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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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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组织 重用亲信 强化统治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阎锡山认为：“明知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去组织是个空子，为了防止人家钻了空子，出了乱子，还不如自己去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防乱子，补空子，还可利用群众团体为自己摇旗呐喊。”在这个算盘的指导下，山西就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群众团体。如“山西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这些团体，都由阎锡山供给活动经费，当然也就直接间接地受着他的支配和控制。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力量日益增强，使与陕北一河之隔的山西，感受到了“赤化”的威胁。阎锡山设计出了一系列“防共反共”的办法，有什么“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防共”。成立“主张公道团”，简称公道团，又名好人团，则是他实行“民众防共”的主要措施。他声称：“共党号称有主义，有组织，其目的在推翻现社会。……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他有组织，我们也要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到1936年，阎又将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会等合并组成“自强救国同志会”，阎本人自任会长，将“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作为其奋斗目标，以“主张公道”和“牺牲救国”为行动口号。之后，又由自强救国同志会的总干事梁化之牵头，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会，阎还是自任会长。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牲救国同盟会渐渐被共产党控制，阎锡山深恐大权旁落，于1938年又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向抗日进步势力夺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阎锡山亲自为该会拟定了九条公约，并将“同志会”凌架于政、军、教、经等各部门之上，作为主张公道团、牺盟会和二战区一切民众团体的领导组织。阎锡山将“会长”这个称号抬到比省长、司令长官等都更高的位置。集会时，必须高呼“会长万岁”、“忠贞会长”之类的口号，以显示“同志会”在山西有最高权威。“同志会”渗透到所有基层单位，甚至要求中学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这就使它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志会”实行严厉的纪律，动不动就可以让成员“自裁”，将成员处死，具有法律之上的权力，这种法西斯手段使它对成员产生强大的束缚和强制力，从而保证阎锡山的各种统治措施能够顺利推行。阎锡山虽然是同盟会的元老，却与山西境内的国民党组织从来合不到一起。他并不仰仗国民党组织的力量，他的“同志会”实际上起着一个党派的作用，而比党派具有更浓厚的封建性。
其后，阎锡山又借国民党中央成立国民抗战精神总动员山西分会之机，成立起了山西省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并将它发展到区县和基层。以精建会为同志会的外围，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
随着阎锡山日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1939年秋，秘密建立起了反共组织的核心“铁军”，同时积极扩展“同志会”，并从中挑选“基干”，作为忠于他的核心骨干。到1941年，在克难坡举办“烘炉训练”时，阎锡山将封建帮会组织青、洪帮都利用起来，自立为山主，充分暴露了他为网络和控制部下，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出于狭隘的封建观念，阎锡山在用人时，讲究地域，强调非亲不用。“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这句民谚形象地说明了他的用人方针。凡是五台人，是阎的亲戚，或依附并忠于阎本人，不管才能大小，都可得到重用，受到庇护。抗战时在晋南石口战役中，五台人王靖国部作战不力，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张培梅，极力主张要对王军法从事，阎锡山坚决不允。张培梅是从太原起义起就一直追随他的忠心耿耿的老部下，为此事气愤不过而服毒身死。王靖国则一直为阎所信任重用，后来成为晋绥军人中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实权人物。利用老乡、宗族，编织起一个严密的关系网，如同一张庞大的蜘蛛网，他自己则位于网的中心。正是有了这么一张精心编织的网，阎锡山虽然曾经被迫离开过山西，但山西却从来没有脱离他的操纵。在以乡土亲情笼络部下的同时，阎锡山也有一套颇为得意的选人、用人方法。他主张用“能共事的人才”。所谓“能共事的人才”，就是：不要尖子，也不要奴才。尖子不好驾驭，奴才听话有余而办不成事。因此，能在他身边呆下去并得到重用者，多是看他的眼色行事，但又有点实际能力的。而真正的大将之才，出类拔萃之才，却往往被他排斥和暗算。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外逃大连期间，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趁机在省内通辑、迫害阎的骨干，以知识界为主的各方人士也曾成立起“山西善后协进会”。揭发阎的罪行，提出将权力还给民众的方案，并派出代表到北平、南京等地活动，寻求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吁请各地声援，一时声势甚大。但因阎的亲信牢牢把持着权力，不为所动，不久之后就烟消云散。对比一下，冯玉祥和阎锡山都是在中原大战失败后下野的，而此后俩人的处境和结局却有天壤之别。关键就在于，阎锡山有一个牢固的根据地，有一支别人无法轻易动摇的干部队伍。从这一点来说，他的苦心经营是成功的。
