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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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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应当说是最好的机遇。
然而,阎锡山支持唐生智,本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步。占据华北之后,力量日益壮大,眼见得在国家这个大舞台上显现出了越来越重的份量。加上明里暗里反蒋的各派势力都围着他打转转,阎锡山的政治野心膨胀起来,将蒋“取而代之”的想法也就提上日程。因此,他对于在反蒋战争中的名号非常重视。他看到唐生智发的通电,打的是“拥汪反蒋”的旗号,居然只给自己挂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觉得受到了屈辱。自己为主,功和利都在自己,自己为副,就是给别人卖命,等于吃了大亏。于是便拍案大骂,以唐生智没有按协议等山西拟出通电,便自作主张,实属背信弃义为名,不响应唐的通电。而这时,惶惶不安中的蒋介石,也加紧对阎的拉拢,极力做出亲近的姿态,发来电报说:“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何以教我。”同时,派时在南京任职的阎的亲信赵戴文回山西做说客,劝阎拥蒋反唐。阎锡山经过盘算,认为实现取代蒋介石的大目标时机尚不成熟,不妨利用对唐生智反戈一击的手段再捞一把。只要有利于壮大晋绥的实力,怎么干都成。于是便复电蒋介石,表示拥护中央,以戡乱自任。蒋介石大喜,立即委任阎为讨唐总司令,统率山西军队,出兵河南,对唐生智发起进攻。但晋绥军集结郑州之后,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又令军队暂不出动,观望形势;到唐生智节节败退,胜败已成定局的时候,阎锡山才于1930年元旦,在太原召开隆重的誓师大会,当晚就率亲信乘专车开赴郑州,做出一副亲自督战的姿态。
反复无常本来是乱世军阀的本性,而阎锡山的这一番表演实在也显示了过份的精明。阎锡山为了显示自己讨逆的气派和决心,亲自带兵赴豫,身着戎装,腰挂指挥刀,一副精神抖擞且气势逼人的模样。到郑州后,阎锡山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唐生智见败势已定,通电下野,出洋考察。晋绥军兵不血刃,取得大胜。阎锡山自以为这一次救了蒋介石,立下大功,从蒋那里会得到一些好处,在各地方势力面前,地位也会进一步升高。而同时,亲赴前线,并不完全是装样子给别人看,还有着不可言说的精明算计。他的目标是趁讨唐之机,把势力扩张到河南,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地盘,而且控制中原就控制住了东西南北的交汇点,有了向东南发展的跳板。
阎锡山的算计不能说不精明,可惜还是逃不出蒋介石的手心。就在讨唐战事即将结束的时候,蒋介石从暂时的惊慌中回过神来,便决定把这位善于变脸的盟友作为心腹大患予以铲除,策划由韩复榘在郑州秘密活捉阎锡山。阎向来小心多疑,行事谨慎,非常注意收集和窃取情报,而且他的情报人员还比较得力。蒋、韩暗害他的计划,被山西的情报人员窃听,他很快就知道了。如意算盘又化作一缕轻烟,阎锡山惊诧之余,只好赶紧逃命。他赶快部署部队严密守护郑州黄河铁桥,不敢让断了归路,自己再一次乔装打扮,连夜逃离郑州。路过新乡时,他在对这次图谋遭遇挫折感到失望的同时,也萌生起给对方一个讥讽的想法。于是有意给韩复榘发了个电报,宣称:因太原人心浮动,弟须立即返回坐镇,不辞而别,后会有期。逃离险境而不忘给对手一记辛辣的讽刺,也算是阎锡山大难不死后的得意之作。自然,这封电报让蒋介石气恨恨地难过了几天。
面对阎锡山的这场变脸表演,最生气最愤怒的还是冯玉祥。冯玉祥再次受了欺骗作弄,怒发冲冠,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悲愤交加,绝食抗议。在朋友劝导下渐渐平静之后,也想出了对阎锡山进行报复的办法。他亲笔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给鹿钟麟、宋哲元等部下用米汤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不守信用、出尔反尔的行为异常愤慨,对他只顾自己、卖友求荣的做法更是恨之入骨,接到冯玉祥的指示后,就积极地再次与南京政府联系,并且做了攻击阎锡山的部署。蒋介石顺利地收拾了唐生智,乐于接受西北军的又一次改弦更张,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主要矛头指向了阎锡山。其实蒋谋阎之策早在实行。1929年11月,宋子文到北平,将北平的国家税与地方税划分,国家税归财政部收取。阎锡山只好放开税收大权,同时就提出:平津部队的饷项此后由财政部拨发。宋子文满口答应。但实行一个月之后,就没了下文。阎锡山气愤不已,又提出北伐时山西曾垫付军费3000万,因此申请发行公债以资弥补,蒋介石明确表示“不准”。阎锡山气愤之余,指桑骂槐大骂宋子文“想用经济手段把咱困死”。同时就激昂慷慨地表示:中国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凯,他把辛亥革命的都督,不是杀了,就是赶走,可我能把袁世凯应付过去。现在蒋介石又想压到我头上了。言下之意,他不吃这一套。
