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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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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派反蒋势力都在太原有常驻代表，一时间，太原俨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除大大小小军阀们的代表外，国民党西山派、改组派等人士及所谓社会名流，云集太原，太原的傅公祠成了热闹非凡的宾馆。非蒋系的各派势力，不满于蒋的“三假”（假清党以篡党，假统一以窃政，假编遣以扩军）政策，为着各自的利益，在太原实现了暂时的团结统一。随着形势的发展，傅公祠的客人们也相继搬到北平，在北平酝酿和筹办“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为阎锡山制造与蒋介石对立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这场反蒋大战，还是由西北军揭开序幕。3月11日，由鹿钟麟领衔发表拥阎反蒋通电，正式树起阎、冯联合反蒋的旗帜。随后，桂系也发出反蒋通电。3月15日，鹿钟麟又领衔率领五十多名将领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宣告了军事联合的完成。这些开台锣鼓响过之后，3月21 日，阎锡山和冯玉祥公开发出倒蒋通电，标志着向蒋介石正式宣战。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职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也分别在潼关、桂平就任副总司令。东北的张学良并没有就职，他拥兵30万，对时局举足轻重，但一直保持沉默，乐于坐山观虎斗，与双方都保持着联系。用他的话来说，是：“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东北决定中立，但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二字。”
4月5日，蒋介石对阎、冯以上行动作出强烈反应。南京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所任各职，国民党中央也作出永远开除阎的党籍的决议。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编发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历数阎锡山的罪恶有11条之多：“一、假革命之名而攫取权位”；二、“残害同志，劝袁称帝”；三、“假名村治搜括民财”；四、“摧残教育实行愚民”；五、“破坏交通扰乱金融”；六、“煽动冯唐破坏统一”；七、“妄发主张藉端倡乱”；八、“勾结反动倾危党国”；九、“封闭党部拘捕党员”；十、“阳唱出洋阴行南犯”；十一、“勾结外卖国求助”。“总之，阎逆为背叛中央，满足野心之故，不惜以华北民众为牺牲，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其卖国求助之罪，较冯逆之勾结苏俄，断送蒙古新疆，实有过之无不及。”冯的罪恶则有7条。蒋介石将部队编为三个军团，准备与阎冯开战。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大约有60万，其中有一半左右是杂牌军。反蒋的军队总计集中了70万，兵力上稍占优势。这个反蒋阵营共分为八个方面军，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阎锡山率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原驻新乡地区后又倒戈投归西北军的石友三部被编为第四方面军；因张学良被内定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所以东北军被定为第五方面军；其余几个方面军则分别由四川刘文辉部、湖南何键部及樊钟秀部编组。这样，双方共计投入兵力130万，以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区为主战场，展开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新军阀中原大战。
双方的对立进入军事行动阶段。
阎锡山在北平设立军政府，宣布与南京政府完全脱离关系，向驻北平的各国公使代办发出照会，俨然以一个独立主权政府的面目出现。之后，把总司令部由太原移到石家庄，命令李宗仁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出兵湖南，攻击武汉；冯玉祥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南进攻平汉路；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沿津浦线进攻济南；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进攻济宁、兖州，协攻济南；内定张学良、刘文辉、何健、樊钟秀为第五至第八方面军总司令。为拉拢和鼓励各杂牌军的将领，还一下子任命了三个省主席。浩浩荡荡的各路大军，都由自己运筹帷幄，在军事地图上，标为己方的箭头由四面八方向着蒋介石刺去。这一段时间，阎锡山体验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美好滋味。
5月，阎锡山设行营于山东北部的晏城，亲自指挥攻击徐州的行动。
