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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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河远不如敦煌那么名扬世界，但它却是敦煌的命脉。没有党河就没有敦煌。

党河始见于史书记载，距今已有2000多年。汉为氐置水，唐代称甘泉，宋叫都乡河，清代始名党河，因流经肃北的党城湾而得名。

发源于祁连山中野马南山的党河，全长390公里，经肃北县流入敦煌，年径流量近3亿立方米。从党河引水，分十条水渠灌溉敦煌农田，绿洲生机盈然。

现在，党河与疏勒河是两条独立的河流。然而过去，疏勒河与党河在其下游会合，合流处在古玉门关以东的哈喇淖尔（黑海子），疏勒河、党河下游故道，在早年出版的地图上有所标绘，至今仍可看见若干残迹。因此，现代地理学家将疏勒河与党河视为同一个水系。（景爱《沙漠考古通论》）

河流有河流的性格。

在分析水资源现状时，中国水利专家说得最多的不利条件是，水资源分布时空不均，河流年径流量不均。

其实，在不同季节——雨季和旱季，丰水期与枯水期，世界上所有河流的水量都是“不均”的，而不是中国河流的特有的“不公平”现象。

建设和谐社会，对于人和自然来说，同样存在和谐问题。这就像各个音符高低不同，才能组成一个和谐的乐章——恰恰是“不均”，使河流出现了丰水的豪放雄伟和枯水季节的温顺顽强，塑造了河流独特的性格，创造出西北绿洲与湖泊的奇迹。西北水资源系统——地表水与地下水互为补充、季节河与常年河互相依赖、季节湖与沼泽地互相转换。在高温的夏秋季节，冰川融化，内陆河水涨，大量雪水冲出山谷，流经山前平原和冲积扇，又把断流的季节河唤醒，奋力把河水送到沙漠深处，走向内陆河大大小小的尾闾湖泊与湿地。人类可以合理利用水资源，但不能用其全部——总有部分水要留给自然，留给草木湖泊，它与我们共同组成了“家园”。这也是敦煌绿洲历尽千年变化劫难，依然生机盎然的原因。

神奇原来离我们很近。凭着水文地质的一点知识，我在黄沙风尘中一次次寻找西北水资源复杂而神秘的构造，像渴望认识树与根系一样。只有理解，只有对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掌握，才谈得上开发利用。

可这些恰恰被忽略了，漠视了。

总想把丰水季节的河水都拦蓄起来，总想把河流“改造”得像城市的管网，把河闸变成自来水龙头。1975年，敦煌的水利建设史上取得了空前的重大成就——在党河流经的山泽烽峡谷，建了座大型水库和水电站，其库容大到几乎可对党河水完全拦截——调节，年发电量达到1000万度。

地表水一旦完全拦蓄，地下水的来源也就完全被切断了。

敦煌盆地立即感到了干渴，地下水位连年下降，湖泊沼泽干涸，天然林草开始衰败，目前因缺水而干枯的树木已达18万株。现只有田头渠边种植的杨树林，能“分享”到灌溉余水还能存活。天然林带的退出，使敦煌绿洲农区边缘形成了12处大型风沙口，大片耕地遭受到风沙的严重侵害。

当代人的高明就是强调客观，有意无意地把这作为开脱失误的有效方法。于是，月牙泉的危机，敦煌盆地水资的危机，全部归结于水资源总量太少，人口增多，工农业生产发展，需水量增加等等。按照这个逻辑，月牙泉和敦煌的水危机，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

不，这不应该是无奈的唯一结果。

敦煌绿洲的农业开发史已有二千多年。二千年，超过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年龄，但绿洲并没有衰亡。