蒋针对刚刚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阎锡山,发表讲话说“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兼任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得离职”,企图用高压迫使阎离开山西。调虎离山,尔后铲除。一边就支援西北军大批军火粮饷,令他们做好进攻山西的准备。
阎锡山得知这一消息后,真正感到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折腾多次,现在终于被逼进了墙角。利用冯玉祥反蒋,利用唐生智反蒋,再在蒋面前装好人,谋划着是要得渔翁之利。想不到最终落得被蒋、冯夹攻。在山西内部,反蒋和拥蒋两派意见也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以贾景德、赵丕廉为首的反蒋派与以梁航标为首的拥蒋派,各陈利词,常常让阎锡山莫衷一是。阎锡山烦燥不已,便将左右打发出去,在屋子里独自静坐,打卦占卜,向苍天问询何是祸福。恰好,被能在他身旁行走的交际处处长、行宫办事处处长梁航标撞见,梁趁机说了一通拥蒋的好处,阎锡山思忖良久,突然问:“交出军权后,蒋能容我吗?”说明阎锡山对于自己与蒋的恩怨有着清楚的认识。蒋不可能容许别人有割据的实力,而没有了实力,任何人都难逃被戏弄、受屈辱、甚至被消灭的下场。在军阀的心目中,权力,地盘,都是高于生命的东西。自动交出权力和地盘,无疑于寻求自杀。阎锡山手中还有强大的军队,放眼全国,还有那么多可利用、可结交的同盟军,未到穷途,何必走末路?他当然不会选择向蒋低头的出路。当时,徐永昌也认为这个仗打不得,私下里对人说:“不打仗,人们都来捧阎,他是爷爷;打起来了,一定都向他要东西,他又吝啬,哪能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不满足,就恨他,他就变成孙子了。”在阎召开的会上,徐永昌也把这意见委婉地讲了,阎锡山说:“说得也对。但蒋逼得咱们没办法呀。”徐于是说:“可以另想不打仗的办法。”阎锡山诡秘地笑了笑,说:“我倒有个不打仗的办法,就是我出洋。”徐忙说:“那不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阎锡山慢条斯理地说:“你们可先对付。实在没办法,你们就投降他吧。”徐闻言变色,忙表示:“你说打,咱就打吧,把我的话取消,取消。”可见,在阎的内心深处,对投降蒋介石是十分忌讳和仇恨的。他曾在蒋面前一再装出驯顺的样子,那都是另有所图。而事到如今,再善变的嘴脸也失去了哄骗的作用,再精明的算计也没有了回旋的余地,为了自己的存在,为了保住山西这块根据地,他只能咬紧牙关,再次联冯,走上反蒋之路。
经过反复盘算,阎锡山终于定下了主意,第一件事,就是厚起脸皮,亲往冯玉祥处负荆请罪。面对恼怒不已的冯玉祥,他做出后悔莫及的姿态,痛哭流涕地表示:“大哥来山西后,自己有二件对不起大哥的事。一是大哥通电反蒋,山西没有马上出兵,使大哥受了不少委屈;二是宋哲元出兵讨蒋,山西没有响应,使西北军兄弟受到损失。如今,小弟才真正明白,只有反蒋到底,才有一线生路。请大哥速回潼关,发动军队。这一次,小弟一定同生死,共患难。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岐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如果大哥仍不原谅,小弟只有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
冯玉祥看着他半真半假的表演,心里自是厌恶,他当面批评阎奉行的是“骑墙政策”,并提出忠告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返回来一想,无论如何,当前蒋才是西北军的头号敌手。要反蒋,还是得联阎。再者,阎反复无常的表演现在已经陷于绝地,再精明再狡猾,谅他这次也无法骑墙变脸,再也难以使出骗人的花招来。于是,冯也就假戏真做,大度地表示只要能齐心协力共同倒蒋,过去的事就不再提了。
为形势所迫,阎锡山终于走上坚决反蒋的道路。
阎锡山在1930年2月下了倒蒋的决心
阎锡山比其他军阀高明一筹。决定反蒋之后,他不仅大力进行军事上的筹划和准备,而且也十分重视在政治上取得资本和主动。军事上得到冯玉祥的支持并加紧与各派军阀勾结,政治上则设法联络在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物汪精卫。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几次分分合合,核心在于争权夺利。汪在国民党内资历很高,但他手中没有军队;蒋从办军校、建军队起家,手中有了别人指挥不动的枪杆子,为所欲为,独裁专横,不可一世;汪以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传人自居,不肯屈居附庸。早在1928年,以汪精卫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就已成立,改组派由此得名。而在国民党的“三大”上,改组派的主要人物,或被开除,或被警告,完全成为蒋介石的公开对立面。改组派以“反对恶化腐化势力,唤醒并组织社会上一切民主势力,实现国家外交、军事、财政、政治各方面的统一,打破割据局面”为政治口号,汪精卫也以“护党救国”的精神领袖的身份与蒋对抗。此时,汪精卫携同几个与他亲近的中央委员,正蛰居在广州、香港,待机而动。阎锡山想把党的旗帜也抓到自己手里,以扩大影响和号召力,就积极与汪精卫联络,共同反蒋。而以戴季陶为首,早在1925年就以反对联俄联共为口号的组成的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也不断策动反蒋,自然对阎锡山也吹捧有加。此时,国民党内的左、右两派就都聚集到了阎锡山周围。可谓实现了反蒋力量的大联合。为了搜罗和联络更多的反蒋力量,阎还委派原山西省党部委员李冠洋到北平组织所谓“新民读书会”,用以联络散在各地的受蒋排挤和有反蒋情绪的国民党党内同仁。
