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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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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应当说是最好的机遇。
然而，阎锡山支持唐生智，本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步。占据华北之后，力量日益壮大，眼见得在国家这个大舞台上显现出了越来越重的份量。加上明里暗里反蒋的各派势力都围着他打转转，阎锡山的政治野心膨胀起来，将蒋“取而代之”的想法也就提上日程。因此，他对于在反蒋战争中的名号非常重视。他看到唐生智发的通电，打的是“拥汪反蒋”的旗号，居然只给自己挂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觉得受到了屈辱。自己为主，功和利都在自己，自己为副，就是给别人卖命，等于吃了大亏。于是便拍案大骂，以唐生智没有按协议等山西拟出通电，便自作主张，实属背信弃义为名，不响应唐的通电。而这时，惶惶不安中的蒋介石，也加紧对阎的拉拢，极力做出亲近的姿态，发来电报说：“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何以教我。”同时，派时在南京任职的阎的亲信赵戴文回山西做说客，劝阎拥蒋反唐。阎锡山经过盘算，认为实现取代蒋介石的大目标时机尚不成熟，不妨利用对唐生智反戈一击的手段再捞一把。只要有利于壮大晋绥的实力，怎么干都成。于是便复电蒋介石，表示拥护中央，以戡乱自任。蒋介石大喜，立即委任阎为讨唐总司令，统率山西军队，出兵河南，对唐生智发起进攻。但晋绥军集结郑州之后，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又令军队暂不出动，观望形势；到唐生智节节败退，胜败已成定局的时候，阎锡山才于1930年元旦，在太原召开隆重的誓师大会，当晚就率亲信乘专车开赴郑州，做出一副亲自督战的姿态。
反复无常本来是乱世军阀的本性，而阎锡山的这一番表演实在也显示了过份的精明。阎锡山为了显示自己讨逆的气派和决心，亲自带兵赴豫，身着戎装，腰挂指挥刀，一副精神抖擞且气势逼人的模样。到郑州后，阎锡山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唐生智见败势已定，通电下野，出洋考察。晋绥军兵不血刃，取得大胜。阎锡山自以为这一次救了蒋介石，立下大功，从蒋那里会得到一些好处，在各地方势力面前，地位也会进一步升高。而同时，亲赴前线，并不完全是装样子给别人看，还有着不可言说的精明算计。他的目标是趁讨唐之机，把势力扩张到河南，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地盘，而且控制中原就控制住了东西南北的交汇点，有了向东南发展的跳板。
阎锡山的算计不能说不精明，可惜还是逃不出蒋介石的手心。就在讨唐战事即将结束的时候，蒋介石从暂时的惊慌中回过神来，便决定把这位善于变脸的盟友作为心腹大患予以铲除，策划由韩复榘在郑州秘密活捉阎锡山。阎向来小心多疑，行事谨慎，非常注意收集和窃取情报，而且他的情报人员还比较得力。蒋、韩暗害他的计划，被山西的情报人员窃听，他很快就知道了。如意算盘又化作一缕轻烟，阎锡山惊诧之余，只好赶紧逃命。他赶快部署部队严密守护郑州黄河铁桥，不敢让断了归路，自己再一次乔装打扮，连夜逃离郑州。路过新乡时，他在对这次图谋遭遇挫折感到失望的同时，也萌生起给对方一个讥讽的想法。于是有意给韩复榘发了个电报，宣称：因太原人心浮动，弟须立即返回坐镇，不辞而别，后会有期。逃离险境而不忘给对手一记辛辣的讽刺，也算是阎锡山大难不死后的得意之作。自然，这封电报让蒋介石气恨恨地难过了几天。
面对阎锡山的这场变脸表演，最生气最愤怒的还是冯玉祥。冯玉祥再次受了欺骗作弄，怒发冲冠，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悲愤交加，绝食抗议。在朋友劝导下渐渐平静之后，也想出了对阎锡山进行报复的办法。他亲笔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给鹿钟麟、宋哲元等部下用米汤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不守信用、出尔反尔的行为异常愤慨，对他只顾自己、卖友求荣的做法更是恨之入骨，接到冯玉祥的指示后，就积极地再次与南京政府联系，并且做了攻击阎锡山的部署。蒋介石顺利地收拾了唐生智，乐于接受西北军的又一次改弦更张，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主要矛头指向了阎锡山。其实蒋谋阎之策早在实行。1929年11月，宋子文到北平，将北平的国家税与地方税划分，国家税归财政部收取。阎锡山只好放开税收大权，同时就提出：平津部队的饷项此后由财政部拨发。宋子文满口答应。但实行一个月之后，就没了下文。阎锡山气愤不已，又提出北伐时山西曾垫付军费3000万，因此申请发行公债以资弥补，蒋介石明确表示“不准”。阎锡山气愤之余，指桑骂槐大骂宋子文“想用经济手段把咱困死”。同时就激昂慷慨地表示：中国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凯，他把辛亥革命的都督，不是杀了，就是赶走，可我能把袁世凯应付过去。现在蒋介石又想压到我头上了。言下之意，他不吃这一套。
