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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望书-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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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一个曾居高位的官员，当年怎样顶风冒雪，走过风沙滚滚的大漠戈壁，翻过积雪的乌鞘岭的。面对骤至的灾难，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一切如过眼烟云。但他与政治家林则徐一样，身处逆境，放逐之中，并不消沉悲观，感叹个人的不幸，他胸中涌动着古代边塞诗人的豪情。徐松有更多的学者气质，因此从官员到流民、学者的角色转换，就非常自然。
如何生存？如何作为？如何坚守？
“智者乐水”，在空前的苦难厄运中，人格和灵魂中那份伟大与高贵，常常与抽刀不能断的“水”连在一起。
林则徐在流放伊犁的3年多时间里，亲历南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等地，亲自设计修建了被称为“林公渠”的水渠，积极推广“林公井”（坎儿井）。在极端和逆境中，徐松则默默开始考察西域及其水系，选择了西域这片陌生土地上的“亲水”独行。8载风霜，两肩雨雪，沿各条河流、各个水系，行程万里进行考察，夜晚则在驿馆孤灯下整理观察笔记。他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实，那么艰难。
几年中，徐松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两部学术巨著和《新疆赋》。对我国西部地区各个水系河流，《西域水道记》不仅有地理的、水文的、农业的详细考证与记录，甚至还从历史人文的角度进行了广泛调查。
另外，徐松还编定了通志《伊犁总统事略》。
——正是这部著作，引起了新即位的道光皇帝重视，并“赐名”《新疆识略》。几个字的改动，同样显示了最高统治者的见识与胆略。道光皇帝亲自写序，并把这本书交武英殿刊行。从此，新疆作为一个省一级行政的专用地名首次被政府启用。——这些都使返京后的徐松无可争议地成为领袖群伦的学坛宗师。
考察西部的河流是十分艰苦的。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南北，徐松“壮游殆遍，每所至适，攜开方小册，置指南鍼，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正是这种强烈的经世意识，刻苦严谨的写作态度，“功似披榛，稿如束筍”。徐松甚至远涉中亚，考察和纪录了今天已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斋桑泊水系，留下清代国土的珍贵资料。
在《西域水道记中》，徐松独创了一种科学的内陆河水系分类法，即以各个湖泊及其注入的主要河流为“单元”。如“罗布淖尔（罗布泊）所受水”、“哈喇淖尔（居延海）所受水”等等，可见内陆河与湖泊是密不可分的，内陆河的水流往往最后在盆地的低洼处积聚，形成了湖泊。
这部著作重大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足以世代流傳。
不能忘记伊犁河，不能忘记，天边的惠远旧城。
100多年前，这里曾经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流放者。
我在伊宁时，曾专程寻访过惠远老城。
西陲边城伊犁惠远老城南墙下，有徐松住过的戍馆。
老城始建于乾隆二十九年，当时是新疆的中心城市。1871年沙俄占领伊犁时被夷为平地。徐松在古城中挑灯研墨伏案写作时，能听到隐隐传来的咆哮的水声么？