反蒋联军出师不利。表面上大联合，实际上各怀异志，各家都以保存实力抢占地盘为目的，指挥不一，行动混乱。5月中旬双方大规模接触后，杂牌军刘恩茂因对阎未能重用自己不满，在前线倒戈投蒋，引起混乱，反蒋军受挫。晋军开始时尚比较顺利，于6月底攻下了济南，7月，反蒋军在陇海线取得一次大胜。冯玉祥部于8月发动了以攻取徐州为目标的“八月攻势”。因为天不作美，连日滂沱大雨，阎锡山答应提供的补给又迟迟不能到手，冯军极为困难；而晋军为保全实力，又不能与冯军密切配合，致使冯军遭受巨大损失，攻势受阻，被迫后撤。冯玉祥多次被阎所骗，损兵折将，气得大骂“阎伯川真不是个好东西”。“八月攻势”的失利，成为中原大战的一个转折点。之后，晋军不利，向后撤退，济南也回到蒋军手中。蒋介石在战场上取得了主动，准备在9月初向讨蒋联军发动总攻。
与军事激战相互呼应，阎锡山在政治上也频频走动踌躇满志的棋子。经过长时间的联络会商，汪精卫于7月下旬转道日本到达北平，带领10名中委参加扩大会议，给这次活动罩了一层合法的外衣。8月7日，带着反蒋标记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的怀仁堂召开。会议代表只有21人，阎锡山派出的担任警戒的部队却有400人之多。会议通过了《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草案》，用激烈的言辞，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个人独裁，残害民众，罪不容诛，非打倒不可。联合宣言中称：“蒋中正背叛党义，篡窃政权，本党组织为民主集中制度，蒋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次代表大会，批派固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综其罪恶，实不容诛。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去其败类，为国民去一蟊贼。”等等，等等，表现出势不两立且关系决断的姿态。会议还产生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常务委员会，汪如意地当上了“党头”，完成了党的改组；其后举行的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并宣布成立与南京政府对抗的北平国民政府。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谢持、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等七人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则荣任国民政府的主席。至此，政府也组建起来了，阎锡山实现了最大的野心，获得了最高的权力，当上了“国家元首”。
接到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通知，阎锡山不由得喜悦难抑，感慨万分。由山西到晋绥，由晋绥到四省二市，一个原来在全国排不上名次的小省穷省的督军，就这样一步步攀升，而今居然得到了全国的政权。因此，尽管此时倒蒋战争已经走向滑坡，前线日益吃紧，他还是要尝尝当国家元首的荣耀和威风。于是，9月7日，阎锡山在大批亲信的簇拥下，从津浦前线赶到北平参加国民政府主席的就职典礼。
阎锡山迷信风水之说，接受了一些政客的建议，把典礼安排在民国19年（即1930年）9月9日9时举行。按阎的意思，还想在“四九”之上再加一个“九”，将时辰定为民国19年9月9日9时9分，以合《易经》中所说的“九五”飞龙在天之象，表示自己以“九五”之尊君临天下，是合天时、顺天意的帝王之兆。可能是这第五个“九”操作起来实在困难吧，阎最终接受了“四九”的时辰，被人们称为四九小朝廷。而不久之后，又有了新的说法：四个九字相加是三十六，恰好与“三十六计，走为上”相合，预示着这个小朝廷的狼狈和短命。
且说民国19年9月9日9时，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通明，一派庄严热烈景象。数十名中外记者进行采访，熙熙攘攘。阎锡山、汪精卫等头面人物身穿长袍，满脸严肃和得意，缓缓步入会堂，依次在主席台就座。阎和汪在誓辞中说：“余誓以至诚，尊奉总理遗教，实行本党三民主义及政策，必信必忠，始终不渝。谨誓。”标志着他们取代了蒋介石，成了孙中山遗训的执行者。与会者鼓掌欢呼，气氛自是热烈。数十名中外记者频频摄影，迈着急匆匆的步伐在会场中穿梭，也有一番庄重景象。
但不管阎锡山和汪精卫等人政治上感觉如何得意，军事行动却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随着战事进展，蒋介石已取得明显优势，拥有30万大军，标榜“中立”的张学良，也就渐渐将倾斜的重心移向蒋方。加上阎锡山限于权力和财力，派往东北的代表开出的价格太低，在张学良面前倍受冷遇，情况就更是急转直下地恶化。阎锡山派往沈阳的代表，开始只有500元活动经费，应酬场合，不敢露面。后来贾景德等人去后，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一次，张学良的秘书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山西资助军费，开口就是300万。贾不能做主，忙报告阎锡山，阎锡山咬咬牙答应给50万。而蒋介石那面，情况全然不同。蒋派吴铁城等人到沈阳，在中国银行开了帐户，允诺只要能拉住张学良，就可不拘数目，随时提用。吴铁城用金钱把张学良的左右都收买下，因此，对张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张学良要军费300万，吴铁城一口答应给500万。蒋介石还特意在东北兵工厂买了10万支枪，每支价格比市价高出25元，等于送给张学良250万。南京政府答应拨给东北1000万，用以整理奉票和偿付外债。