困。屋漏偏逢连阴天，在这段日子里，孙殿英染了天花，病愈后落了满脸麻子，人们叫他“孙大麻子”或“麻哥”，就是这样来的，当然，蛮横刁钻的孙殿英也从不避讳，有时还自称“我孙麻子”如何如何。
长到十三四岁时，孙殿英经常跑到附近的马牧集游荡，慢慢跟一些流浪少年混在一处，闲来无事时便聚在一起掷钱作赌，他在这时就已显出一些异乎同龄少年的脾性，比如他常将赢来的钱送给一些听话的伙伴，以笼络人心，日久天长居然“成长”为这帮浪荡少年的小头目。孙殿英从小便没怎么过过正常日子，仗着心计，他认为赌博来钱远比别的职业容易，就想以此为业。既入此途，需精其术，于是他经人引见拜嵩县老赌棍曹洛川为师，曹洛川也很喜欢这个脑袋能打转的徒弟，便带着他流浪串徙于许昌、嵩县、巩县、洛阳一带，赌徒都有自己的门道，逢集赶集，遇庙逛庙，吃喝玩乐，无恶不作，众所周知，在这一行里，谁的本领最高，谁就最能得人崇拜，飘飘乎俨然就是险恶江湖黑白两道的魁首。也许是从小的经历，孙殿英发誓要在这一行里混出个人物样来，因此，对于赌博，他一直精心钻研，久练成术，熟练地掌握了各种伎俩。
20岁时，自认赌术可独闯天下的孙殿英离开了曹洛川，谁知运气不好，第二年便在宜阳庙会上因聚赌被警察逮捕，关了3个月的大狱。但就是在狱中，孙殿英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豫西的绿林人物焦文典，焦大头跟孙殿英刚一交谈，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聪明的后辈，两人相谈甚欢，焦文典还“勉励”孙殿英说，人生在世就是要做大事，要有大抱负，像赌博这类小技固然可以赢点小钱，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你总得要在人前低三下四，受制于人，而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入伍，先当兵，再带兵，有了自己的枪杆子就有自己的一片天了，不用看着别人下巴说话，到了那般地步，就是另外一重境界了，这才是男人的大“事业”。
孙殿英一直把这段话当作“座右铭”，刚一出狱，孙殿英便立即行动，终于寻到了机会在毅
参考书目
1、李克非：《盗窃罪的立法沿革与比较研究》，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
2、刘柱彬：《中国古代盗窃罪的产生、成立及处罚》，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6期。
3、王应瑄：《试论我国古代的犯罪概念》，载《法学评论》1986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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