我想，有些特殊的大师、学者，不是大学和设计院所能够培养出来的，寻常意义上的专家只能望其项背。徐松的“专业”不是水利，但他读尽了每一条相关史料，走过了每一条相关的河流山谷，观察过无数风云漫卷水涨水落，和与河相依为命的百姓倾心交谈，其著作才会无愧于西部伟大的河流。
自然，今天徐松、林则徐等流人的旧居早已没入衰草荒烟之中。只有东面与北面还有残存的城垣，城内一片瓦砾荒草，西南一角还有明显河水侵蚀的痕迹。我在老城中徘徊，在河边流连，望激流崩雪，连山忽起，也无非是为了一番心愿，体会一种淡泊的心境与高尚的科学精神。
理解古代大师的钥匙不在当代，也与功利无关。
接着，我又去了旧城之北15公里的惠远古城。这座城是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建的，其规制与老城相仿。伊犁将军府旧址现为驻军所在地，门口一对石狮子仍为当年旧物。鼓楼依然，石雕无语。
晨风中，西去的流水银子般闪烁着光亮。所有色彩在这时都绝对自由了，只有白与黑能还原大地的精神。独自伫立在伊犁河畔沉思，心中不由得多了几分震撼和感动。
说远了，还是回到河西走廊上来。
从酒泉、嘉峪关到敦煌，平坦宽阔的公路就从桥湾故城附近经过。路边立有旅游广告路标。如果不急着赶路，不妨下车一看。当然参观古城也是要收门票的。
桥湾是河西最“年轻”，也是最短命的古城之一。
徐松曾详细考察了疏勒河及主要支流，记载了两岸的风物。这是疏勒河的中游景象——“余归程至四道沟，柳荫蔽日，红杏花繁，流水潺湲，环绕村落。疏勒河自是西流十里，有微泉自南注入，是为五道沟。”“疏勒河自五道沟西流五里，迳桥湾城南。”
现在桥湾城周围是寸草不长的荒漠。［ＷＷＷ。Ｚei8。］
导游小姐眉飞色舞，把历史的沉重变成传说与掌故，讲得轻松愉快，颇有趣味。这个故事大抵是：京城的皇帝某日做了个梦，梦见龙袍挂在一个河湾边的大柳树上，于是派大臣四出寻找，终于在疏勒河桥湾边发现与梦中完全相同的景物。皇帝下诏书，命在河边建一座城，修一个行宫。在施工中，官员偷工减料，把城池的质量建得很差，不久便发生坍塌。皇帝下令把这个贪污的官员处死，剥下其头皮制成了皮鼓。现在这个头皮鼓还陈列在展厅里……
传说只是传说而已。
实际上，位据疏勒河中游的桥湾城，扼战略要地，沿河有发源于祁连山的十道沟水相继注入，“诸沟皆微泉，并沟皆良田”。1744年修建的桥湾城，“周一百四十四丈，高九尺”，也非皇帝的心血来潮。当时在城东南隅建有粮仓，作为西域防务、平息叛乱的重要后勤基地。城内驻有马步兵300多人。50多年后，徐松考察水道途经桥湾城时，其城尚在使用，沿河尽是水渠农田。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清代熊懋奖在《西行纪略》中一个小故事：疏勒河“黑水桥有一土房，内住一老翁，捕鱼为生。鱼名铁背鱼，余买数尾。”一部大著作中，有这么几个小故事，就像水面上跳跃的光亮，赏心悦目。我不知徐松到桥湾时，是否亦与河边的渔翁交谈过，品尝过“水煮鱼”？
眼前的疏勒河既无水，亦无鱼。
周围黄沙莽莽，渺无人迹。农田是什么时候废弃的，人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无法知道逝去的古代真实。
那棵干枯的大柳树一定是“左公柳”，在遍野的风沙中仍倔强地不肯倒下。
七、春风不识玉门关
即使未到过西域，你总有某种特定的情绪与它有接触。那是我们盛满想象与感动的地方。
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唐诗，使两座辽远的关隘成了抵达中国文化“疆域”绕不过去的雄关。——于是，对旅游者来说，玉门关与阳关是必去的地方。
想象是自由的。
但寻访与触摸能不能与想象对接，或者相悖？
出敦煌往西北，走上汽车在戈壁滩上辗出的便道，长时间颠簸与荒漠单调的风景之后，在一片沙石山岗上，浮现出一座黄色的古城堡。导游一指，那便是玉门关遗址，也叫小方盘城。
旅人纷纷下车，照相留影或者走近观望。