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开出大额的优惠清单：允诺给东北军大笔军费；答应由张学良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由其部下任平津卫戍司令和河北省主席；胜利后，冀、察、绥、鲁四省及平津地区由张全权管理，包括人事任免等中央都不予干涉等等。由于实力悬殊，阎与蒋争拉张学良，本来就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拉力赛，而阎锡山的小奸商作派又何能与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历炼出的气势相提并论？军阀之间，政治也是经济的继续。如此丰厚的报酬，当然有极大的诱惑力。张学良本来就是要坐收渔人之利的，加上张的左右无不主张拥蒋倒阎，见时机已到，于是表示，如蒋军攻下济南，东北即可出兵。张同时也将此意思透给阎锡山，算是不得罪老交情，也算是敲边鼓警告。8月中旬，济南已经被蒋军占领，东北军入关已是迫在眉睫。因此，前线告急。阎锡山来不及享受国家元首的种种荣耀，也不敢在北平久待，匆匆赶回石家庄亲自督战，企图借着政治上暂时兴旺的气势，将军事上的颓势和危势扭转过来。几天之后，为了安抚和鼓励士气，让军阀们尝到取得全国政权的甜头，阎锡山又慷慨地增补石友三、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使国府委员由七名增到九名。
但政治上的“胜利”难以挽回军事上的失败。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呼吁交战各方立即罢兵停战，等候中央政府处理。张学良的大军源源不断开进关内，压向平津。这实际上是替南京政府擂鼓助威，对反蒋联军无疑是沉重的背后一击。反蒋联军背腹受敌，汪精卫和阎锡山都退到了石家庄。对阎锡山来说，已经到手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辉煌头衔极具吸引力，不甘心随手弃之；而想到一旦失败将会遭遇的惩罚则又惊恐不已。阎锡山在石家庄正太大饭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是好。汪精卫主张：“一不做，二不休，只要能战下去就要战下去。就是最后退到大西北，也要跟蒋介石硬干到底！”冯玉祥赞同和支持汪精卫的主张，并从军事上作出分析：张学良进关，不过是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得到平津后，不会对联军实行大规模进攻。他主张，倒蒋联军应当集结于黄河北岸，依凭黄河天险，与蒋介石战斗下去。
阎锡山虽然很不甘心，但经过仔细盘算，还是不主张再打下去。一方面，联军各自怀有小九九，面上的合作转眼就能变成背后的暗算，他对此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晋绥军截获了冯军参谋长给冯的一封电报，电报中称：“晋南富庶之区，粮饷不缺。陇海路撤下来的军队应兼程开入晋南。”如果真的如此，失去晋南，岂不就等于失去大半个山西？另一方面，在紧要关头，阎锡山并不意气用事，还是拨动了“有本钱才能做买卖”的算盘：保存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大事。因此，他费尽心思找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结束战争。他说：“这是国是之争。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政治上让蒋介石承认错误，也就是我们取得了胜利。中国是整个的，如果弄成华北、华南两个中国，我们就成了历史上的罪人。”其实，蒋介石何曾承认什么错误？而按这套逻辑，岂不是说，倒蒋之行一开始就是非正义、无必要的吗？当然，军阀之间的混战，也许只能用“成王败贼”的标准来判别，理论的是非难以明说。不过，阎锡山如此车轱辘地说话，除了表示他的狡黠之外，也更多地显示出一种无奈。他表示：仗是不能打下去了，退回山西再说吧。晋军后撤给反蒋联军带来一片混乱，西北军的一部被重重包围，被迫投降；西北军吉鸿昌、梁冠英、葛云龙等部被重金收买，先后降蒋；鹿钟麟、宋哲元等部也被迫退却。面临这种全线崩溃的形势，阎锡山极力主张“散伙”，尚有几分斗志的冯玉祥无可奈何，汪精卫更是一筹莫展。张惶的撤退之中，“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还撤到太原，装模做样地搞了一个流产的“宪法”，成为失败的遮羞布。失败的阎军全部退回山西，外省的倒蒋联军有十多万也退入山西。山西全省一百余县，几乎县县驻军，而驻军的一切粮饷，均由当地摊派供给。军纪稍好者，当地百姓尚可忍受；军队溃散者，则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阎锡山的这一次豪赌，给山西人民带来一场莫大的祸害。
10月5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同意“和平解决”；15日，俩人通电下野。阎锡山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不到一个月，兵败下台，四九小朝廷成为一桩笑柄。至于李宗仁部，早已溃败退回广西。这一场辛亥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在清朝封建政府倒台后又一次“分合”之争，以蒋介石的获胜而告终。蒋介石的获胜，也就意味着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战胜了各派军阀的分裂割据。蒋介石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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