如同日月更替轮回，期间经历了农田与牧业的多次转换。

汉唐、五代十国、西夏与元代，每一次大发展过后，屯垦和战乱造成的环境破坏，居民被迫内迁，弃耕后敦煌又成了牧区，生态又慢慢修复。特别是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政府“闭关绝贡”，将原有敦煌居民迁以嘉峪关以内。此后二百多年中，敦煌“旷无建置”。城镇和农田的废弃，敦煌似乎沉入了“黑暗时期”，经济与文化发展，乏善可陈，被废弃的沙州故城，也受到党河洪水的毁坏。

绿洲的历史发展并不是一往无前的，而是在倒退和循环往复中显示出一种持续的生命力。在生产力落后的过去，这种“放弃”客观上也有助于敦煌自然生态的修复与恢复。

敦煌的最近一轮发展，开始于两百多年前。

清雍正四年（1726年），在政府组织下，开始从甘肃56州县往敦煌移民屯垦，3年后，敦煌已经有移民一万多人，开垦出耕地12万亩。1760年，敦煌由沙州卫升格为县，当时人口为2万多人。其新城建在沙州旧城的河东，即今天的敦煌市所在。（《敦煌简史》）新中国成立初期，敦煌县有人口3～4万人，目前人口大约13万人。敦煌灌区有耕地30余万亩。用不着太高深的数学知识，党河年一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即按人均2亩水浇地的标准，敦煌人要解决温饱并无任何问题。

可惜，在敦煌这个火爆的旅游城市，依然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农业，放在开发利用几百万亩“宜农荒地”上。水渠不断延长，水量永远不可能满足。为防止水渠“渗漏”，加衬硬化——地下水补充的最后路径也被杜绝了。水量不够，于是就打井、打井，取地下水补充灌溉。水位下降，机井废弃，再打更深的井。不大的敦煌地区先后打了2000多口机井，其中1000口机井已经无水，像血液抽干后一个个巨大的“针眼”。敦煌境内地下水允许开采量为5040万立方米，而实际提取地下水量每年高达7750万立方米，超采地下水2700多万立方米，采补严重失衡。

敦煌市缺水状况日益加剧，有关部门提出了拯救绿洲的办法。一些媒体关于敦煌绿洲生态危机、拿月牙泉说事儿的新闻，不是突出节水和退耕还林还草，不是减少限制粮食棉花的种植面积，而是鼓动上新的工程，用跨流域引水的办法，来保障敦煌工农业不断增加的耗水量。

于是，另一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又呼之欲出了——这就是“必须”尽快实行的“引哈（尔腾河）济党（河）”工程。

二、聚焦苏干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罗布泊？

2003年，受酒泉市政府委托，甘肃省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在1999年完成的项目建议书的基础上，修改提出了《引哈济党工程项目建议书》。

这一工程的要点是，在党河南山山口“骆驼脖子”处修建水坝，拦截内陆河大哈尔腾河，并通过渠道隧道，把水引入党河。据新华社报道，有关部门描绘的图景是“令人鼓舞”的：这项工程概算总投资12亿元，可向阿克塞县城及其郊区每年供水1200万立方米，分配给敦煌灌区水量8400万立方米，增加党河水库的水量，满足各项用水以后，还能补给敦煌地下水2亿多立方米，使月牙泉水面面积和水体恢复到原貌。

据说这项工程的设想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已经提出。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涉及青海省的地界，工程投资过大，还需在阿尔金山打通15公里的超长隧洞，不易开发等原因而搁置。各种争论延续到到1998年，依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敦煌市的一位领导说：引哈济党工程，敦煌人民期盼了五十年！

——这完全是不可信之言。五十年代敦煌县只有几万人口，绿洲湖泊沼泽众多，根本不存在缺水的问题，党河夏季还常常会发大水，老百姓决不会想到要去打通阿尔金山，跨流域从哈尔腾河向敦煌引水。五十年前县政府提出的初步设想，也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设想”而已。为什么五十年前的一个设想，今天会一些人放大成当时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和呼声了呢？