小方盘城虽然高大，但看上去，亦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烽燧。西域多数古城戍堡遗址，上个世纪初均被外国探险家多次光临，轮番盗掘。那是个东方帝国极度衰弱、而工业化中的西方各国却生气勃勃的时代。1907年斯坦因在这座城的北面一处遗址中挖掘到许多汉简，从而推断此城即汉玉门关。上个世纪4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夏鼐、阎文儒先生也在此地掘得汉简多枚，其中一简文字清晰，墨书“酒泉玉门都尉”字样，再一次证实了玉门与此城相关。有一本《甘肃行知书》，在引用了王之涣著名的《凉州词》后，也如此告诉读者，“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即距敦煌六七十公里戈壁滩上的小方盘城。
我曾三走丝绸之路。
一次随全国人大的常委会执法检查团到河西走廊，而前往玉门关则是我个人为了完成一种“朝圣”。相传古代西域和田等地的美玉经此关口输入中原而得名。小方盘城保存基本完好，城堡平面呈正方型，每边的宽度不过二十五六米，几步就可“量完”，城墙高约10米，全为黄胶土版筑，过去牧人在荒城中圈羊。
城之西北两面各开一门，城北坡下隐约有东西走向的一条大车道，应是历史上中原和西域诸国来往过乘及邮驿之路。再远处，是疏勒河干涸的河床，断断续续的长城自东迤逦向西，蜿蜒于平沙莽野之中。用不着太多的知识和学问，直觉此城堡当是汉代建筑。
仅见汉代玉门关是不完整的。
前些年我买了本《敦煌简史》。在这本书中，编者无意或者有意，也把汉玉门关与唐玉门关混为一谈：“阳关、玉门关，南北相距八十余公里，成犄角之势。自汉魏以来，它像西域交通线上的一对大雄狮……有二世纪到达洛阳的安息王子安息高的足迹，也有东晋高僧法显西去求法的行踪。”“唐、宋以后，由于海上交通兴起，两关始建衰败，城郭失修，关口湮没。”“以来”——可止于何时，没有论及，好像此关是唐、宋以后才废弃的。
唐玉门关不同汉玉门关。
描写玉门关的诗篇难以计数。唐代的玉门关附近有山，我们可以在诗中找到印证——
王之涣的名篇《听玉门关吹笛》即有“一片孤城万仞山”之句。在《唐诗纪事》中，“黄河直上”又作“黄沙直上”，认为这更符合唐玉门关的地形地貌。“万仞山”则形容关南祁连山高耸的层峦叠嶂，而在现在的小方城是看不到高山的。
诗人王昌龄长期在西北军旅中任职，《古从军行》绝非随意想象，而是唐代玉门关防线的形象写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玉门关附近不仅有山，晴朗的日子，还能遥望皑皑的雪山。祁连山上密布的浮云，来自青藏高原，来自青海湖，因此诗人称之为“青海长云”。王昌龄的《从军行》之七，对玉门关形胜的描述更富意境，令人难忘：
玉门山障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
不仅仅是学问。在文学、思想与精神世界里，玉门关是个不能“模糊”的例外。徘徊在小方盘城一带，天远野阔，极目无际的是茫茫戈壁，既不见雪山，也没有起伏的山峦。对于一般游客看看大漠古塞风景倒也无妨。可是，小方城远去的背景，终究让人难以释怀——此关非彼关。
其实，早在东汉永平十七年，即公元74年，随着直达哈密的“伊吾”道的开通，玉门关即已经东移至疏勒河的下游某一处渡口，新修玉门关逐渐成为伊吾路的起点。此后的隋、晋和北魏至唐，玉门关均建于此，多次征战大军都从新玉门关出发，《后汉书》、《晋史》、《北史·西域传》等对此均有记载。“秦时明月汉时关”，唐代诗人步出疏勒河边的驿馆，遥望废弃的汉代关城，已经有人与雄关俱老的感觉了。
历史是不能重叠的。
疏勒河边绿柳掩映的诗城，春风不度的玉门，在历史和文化的地图上，是有明确的方位和地标的。
汉关与唐玉门关完全不在同一个地方。两关不仅相差几百里的距离、几百年的光阴。汉修筑玉门关时，西域道路初通，主要起军事上的作用；唐玉门关则规模宏大，人口众多，有市井驿馆旅舍，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环绕。