蒋针对刚刚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阎锡山，发表讲话说“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兼任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得离职”，企图用高压迫使阎离开山西。调虎离山，尔后铲除。一边就支援西北军大批军火粮饷，令他们做好进攻山西的准备。
阎锡山得知这一消息后，真正感到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折腾多次，现在终于被逼进了墙角。利用冯玉祥反蒋，利用唐生智反蒋，再在蒋面前装好人，谋划着是要得渔翁之利。想不到最终落得被蒋、冯夹攻。在山西内部，反蒋和拥蒋两派意见也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以贾景德、赵丕廉为首的反蒋派与以梁航标为首的拥蒋派，各陈利词，常常让阎锡山莫衷一是。阎锡山烦燥不已，便将左右打发出去，在屋子里独自静坐，打卦占卜，向苍天问询何是祸福。恰好，被能在他身旁行走的交际处处长、行宫办事处处长梁航标撞见，梁趁机说了一通拥蒋的好处，阎锡山思忖良久，突然问：“交出军权后，蒋能容我吗？”说明阎锡山对于自己与蒋的恩怨有着清楚的认识。蒋不可能容许别人有割据的实力，而没有了实力，任何人都难逃被戏弄、受屈辱、甚至被消灭的下场。在军阀的心目中，权力，地盘，都是高于生命的东西。自动交出权力和地盘，无疑于寻求自杀。阎锡山手中还有强大的军队，放眼全国，还有那么多可利用、可结交的同盟军，未到穷途，何必走末路？他当然不会选择向蒋低头的出路。当时，徐永昌也认为这个仗打不得，私下里对人说：“不打仗，人们都来捧阎，他是爷爷；打起来了，一定都向他要东西，他又吝啬，哪能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不满足，就恨他，他就变成孙子了。”在阎召开的会上，徐永昌也把这意见委婉地讲了，阎锡山说：“说得也对。但蒋逼得咱们没办法呀。”徐于是说：“可以另想不打仗的办法。”阎锡山诡秘地笑了笑，说：“我倒有个不打仗的办法，就是我出洋。”徐忙说：“那不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阎锡山慢条斯理地说：“你们可先对付。实在没办法，你们就投降他吧。”徐闻言变色，忙表示：“你说打，咱就打吧，把我的话取消，取消。”可见，在阎的内心深处，对投降蒋介石是十分忌讳和仇恨的。他曾在蒋面前一再装出驯顺的样子，那都是另有所图。而事到如今，再善变的嘴脸也失去了哄骗的作用，再精明的算计也没有了回旋的余地，为了自己的存在，为了保住山西这块根据地，他只能咬紧牙关，再次联冯，走上反蒋之路。
经过反复盘算，阎锡山终于定下了主意，第一件事，就是厚起脸皮，亲往冯玉祥处负荆请罪。面对恼怒不已的冯玉祥，他做出后悔莫及的姿态，痛哭流涕地表示：“大哥来山西后，自己有二件对不起大哥的事。一是大哥通电反蒋，山西没有马上出兵，使大哥受了不少委屈；二是宋哲元出兵讨蒋，山西没有响应，使西北军兄弟受到损失。如今，小弟才真正明白，只有反蒋到底，才有一线生路。请大哥速回潼关，发动军队。这一次，小弟一定同生死，共患难。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岐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如果大哥仍不原谅，小弟只有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
冯玉祥看着他半真半假的表演，心里自是厌恶，他当面批评阎奉行的是“骑墙政策”，并提出忠告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返回来一想，无论如何，当前蒋才是西北军的头号敌手。要反蒋，还是得联阎。再者，阎反复无常的表演现在已经陷于绝地，再精明再狡猾，谅他这次也无法骑墙变脸，再也难以使出骗人的花招来。于是，冯也就假戏真做，大度地表示只要能齐心协力共同倒蒋，过去的事就不再提了。
为形势所迫，阎锡山终于走上坚决反蒋的道路。
阎锡山在1930年2月下了倒蒋的决心
阎锡山比其他军阀高明一筹。决定反蒋之后，他不仅大力进行军事上的筹划和准备，而且也十分重视在政治上取得资本和主动。军事上得到冯玉祥的支持并加紧与各派军阀勾结，政治上则设法联络在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物汪精卫。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几次分分合合，核心在于争权夺利。汪在国民党内资历很高，但他手中没有军队；蒋从办军校、建军队起家，手中有了别人指挥不动的枪杆子，为所欲为，独裁专横，不可一世；汪以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传人自居，不肯屈居附庸。早在1928年，以汪精卫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就已成立，改组派由此得名。而在国民党的“三大”上，改组派的主要人物，或被开除，或被警告，完全成为蒋介石的公开对立面。改组派以“反对恶化腐化势力，唤醒并组织社会上一切民主势力，实现国家外交、军事、财政、政治各方面的统一，打破割据局面”为政治口号，汪精卫也以“护党救国”的精神领袖的身份与蒋对抗。此时，汪精卫携同几个与他亲近的中央委员，正蛰居在广州、香港，待机而动。阎锡山想把党的旗帜也抓到自己手里，以扩大影响和号召力，就积极与汪精卫联络，共同反蒋。而以戴季陶为首，早在1925年就以反对联俄联共为口号的组成的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也不断策动反蒋，自然对阎锡山也吹捧有加。此时，国民党内的左、右两派就都聚集到了阎锡山周围。可谓实现了反蒋力量的大联合。为了搜罗和联络更多的反蒋力量，阎还委派原山西省党部委员李冠洋到北平组织所谓“新民读书会”，用以联络散在各地的受蒋排挤和有反蒋情绪的国民党党内同仁。
