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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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黄万里准许在“监视下”进入三门峡和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那时，已经多次发生了水灾，时间验证了黄万里当年的预言。他十分痛苦与茫然，写下了《虞美人》（三叩潼关）：“少年驰走潼关道，风日华山好，壮年奉使叩函崤，寻壑经邱、窈窕逐低高。老来三顾关河杳，九曲黄河绕，秦川渺渺没波涛。万里奔沙、谁与掣蛟鳌。”

依山而建的关称关山，依河而修的则为关河。我想，他写这首词时，一定多次到过被毁灭的潼关故城，和水淹的渭河两岸。

与当年被打成右派的黄万里先生比较起来，今天回过头来讨论研究“潼关高程”问题，这是历史的进步。

结论已经无须寻找，技术层面的分歧与争论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真知灼见不惧怕时间的流逝。

今天仍值得我们聆听的，是黄万里先生振聋发聩的声音：

“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在世界上千年以前最早地就归纳出了四种防洪的方法……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

“水库本身是有一定寿命的，人们却讳莫如深地不肯向前想一下水库寿终时上下游的水流情势。”

“到那时人民会对那些企图把黄河水变清先生们发出请愿：‘宁使黄河浊，莫教黄水清！’”

时代毕竟不同。当年建设三门峡水电站的“热”早已消退——虽然近年来我国西南等地方水电热还一再在升温。参与三门峡建设的那一代人已不再年轻。经历了许多年之后，有人毫无长进，有人深思觉醒。我在北京见过一位教授，他当年是三门峡水电站的设计师之一。我听到过他心情沉重地在座谈会上说起自己在建设三门峡工程中的失误——他认识到了，我敬佩他的勇气。不论是非，他的话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听。其实不仅仅是工程的本身。三门峡工程成败得失已经越来越接近结论，特别是在2003年渭河秋天洪灾后。

并不是所有决策者都能回望和反思。

感谢孕育了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伟大的黄河。

黄河依然故我地带来大量泥沙，塑造着山川大地。

黄河以其特有的性格和伟力，阻止了“高坝深库”，阻止了蓄水水位的升高。最终要直面的将是现实和事实。

三门峡水电站建成后，水位从未到达过离大坝只有几公里的陕州古城，也从未到达过潼关老城，更未到达上游20公里处的蒲州、朝邑县和蒲津渡！——这是伟大工程钢铁交响曲中的喜剧和悲剧？

历史城市的保护在中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至少我们的子孙应该拥有和父辈一样多的选择。

最无奈最悲惨的莫过于城市已经不复存在。

让我们记住1959年的三门峡水库大移民、对古城和古迹的大毁灭。求真求实应该是科学的基本精神。

狂热造成的误判、有违科学的轻率的决策，在当代造成了一座又一座“交河故城”。

五、耸立在庄稼地上的现代楼阁

几十年过去了，事实表明了“黄委会”当年圈出的许多“淹没区”始终无水，是不能舍弃的良田。于是，部分移民开始回流，近年来为了发展经济，又有了不少新的举措。

重建古代名楼，盛行各地。湖北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等等，规模宏大，都是钢筋混凝土架构。历代兵燹之患，古建筑多毁于战火，现代建筑倒不怕火灾。

蒲津渡是黄河古渡，维系着秦晋交通要道。渡口位于古蒲州城西门外。这里水势较缓，地方除了船渡，还曾建有黄河上最古老的浮桥。

1989年8月，在蒲津渡遗址出土了四尊“镇河铁牛”，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黄河铁牛铸于唐元开十二年（公元724年），为稳固蒲津黄河浮桥而铸，每尊各重30吨。黄河浮桥毁于元末。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257年秦昭王就在此“初作河桥”。此后屡毁屡建，浮桥的竹索也改成了铁索。随四尊铁牛出土的还有四个铁人、两座铁山、三个铁墩、六根铁柱等。蒲津渡遗址的面积大，遗存十分丰富，曲拱梯形石堤上边上还发现有管理渡口的砖屋遗址。

蒲津古渡遗址、蒲州古城、普救寺、中条山中的永固寺，组成了黄河中游极好的旅游景观组合——当然，重建鹳雀楼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未想到，建成后鹳雀楼又留下了新的遗憾。

问题是鹳雀楼的选址。图片1－01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大约在公元557—571年间，位于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滩地上，作军事了望台用。历经隋、唐、五代、宋金700余年。《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旧在城西河洲渚上，周宇文护造。”唐代李瀚的《河中鹳雀楼集序》云：“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倒影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州。以其佳气在下，代为胜概。”楼因黄河近岸沙洲沼泽密布，鹳雀等水鸟翔集故名。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推崇了《登鹳雀楼》的三人同题诗。