玄奘法师西行求经，餐风宿露，于贞观三年（629年）九十月间抵达瓜州晋昌城。瓜州剌史独孤达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玄奘十分敬重，盛情相迎款待。正在这时，凉州快马送来了追捕玄奘的公文。独孤达阅后，劝玄奘赶快离开。
玄奘走的是伊吾道，而当时玉门关戒备森严，他只好星夜至疏勒河边，准备绕过关城偷渡之。玄奘问询西行路径，“或有报云，从此西行五十余里有瓠蘆河，下广上狭，回波甚急，深不可测，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侯王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大慈寺三藏法师传》）当时洪水季节已经过去，水流在河滩上漫散成数支，最宽的水流尚有丈余，岸边长着胡杨林。时间仓促，又在暗夜中过河，玄奘在当地收留的一个胡人徒弟石槃陀砍树搭桥，将草和沙铺在上面，牵马过河，绕过了玉门关城。至今，在离苦峪城西约50公里的处的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尚有数幅西夏时代唐僧“西天取经”的彩色壁画。这几幅壁画是以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蓝本绘制的，应为我国最早的玄奘取经图。这画中没有猪八戒与沙和尚，玄奘作汉僧，边上有非人非猴的行者，大约就是那位“胡僧”——“猢孙”的变异。
唐瓜州设在晋昌县，故址为锁阳城。
疏勒河在锁阳城以北实测距离34公里，约合唐里61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大师西行归来后，根椐记忆口述，由弟子慧立整理的，所记路程与实际距离相差无几。几十年前的一宿行程，大师记忆能如此精准，真非凡人所能。——瓠芦河即疏勒河无疑。“下广上狭”，当是一个峡谷地区。疏勒河自出祁连山后，流经酒泉盆地和敦煌——安西盆地，均在平原荒漠地区，只有穿过祁连山脉北麓延伸到盆地的一条剥蚀残山时，形成了不太长的峡谷河段。这条残山与敦煌境内著名的三危山、鸣沙山相连，宽只有几公里，相对高度只有几十米，其最高处也不到200米。因为山丘低矮，且多掩埋在沙砾之中，因此又称为“乱山子”。
唐边塞诗人岑参曾两次出塞，在安西节度使幕中任掌书记、判官等职，对河西两关和天山南北的各条通道关隘，十分熟悉。他在诗中写道：“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玉门关盖将军歌》）盖将军即河西兵马使盖庭伦。守关官兵多达五千，可见唐玉门关的关城之大。
一切都像是为了让人遗忘。当时瓜州至酒泉的大道，也取道玉门关，沿疏勒河冲积扇边缘的泉水出露带绕行，以保证旅人的水源的供给。至今，锁阳城与唐玉门关间还留有“唐道”的残迹。一千多年来，浩浩漠风带来大量沙砾，愈积愈多，唐代的古道已经明显低于地面，像一道断断续续的深沟。
据考证，东汉至唐代玉门关在今天双塔堡村附近。
两座白塔在疏勒河南岸的两个小山上，相距约半里，遥遥相望，是唐玉门关特有的景致。“双塔不知创于何代。其地峰迥路转，河水湾环，林木葱伞腔舱巴D滌尘襟。”（《肃州新志》）——说得真好，只有在这里，才能够体会到“长沟流月去无声”，才能够领略历史的辽阔宏大，和“故事”的峰迥路转。
可曾想过，半个多世纪前，唐玉门关还是河西走廊上保存得最好的古城遗址之一。
清雍正六年，即1728年，当时驻军利用唐代玉门关的旧址，修建了双塔堡。城周围一里多，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七尺，在南北两座城门，各有城楼。堡内建有龙王庙、关帝庙、昭忠祠等建筑。许多唐代故城的遗迹都被保留在这座城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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