“新民读书会”在北平活动了三个多月,联络到三十多名反蒋同仁,其影响甚至远及日本。在日本的反蒋人物也远道回国,前来参加。经过“学习讨论”,在阎的指导和操纵下,读书会总结出两项结论:一是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只有大贫和小贫。肯定孙中山先生的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于中国革命;二是认为国民党的基础,是全体劳动人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推动历史前进上有同等的重要性,而没有差别,两者是相辅而行的。政治属于全民性的,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依据这个结论,国民党应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阎锡山对此大加赞赏,并以此为“理论”,倡议组织“劳动国民党”,为自己在政治上另立山头准备条件。
为给军事行动制造舆论,阎锡山发动了对蒋介石的政治攻势。先是针对蒋介石气势逼人的“武力统一”的方针,打出争取人心的“和平统一”的旗帜,说“戡乱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将制造动乱的帽子扣到蒋的头上,义正辞严地要求蒋“礼让为国”,迅速下野。蒋介石予以驳斥,宣称:“舍以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求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阎装腔作势,作出以天下为重,个人在所不计的姿态,提出要与蒋共同引退。组建元老院或枢密院,蒋、阎、冯和李宗仁一起进入,脱离军队,以此促进天下团结。蒋介石不以为然,态度强硬地表示“下野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武装,阻止本党革命”,只要作乱者存在,就必须以武力戡乱。3月18日,阎又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四十多人签名,发表通电,要求由全体党员投票决定党统问题。这时候,与汪精卫的联络也已见效,汪便在香港致电表态,赞同阎锡山关于“解决党务纠纷,须用武力制裁”的主张,声称应对蒋介石进行武力制裁。 在进行舆论动员期间,倒蒋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步伐也日益加紧。参与反蒋的各派势力,从实力来说,桂系刚被重创,正处于衰落的困境中;冯系虽然兵力雄厚,但经历过几次挫折,也已元气大伤,而且西北贫穷,经费给养和装备都很困难;其余杂牌军,充其量不过是摇旗呐喊的随从罢了。只有占据晋、绥、冀、察和平、津等广大地盘,拥有20多万军队的阎锡山可以充当主角。阎锡山也就当仁不让,大模大样地以霸主自居。3月初,他主持召开倒蒋会议,决定由冯玉祥回陕西指挥西北军作战,并慷慨大方地承诺西北军的经费给养由山西提供,当下赠予冯现款50万元,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显示了“龙头老大”的气势和风度。冯玉祥将妻女留在太原,迅速回到潼关。到潼关后,针对部分高级将领对联阎存有疑虑,对反复无常的阎锡山不表信任的状况,坦率地说:“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到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他还耐心劝说部下:“从大处着眼,决不能因阎锡山踩了我一脚,我就踢他一腿。”并表示自己的决心:“胜则到南京组织政府,败则同归于尽。”冯玉祥对此次倒蒋,决心很大,也甚为乐观。他认为,军事上有二、三、四集团军的联合,政治上有汪精卫的合作,张学良也多次表示友好,足见是“得道多助”。实力最强而又狡诈善变的阎锡山也没有了退路,此次倒蒋胜利在望。因此,当他接到南京以吴稚晖名义发来的电报,劝告他“摒弃干戈,致力于建设”时,亲拟一封复电予以驳斥。电文云:“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疾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
胸怀国民利益,自以为在为民讨贼的冯玉祥,其实还是难以摸透阎锡山的玄机。阎锡山始终是在谋求“左右逢源”的小九九里转圈子。这体现了他爱用小聪明的谨慎多谋,同时也常常使他失去机遇和信用。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他派出代表到沈阳面见张学良,进行游说。先前,阎锡山曾与张学良商定联合讨蒋,并将拟好的通电发给张学良。电报刚发,赵戴文受蒋介石的命令,从南京回太原做说客。赵戴文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说,我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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