李益的诗云：

鹳雀楼西百尺樯，汀洲云树共茫茫。

汉家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

事去千年犹恨速，悉来一日即为长。

风烟并起思望乡，远目非春亦自伤。

畅诸的诗云：

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另一首就是王之涣的那首“白日依同尽，黄河入海流”了。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鹳雀楼也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精神文化之楼，它从来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消失过。

唐代蒲津渡遗址，距蒲州西城墙不过百米之遥。可以想见，当年鹳雀楼就近在蒲州城边，楼下便是滚滚黄河。元初鹳雀楼毁后，明代以蒲州西门城楼“寄名曰鹳雀”。

现在黄河已经西移至十多里外的山脚下。

黄河经过“治理”后，来水也已经大大减少。原先河滩上的沼泽沙洲，全变成了庄稼地。

其实文化需要皈依，需要“植根”。鹳雀楼也是一个悠久文化的结点。只有两种合理的选择。要么把重修的鹳雀楼移至现在的黄河边；要么尽量尊重历史，选在古城与蒲津渡之间，接近原址，修复鹳雀楼的同时再修建一段古城墙。

新鹳雀楼由领导人题额，移位到了蒲津渡西边几千米处的庄稼地上，高高大大，绝无依傍地屹立在青青麦田之中。新楼圈了很大一片地方，建筑十分现代，周围是几何图案的西式草坪，这就是当代人对鹳雀楼的理解和诠释？完全不符合文物重建和古迹保护的原真性原则。由于占地大，可买票乘电瓶车进出。没有古城没有黄河的鹳雀楼，缺乏表现形式与历史价值的内在统一，构不成任何与黄河、古渡、沙洲有关的景观意境，即使作为新建的旅游景点，也很难说是成功的。

烈日炎炎，门票不菲，游人寥落。

呜呼，登楼远眺，前不见黄河，后不见故城，更无飞鸟。

而山河之伟，云烟之胜，风土之异，不殊于往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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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望书——2

北京的“脸盘”与根

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北京）一座挨一座的商场拔地而起，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华丽。形形色色的国际建筑设计师来到这座城市，参与可以自由发挥的区域设计。

形形色色——真是妙极！

法国建筑师安德勒，是被称为“大脸盘”的国家大剧院设计者。他说过一句“残酷”的话：“对付一个古老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逼到危机的边缘。”

确实是危机。在烈日与寒风中，一小群人被逼入了绝地，成了弱势群体，但他们仍在不断地奔走呼号，保护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保护中国城市风貌和文脉。

半个多世纪，我们毁灭和丢弃了什么？又创造和留下了什么？

一、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的启示

每次走过北京的文津街和北海大桥，我都会被北京图书馆的气宇恢宏的建筑所吸引。我真不敢想象，这座70多年前建成的中国气派与风格的现代图书馆，是出自洋建筑师之手。

北图院内外，放有许多文物。圆明园被焚毁后，为了便于保护，其遗址上的华表、乾隆御制《教谕骑射碑》、刻有乾隆御制诗的圭形昆仑石等一些文物，被移至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其门前的一对石狮，也是原长春园东大门前的旧物。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建于清代的京师图书馆。20世纪初，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力奏清政府兴办图书馆和学堂，以承扬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科学。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9日宣统皇帝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督，馆舍设在北京广化寺。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京师图书馆按规定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呈缴本，标志着她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1928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29年8月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分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这幢被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文津阁北京建筑，出自德国建筑师之手。其实外国建筑师也并非只能搞西式建筑，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很中国”，图书馆内部的设施非常先进，完全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一流水平。

更令我迷惑的是，这座仿宫殿的现代化建筑竟是上个世纪20年代通过招标评选的结果！图片2－01

后来我明白，任何建筑的风格导向，任何招投标和中标的结果，都取决于评审的标准和评审者的眼光和水平。

只要我们看一看先后参与筹划开馆和主持馆务大师级的学者就知道了：徐坊、江翰、夏曾佑、鲁迅、陈垣、袁同礼和李四光等等。

梁启超、马叙伦、蔡元培等先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这些专家和领导干部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极具自信。他们在招标以前，已经定好了入选的标准，即既是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又要与周边的建筑相协调。他们不是建筑工程师和规划设计师，但又比他们站得更高。

今天，一些人把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抛弃，这是毫无道理的。须知，京师图书馆在开馆之初，为充实馆藏，鲁迅做了大量工作，征取各省区新修的志书，征求各种著名碑碣石刻拓本，《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也是鲁迅据理力争，移藏京师图书馆的。连接北海大桥的街道本无名，因馆内藏有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而得名文津街。