进入2000年后，随着敦煌垦区面积的不断扩大，缺水现象越来越严重，有的领导认为，别无选择，到了必须解决“敦煌千秋万代的改造自然的大事”的时候了。

且不说引哈尔腾河能否千秋万代，一劳永逸地解决敦煌的水资源问题，且不论述敦煌人均近万元的引水投资，其经济效益如何评估的问题。引哈尔腾河济党河的根本疑问依然存在——

少年时，读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记住了这两个草原姐妹一般温顺美丽的湖流——大小苏干湖。而寻访这两个湖泊，则在几十年以后。

从敦煌向南，翻过当金山口，就进入了花海子—苏干湖盆地——实际上这里是柴达木盆地北部的一个山间断陷盆地，属内陆高寒半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大于敦煌，而降雨比敦煌更加稀少。因为有哈尔腾河的流入，养育了丰美的草原，这里是哈萨克牧民的故乡。

苏干湖为大小两个湖泊，相距约20公里，位于盆地最低处，海拔2700～2800米。这两个美丽湖泊如同草原上散落的明珠。其中小苏干湖水约10平方公里。小苏干湖为淡水湖，这个湖有一出口，溢出的水流向大苏干湖。大苏干湖水面近100平方公里，属咸水湖，平均水深2米多，蓄水量1亿多立方米。河流——淡水湖——咸水湖，在这里保持了动态的平衡。成为几万平方公里广袤的荒漠地区唯一有生命的地方。

花海子和苏干湖草原，给柴达木盆地边缘嵌上了一小块迷人的绿色。鸟类翔集，大小苏干湖自然保护区内，已知的鸟类有51种之多。，其中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动物有18种之多。白天鹅游弋，云雀欢鸣，灰雁、斑头雁翔集。不仅有夏候鸟，还有冬候鸟。遣鸥、猎隼、白尾鹞、白尾海雕、玉带海雕等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鸟类。此外，还有很多野生动物长期在苏干湖草原湖畔生活，如藏羚羊、黄羊、鹅喉羚等国家保护动物。在哈萨克牧民的传说中，阿尔金是一个与魔鬼搏斗中，化为雄伟山脉年青的勇士，而苏干湖则是两个等待勇士归来的美丽的姐妹——山和湖永远相许，即又注定终生不能相遇。

每年夏秋是苏干湖最美丽的季节。

湖水碧波荡漾，数万只候鸟成群飞翔。

湖畔绿茵铺地，草原马儿跑，“姑娘追”，羊群攒动。

湖畔有点点白色的毡房，马奶飘香，载歌载舞。

现在，这里成了继敦煌之后的又一个旅游热点，苏干湖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人。阿克塞县还投入数百万元，在大小苏干湖建设了一些旅游基础设施。

大小苏干湖在科学考察上也有重要的价值。这里是许多候鸟南迁时的必经之路，是鸟类停歇的重要通道。栖息在这里的珍稀鸟类黑颈鹤也逐渐增多。在罗布泊干涸之后，野生双峰驼沿库穆塔格沙漠和天山东迁，来到阿尔金山和花海子——苏干湖湿地，这里成了中国野生双峰驼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花海子——苏干湖盆地位于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接壤的三角地区，南通格尔木，西连冷湖、茫崖和新疆的若羌，战略地置重要。河流、草原、湿地和湖泊组合，改善了柴达木北部边缘的大气环流，为冷湖、花海子等城镇生存提供了有利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中国的行政区域演变常呈现出复杂的状况。历史上，大哈尔腾河与大小苏干湖在青海省境内，但这里又是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牧民的牧场。这支哈萨克部落，半个多世纪前，从新疆的巴里坤草原迁移至此。后来大小苏干湖的行政区域也作了适当调整，成为“甘肃最大的天然湖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与敦煌同属酒泉市，如今酒泉市已确定“引哈济党”工程“必须尽快”上马，大概作为下级，很难有表达不同意见的余地了。

新华社2005年10月10日在发布题为《敦煌灌区建成之日，月牙泉干涸之时》这一报道时，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