“新民读书会”在北平活动了三个多月，联络到三十多名反蒋同仁，其影响甚至远及日本。在日本的反蒋人物也远道回国，前来参加。经过“学习讨论”，在阎的指导和操纵下，读书会总结出两项结论：一是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只有大贫和小贫。肯定孙中山先生的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于中国革命；二是认为国民党的基础，是全体劳动人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推动历史前进上有同等的重要性，而没有差别，两者是相辅而行的。政治属于全民性的，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依据这个结论，国民党应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阎锡山对此大加赞赏，并以此为“理论”，倡议组织“劳动国民党”，为自己在政治上另立山头准备条件。
为给军事行动制造舆论，阎锡山发动了对蒋介石的政治攻势。先是针对蒋介石气势逼人的“武力统一”的方针，打出争取人心的“和平统一”的旗帜，说“戡乱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将制造动乱的帽子扣到蒋的头上，义正辞严地要求蒋“礼让为国”，迅速下野。蒋介石予以驳斥，宣称：“舍以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求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阎装腔作势，作出以天下为重，个人在所不计的姿态，提出要与蒋共同引退。组建元老院或枢密院，蒋、阎、冯和李宗仁一起进入，脱离军队，以此促进天下团结。蒋介石不以为然，态度强硬地表示“下野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武装，阻止本党革命”，只要作乱者存在，就必须以武力戡乱。3月18日，阎又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四十多人签名，发表通电，要求由全体党员投票决定党统问题。这时候，与汪精卫的联络也已见效，汪便在香港致电表态，赞同阎锡山关于“解决党务纠纷，须用武力制裁”的主张，声称应对蒋介石进行武力制裁。 在进行舆论动员期间，倒蒋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步伐也日益加紧。参与反蒋的各派势力，从实力来说，桂系刚被重创，正处于衰落的困境中；冯系虽然兵力雄厚，但经历过几次挫折，也已元气大伤，而且西北贫穷，经费给养和装备都很困难；其余杂牌军，充其量不过是摇旗呐喊的随从罢了。只有占据晋、绥、冀、察和平、津等广大地盘，拥有20多万军队的阎锡山可以充当主角。阎锡山也就当仁不让，大模大样地以霸主自居。3月初，他主持召开倒蒋会议，决定由冯玉祥回陕西指挥西北军作战，并慷慨大方地承诺西北军的经费给养由山西提供，当下赠予冯现款50万元，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显示了“龙头老大”的气势和风度。冯玉祥将妻女留在太原，迅速回到潼关。到潼关后，针对部分高级将领对联阎存有疑虑，对反复无常的阎锡山不表信任的状况，坦率地说：“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到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他还耐心劝说部下：“从大处着眼，决不能因阎锡山踩了我一脚，我就踢他一腿。”并表示自己的决心：“胜则到南京组织政府，败则同归于尽。”冯玉祥对此次倒蒋，决心很大，也甚为乐观。他认为，军事上有二、三、四集团军的联合，政治上有汪精卫的合作，张学良也多次表示友好，足见是“得道多助”。实力最强而又狡诈善变的阎锡山也没有了退路，此次倒蒋胜利在望。因此，当他接到南京以吴稚晖名义发来的电报，劝告他“摒弃干戈，致力于建设”时，亲拟一封复电予以驳斥。电文云：“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疾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
胸怀国民利益，自以为在为民讨贼的冯玉祥，其实还是难以摸透阎锡山的玄机。阎锡山始终是在谋求“左右逢源”的小九九里转圈子。这体现了他爱用小聪明的谨慎多谋，同时也常常使他失去机遇和信用。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他派出代表到沈阳面见张学良，进行游说。先前，阎锡山曾与张学良商定联合讨蒋，并将拟好的通电发给张学良。电报刚发，赵戴文受蒋介石的命令，从南京回太原做说客。赵戴文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说，我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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