每天上下班，进出中南海北门，望见文津街北京图书馆，想起那些学者和大师，总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图片2－05

在产生不出大师的年代，请一些洋大师来也好。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与人民大会堂毗邻，在中南海东南方向，有一个空置了多年的大坑。现在，这块宝地上，渐渐凸现起了白色巨蛋形的建筑，即被外国记者称为“北京脸盘”的国家大剧院。

围绕着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几年来一直没有停止。

不说其造价极其昂贵。国家大剧院的风格与周边的天安门、故宫、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前门、中南海新华门等经典建筑很不协调和谐，这是肯定无疑的。

不想陷入争论。问题不单单是国家大剧院风格的本身。昂贵、豪华、强烈的视觉冲击、发挥到极致的现代技术，即使在西洋，也是绝无仅有的超现实建筑——问题的本质是，能否担当和承载中国戏剧文化！

虽然邈远，但不该忘却。

中国戏剧文化有哪些组成，其千年不绝流动着的是什么？

作为一种文化，中国戏剧、或者说戏曲有着完整概念和丰富的内涵。其萌芽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歌舞与宗教祭祀活动。表演歌舞的场地从来就是戏剧文化的组成部分。《诗经·陈风·宛丘》中有“坎击其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有专家考证，“宛丘”即“碗丘”，中间低四周高的碗状小山，当时人们已利用地形修建了歌舞表演的场地，演员手执羽毛在露天舞台上进行长年不间断的演出。——中国古代剧场与古希腊的剧场很相似。

考古发现，中国古代剧场也有多种形式，如高台式的祭坛，从良渚文化、瑶山到内蒙古赤峰都有发现。

大抵到了唐代，戏剧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了。唐代不少皇帝都是戏曲爱好者。像唐太宗、唐玄宗都是戏曲的“粉丝”。《资治通鉴》记载，明皇“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使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梨园和宜春院是李隆基经常亲临的排演场，在这些表演场所中，主要是乐舞，而不是杂技。在这梨花如雪的地方，最高统治者成了导演和艺术指导。——再后来，梨园就成了戏曲艺术的代名词，艺人们成了“梨园弟子”。

古代演出场所，根据不同的“剧种”、听众和观众，分成了歌场、戏场、变场和道场——后两种与佛教、道教的说经和音乐有关。

如果全面考证，需要写一本书才能说明白。

比如戏场，为了遮几避雨，上面搭棚的，称为乐棚；室内戏台即为“舞筵”。此外，唐代诗文中还有歌台、舞台、砌台等。

唐敦煌壁画“净土变”中，就有筑于水池之中，四周有矮栏杆，中间铺有华美地毯的水中舞台——可见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勒的设计，“被水环绕着的巨大蛋壳”也其本质来说，一千多年前中国早已有之，并没有太多的创意。

我国的戏剧文化及其舞榭歌台，包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随着中国戏曲的发展和成熟，从市井勾栏、草台戏楼，到宫廷到都市中的剧场，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戏楼遍布全国各地，成了人民群众生活和戏剧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主要有神庙戏楼、宗祠戏楼、宫廷戏楼、私宅府邸戏楼、会馆戏楼、茶园酒馆戏楼等几个大类。北方与江南有异、乡间与都市不同。正是在这些不同的戏楼上，绽放了京剧、越剧、豫剧、昆曲、川剧、粤剧、黄梅戏等等奇葩，姹紫嫣红。

可以说，没有“台”就没有戏。戏楼在中国的建筑史中，写下了极其重要的灿烂的篇章。

光是戏台的建筑形式、布局间构、藻井雕饰、无论豪华宏大，或者质朴实用，都极尽工巧、科学合理。在不同的戏楼上演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梅兰芳记述了在漱芳斋戏台演出时的感受：“重华宫这个戏台虽然在院子里，可非常聚音，台项上有天井，台板下有一大口井，是重檐的台。”

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包容和消化吸收能力。

即使与中国传统戏曲毫不相干西洋歌剧、芭蕾舞剧等，进入中国也再简单地只演出几个西方的古典名作。而是很快地适应了中国这块土壤，与本土文化结合，产生出《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近年来震动海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有东方色彩的佳作。它们默默地指示着一种途径。

一百多年来，中国一再沉入了黑暗与血泪。一穷二白，民族复兴之路也极其艰难。在节俭、实用的前提下，中国的戏楼、戏台，脱变成了简单化的剧场、剧院，和大会堂、大礼堂。衰落不等于消亡，更不能表明它没有任何现代价值。

但这一切似乎都不值一顾。

现在，钱是有了。但自信仍然不足。于是请来了一位手握利剑的洋建筑师，他咄咄逼人地扬言：“对付一个古老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逼到危机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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