四、拥蒋联共 守土抗战 三颗鸡蛋上跳舞
为保住山西这块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堪称是谋略和诡诈之最；联共抗日，山西成为全国抗战的前线和中心；追随蒋介石反共，不得人心而又大蚀其本；勾结日伪，背弃民族大义，离汉奸不过半步之差；明里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暗里只有一个心计：为维持在山西的利益和统治，坚决反共。
重整旗鼓 三面受制入困境
阎锡山被迫寓居大连期间，山西实际上也仍在他的控制之下。他依靠以五台人为核心的一派骨干，继续寻找机会，对蒋介石发难。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把华北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张学良，也因此又引起驻在华北一带的杂牌军的不安。其中，曾参加倒蒋作战的石友三、为蒋作战不力的韩复榘与张学良历史上关系紧张，又因为曾是冯玉祥的老部下，被利用过之后，受到蒋介石的冷淡和歧视。这时就与冯部藕断丝连，与张学良暗中对立。阎锡山观察到这种形势，就派人与石、韩联络，并与日本人暗中来往，各方出于共同的利益，顺利达成协议，约定再次联合反蒋。他们的计划是：驻在河南的石友三沿平汉线北上，驻在山东的韩复榘沿京浦线出兵，晋绥军和驻在山西的冯军宋哲元等部出山西配合，日军则在东北抄张学良的后路。几路夹攻，使张学良难以应对，将蒋介石的势力逼出华北。
1931年夏，石友三率先向张学良发动进攻，其余各路也都蠢蠢欲动。蒋介石施展惯技，以诱人的高价收买宋哲元。答应每月向宋提供军费二百多万，鼓动他在晋军外出时，趁虚占有山西，并允诺今后由他执掌山西军政大权。这个消息，被山西方面截获，当然不肯再出兵了。于是，韩复榘方面也止步不前。又一次反蒋联盟，就这样雷声大雨点小地收了场。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阴谋活动不无气愤，就抓住时机进一步离间和收买阎的部下。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商震，虽然跟随阎锡山已有多年，但一直是处在阎的亲信的监视和牵制之下，感到难有作为且前途难测，因此在阎锡山离开山西期间，就渐渐向蒋介石靠拢。蒋介石将他拉进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决中原大战之后山西面临的财政困难，还以中央政府名义资助贷款2000万，商震自然心领神会。这时，蒋介石就命令商震出兵娘子关，转而攻打石友三，切断石的后路。商震听从命令，率两个旅打出山西，从此就正式脱离了阎锡山。
商震的反叛，在山西内部引起一阵慌乱，也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沮丧。而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居到山西的“友军”有十多万人，不仅是压在山西人民身上的极大负担，而且常常发生骚乱，更成为阎锡山的一块心病。远水难救近火，在大连的遥控看来是不灵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及早返回山西的途径。
这时，阎锡山就想到了日本人。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阎就与一些日本人有了交情。他所熟悉的冈村宁茨、板垣征四郎、土肥原等都已经是侵华日军中的大头目。在他独占山西期间，他与日本的联系也从未间断。山西扩军时，通过在京津的日本特务机关从日本购买过大批军火；20年代初，日本在天津的驻军司令铃木高桥和特务头子土肥原还先后到太原与阎锡山当面会晤过，宣扬所谓“日阎亲善友好关系”。阎能顺利到达大连并在此安心寓居，也就是依仗着日本人的庇护。阎锡山频频与日本人来往，并与土肥原密商后，达成了三项协议：一是阎要赞助日本关东军全部占领中国东北；二是日本关东军支持阎将来占据华北，担任华北首领；三是日本关东军将积极筹备，设法护送阎顺利返回山西。日本人将阎锡山作为分裂和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大工具，阎锡山则为着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与觊觎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作交易。当然，当时大大小小的军阀，也都无不做着这样的交易。在他们的算盘上，与个人的权力相比，国家和民族都没有什么份量。阎锡山与日本人密商后，心情颇为愉快，带随从人员到一家名为《观月楼》的日本饭馆吃日式 “牛锅”，以示庆祝。几个人三杯下肚，诗兴大发，你一句我一句凑出了一首联句：
观月楼上观潮来 （阎锡山）
龙虎风云气壮哉 （宁超武）
上下四维通彻底 （赵戴文）
一轮明月照天开 （孙奂仑）
此时的心情，已经将刚到大连时的郁闷和愁怅一扫而空。