在拯救敦煌的口号和行动下，出现了着实令人费解的现象。一方面，原有的河流因上游筑坝取水等干涸；另一方面，却又要投巨资引水。如此矛盾之举，是真在救月牙泉？又能救月牙泉吗？

引哈济党，用另一条内陆河，用另一个草原和湖泊的代价，去救一个敦煌和月牙泉。工程建成之时，即使敦煌绿洲暂时不会成为“第二个楼兰”；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大、小苏干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又一个个“罗布泊”，美丽的阿克塞草原，也将变成沙丘连绵、戈壁无际的荒漠！失去北方生态屏障的工业城市冷湖，也将陷于风沙之中。

这无异于剜肉补疮，其负面作用已经十分明显。是可持续发展，还是陷入了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问题的结症，新华社的报道，实际上指向了“灌区”的扩大，指向了当代水利工程的思维，指向了农业、种植业不合理的结构和落后的灌溉方式。

立即停止断流大哈尔腾河，救救苏干湖，这需要引起全国的关注！

三、绿洲灌溉：古人比我们高明？

话题已经太过沉重。我想换一换，对中国西部古代的农业灌溉系统略作分析与考证。

唐玉门关一带汉代属“宜禾县”。宜禾取意于适宜耕种，而构建成这一系统的，是渠、堰、坝与古代灌溉系统。

无论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还是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叹，实际上都表达了“两关”是古代河西走廊绿洲与沙漠的最后分界。关西是沙漠、关东是绿洲。

维系这一绿洲的是疏勒河与党河。

据史书记载，“宜禾都尉治昆仑障”。昆仑障，即“昆仑塞”。（《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史学家认为，唐代的新玉门关城应由昆仑塞扩建而成。

几千年以来，西北人民的智慧勤劳，足以养育滋润绿洲，生计无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北和敦煌两千多年文明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农业灌溉发展史。

现在，党河成为敦煌境内唯一的灌溉水源。而过去，疏勒河流域也是有灌区的。考古工作者曾在敦煌境内的甜水井和汉玉门关附近的卷槽、马圈湾等地，多次发现汉代屯田遗址，其沟渠、田埂等遗迹，至今清晰可见，并出土了2000年前所使用铁铲、铁插、铜犁等生产工具。1979年，在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小麦、大麦、糜谷等粮食作物，震动了世界考古学界。这些粮食作物至今颗粒饱满，粟色如新，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同时出土的大量汉简中，当年戍卒曾记下不少粮食收成的纪录。如敦273简“右入糜二百五十三石九斗二升”，敦256简“右凡出大麦十一斛三斗士吏姜曾夕从玉门所禀”等等。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写本《沙州图经》，对汉代敦煌的水利有如下记载：“马圈口堰，右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汉元鼎六年依马圈山造，其极南一百五十步，阔二十步，高两丈，总开五门分水以灌田。”公元前李广利将军西征大宛，兵至敦煌，往来二岁，“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这些军需粮秣的筹集供应，均靠敦煌绿洲，可见当时的屯垦已达到了相当规模，生产粮食的种类也很多。灌区生产的粮食，除供应当地居民和南来北往的商旅外，还要作为守边和西征大军的后勤保障。唐代，敦煌安西一带更加繁荣，设置有瓜州、沙州和十余个县。这里位于丝绸之路要冲，人口众多，市井繁华，文化发达，商旅来往不绝。故有“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之说。敦煌城市的人口，大约不会比今天少。

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灌区农业的发展，是敦煌发展繁荣的基础。唐代在汉晋修渠筑堰的基础上，沙州剌史李无亏新修了一条“长三丈，高一丈五尺，阔二丈”的“长城堰，百姓欢庆”。此后，又陆续修整了许多水渠。如长二十里的宜秋渠，长十里的原都乡渠，长十五里的北府渠，长五里的三丈渠和长二十里的孟授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