正当阎锡山想要尽快返回山西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给他提供了空隙。大权在手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登上总统的宝座，制订颁布了“训政时期约法”，并扣押了激烈反对他的胡汉民。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来了一次大联合，在广州成立由汪精卫任主席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眼见有机可趁，东北的张学良也回头联络冯、阎旧部，打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旗号，向蒋介石闹起了独立。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不得不用主要精力对付汪精卫，从而也就放松了对阎锡山的监视和戒备。 阎锡山一直在做回太原的准备，看时机已到，就急忙行动。1931年8月5日，阎锡山还是打扮成一个商人模样，身穿绸衫，戴着墨镜，把头上的草帽压低，神神秘秘地带着几个亲信，登上了日本人特意准备的一架小飞机。虽然蒋介石与张学良别有所图，一时顾不上管他，但他知道，此行仍然风险重重。一旦被发现，怕是凶多吉少；况且，日本人也提有苛刻的条件，要求他返回山西后立即发动反蒋战争。只是小飞机飞这一趟，日本人就索要四万余美金的包机费用，着实让善于算计的他感到心疼。小飞机只能坐几个人，阎的妻儿都无法同行。阎锡山临行，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慨，对暂时留在大连的亲信赵戴文说：万一有不幸，妻儿便托你照应了。咱们打出来的晋绥天下，决不能让人抢走。飞机到达大同，早有部下来接应。阎当晚在大同住下，部下担心地问：蒋先生和张汉卿是不是同意总司令回来？一路顺利，成功返回，阎不再紧张了，轻描淡写地说：张汉卿自顾不暇，哪顾上管咱们的事。咱是不怕他们的，要怕他们也不回来。
次日，阎锡山便回到了五台河边村的老家。回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指使杨爱源、孙楚等组织起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首先把军队抓到手里。阎锡山认为，只有军队是根本。有军队在手，政治可随军队实力而转移，经济可以靠军队实力而夺取。军事整理委员会建立之后，由他亲派出的委员每月到各部队去考察、点名、校阅，以在野之身，把晋绥军的实权牢牢操在了手中。回到河边，尽管他严格保密，消息还是传开了，国民党山西党部的头目向南京方面作了报告。蒋介石得悉后，责成张学良和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等限期令阎离晋，但阎回到了老窝，张学良也无能为力，而且张学良有自己的打算，也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徐永昌也软磨硬拖，千方百计予以庇护。阎锡山赶忙给蒋写信，表示悔过，声称“锡山治全国而不足，治两省而有余”，暗示他决不会放弃晋绥。在河边居住的几个月里，阎锡山心情比在大连踏实多了。表面上，他闲居乡下，每日晨起散步，逍遥自在，并以相当的精力和时间，亲自编写《阎氏家族自治章程》，实际上，他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形势的变化，通过对亲信的指使和操纵，把失去的权力收拢回来。
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东北大地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民，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此时，太原发生了“一二、一八”惨案。太原的热血青年，成立了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学生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在面见当时的教育厅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常委苗培成时，苗借口南京政府有电令，训斥学生的游行是与政府对抗。他的话激怒了学生们，在一派“打倒苗培成”的口号声中，苗被学生们轰走了。次日，学联组织了大批学生，再到省政府请愿，发生了冲击会议室并砸坏省教育厅和苗培成公馆的暴力冲突。12月18日，学生再次大集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门前示威请愿。省党部戒备森严，将进入院内的学生代表团团围住，棍棒欧打，激怒请愿的广大学生，学生高喊口号，奋力冲撞大门。此时，集结在党部的武装纠察开了枪。请愿学生被打死一人，伤十数人。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对杨爱源说：“省党部这个祸根不除，山西不得安宁。不能让他们再存在下去了！”杨爱源迅速行动，当天下午就派兵缴了省党部纠察队的枪械，并将党部要员扣押，查封党部及其报馆，还明令全省各县一律停止了国民党党部的活动。阎锡山利用学生运动的力量，排除了蒋介石伸进山西的势力，为自己的复出扫清了道路。
全国的形势，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迫于各界抗日呼声的压力，因争权夺利而闹得纷纷扬扬的国民党两派，在“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旗号下再次走向合流。蒋介石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暂时得势，给当年的反蒋盟友阎锡山的命运也带来一些转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议，山西的事还得让阎锡山管。日本人加紧侵华，山西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山西乱了，北平势孤力单，日本人就会趁机占领华北。他还劝说蒋介石对阎锡山要宽宏大量，为国事不记个人恩怨，以示自己的君子风度，等等。这些话，使对阎锡山怀恨在心的蒋介石不得不点头称是。
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取消对阎锡山的通辑令，恢复其自由。阎锡山得到消息，自是高兴，觉得重返山西政坛，执掌大权的时日不远了。此种机会，哪能放松，他特意派亲信赵丕廉常驻南京，极力拉拢讨好汪精卫；同时又派徐永昌到北京，通过各种关系，走宋美龄的门路，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虽然对阎锡山极不放心，但迫于形势的压力，又碍于各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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