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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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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编遣,涉及到各地方势力的生存,矛盾尖锐,冲突激烈自是必然。蒋介石为避免各家都把矛头对准自己,采取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挑拨离间,“以派制派”的策略。他先是让冯玉祥提出一个方案,冯的方案使一、二集团军明显比三、四集团军占上风,提出后立即遭到激烈反对。蒋又派何应钦拉拢阎锡山,授意由阎出面提出“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另加一个中央区”的方案。阎锡山的这个方案,既照顾了蒋介石的“中央”的利益,又使四个集团军形式上比较平衡,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之后,多数人倾向于阎锡山的方案。开会期间,蒋介石多次请阎锡山吃饭,而且常常是俩人密谈,话语间透露出对冯玉祥的不满来,善观风头的阎锡山自然心知肚明。他对蒋介石毕恭毕敬,表现得异常恭顺和小心。
会议决定成立全国编遣委员会,并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这样一来,各地方实力派军权丧失,完全成为一个空架子。于是,各派首领如梦初醒,哪还有心思争吵下去,转而相互勾结起来,共同抵制编遣会议。见各地方实力派团结一致,蒋介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暂不编遣,恼悻悻地宣布休会。
编遣会议激化了各派势力与蒋的“中央”势力的矛盾,成为引起新的一场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同时,也使蒋介石看清了软的一手不能解决问题,下决心武力统一。由于在编遣会上,李宗仁反对最为激烈,言辞尖锐,直指蒋介石,蒋便首先将矛头指向相对弱势且内部不团结、不统一的桂系,以桂系随意免去湖南省主席之职为借口,集中兵力,进行讨伐。
1929年2月,蒋桂战争首先爆发。
桂系在发动反蒋前夕,曾分别派出代表到山西和河南,约阎、冯共同起事。冯玉祥对蒋介石早有一肚子不满,爽快答应一定出兵。阎锡山则采用老办法,哼哈应付,准备见机行事。战事一起,阎锡山盘算桂系胜利无望,便立即通电表示拥蒋。冯玉祥见状,也只得按兵不动。桂系孤军迎战,内部倒戈事件频发,外部又没有呼应配合,在蒋系的强大攻势面前迅速崩溃,到6月,几乎就全军覆没,李宗仁等首领人物都逃亡在外,蒋桂战争以桂系彻底失败告终。
对桂系战争的胜利,大大坚定了蒋介石采取强力消灭异己,解决地方实力派的信心,把下一个打击目标对准了冯玉祥。蒋介石先是散布冯勾结苏俄的许多谣言,于1929年5月7日,发出讨冯总动员令,声称“欲消弥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并用重金收买了冯的两位心腹大将。5月22、23日,韩复榘和石友三先后迅速通电脱离冯玉祥,拥戴蒋介石。战事未开而后院起火,冯玉祥受到沉重打击,一时无法举措。阎锡山从太原给冯玉祥发了封电报,劝冯出洋避避风头,同时表示自己愿意陪同出国。冯玉祥接到这个电报,见阎锡山在此困难关头肯于拉一把,因而对阎锡山颇为感激,随即于5月27日发表下野通电。他声称放弃军权,愿意出国考察,使蒋介石失去了对西北军使用武力的借口。
冯玉祥曾经与阎锡山联络过,请他起兵共同倒蒋。阎也十分清楚地看出,随着权势的增长,蒋介石决不会容忍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倒蒋同样是他的希望。但阎比其他人更有城府的地方,就在于他不轻易言战,不仓皇表态,而且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也更善于韬光养晦。从南京参加编遣会回到山西后,他立即将第三集团军司令部的牌子更换成“第三集团军结束办事处”,自己离开军队,回到五台河边村“闲居”。以这样的行动,向蒋介石表示:我阎锡山拥护中央,听候编遣,没有二心。以此换取蒋的好感,避免成为攻击目标。他一面应付编遣,一面与其他地方势力联络周旋,更重要的,他利用这个宝贵的时机,再次大力进行扩军。将晋绥军的步兵由原来的8个军扩充到10个,另外编成4个保安纵队,骑兵和炮兵也大大加强,使兵力增加到了20万人。
阎锡山在大力扩军,不断增强自己实力的同时,也不断地分析着形势,寻找自己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明白,面对蒋介石对冯玉祥步步紧逼的算计,如果一直沉默着“中立”下去,冯玉祥被灭,自己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蒋介石可轻易解决的下一个目标。支持冯玉祥出国,是一注不露声色的巧妙筹码。在冯玉祥那里,会感到是与他站在一起,是对他的支持;在蒋介石那里,会感受到是冯、阎二人联手作乱;在阎自己这里,则是可以见机行事,左右逢源,进退有利的把戏:如果蒋介石还继续压他,他就真的联合冯玉祥反抗,如果蒋介石改变对他的态度,他就把冯玉祥作为礼物献出去。挟冯自重,身价自是大增。而为了击败冯玉祥,蒋介石一面竭力收买冯玉祥的部将,一面离间阎冯的关系。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委任其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迫使冯玉祥出洋。阎锡山抓住这个时机,开始玩弄抬高身价的把戏。冯玉祥下野的通电发布后,阎锡山就公开表示:如果冯玉祥离国出洋,自己将与冯结伴而行。在给冯玉祥的电报中说:“我们将携手共同周游世界。”并邀请冯玉祥到山西面谈。冯玉祥于1929年6月21日,携妻女到了山西。阎锡山热情接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特地安排住在太原附近的名胜晋祠。除了派出专人陪同冯大帅游览散心之外,自己也隔三差五便亲自探望,送上一份份厚礼。同时还煞有介事地派人赴天津预定船票,认真准备出国的服装用具,并且给中央发电,要求撤销有关革除冯玉祥职务、开除党籍、下令查办的处分,表现出与冯同心不二的坚定姿态。这副慷慨激昂,患难与共的架势,使冯玉祥十分感动。
阎的这场表演,让蒋介石十分着急。他当然不能允许这两股势力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因此,亲自赶到北平,派孔祥熙等人执亲笔信请阎赴北平商谈处理西北善后事宜。还由中央常委和五院长分别致函,劝阎锡山不要出洋。为此,6月28日的《国民日报》还专门发了社论,称西北大事待阎商办,阎应以党国为重,不宜外出云云。阎锡山是否能否出洋,一时居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阎锡山看到自己的身价高涨,就将冯玉祥当作有效筹码,拉下脸来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况且,北平是在晋绥军的控制之下,料定蒋无法对自己用强。因此,商谈中他态度强硬,一再表示必须和冯玉祥同时出洋。在看到蒋介石没有让步的迹象时,又借口有病,住进了德国医院,不再露面。蒋介石只好忍让,亲自带礼物去医院看望,并且甩出一个大的诱饵:如能扣留冯玉祥,不让他离开山西,那么,冯原来所据的地盘,可归阎接管。并委任阎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阎锡山以要挟达到了扩大地盘、扩大权力的目的,觉得这一次交易还是合算的,就很快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自己不再坚持出洋,并允诺不让冯玉祥离开山西。
阎锡山到北京与蒋介石见面,在秘密交易中获利丰厚,心里自是得意。但在公开场合还是努力掩饰,仍表现出一副要与冯共沉浮的态度。他再次通电南京政府,声称自己坚决出洋,此举是“务回征车,共济艰难”,并表示说:“冯总司令昨已来晋,锡山若不同行,在冯总司令纵能谅解,不以卖友自利见责,其部属众多,又分在远道,岂能求其共谅?”重情义,重然诺的恳切之状,足以让人感动。原来,这却是与蒋介石商量好了的一番表演,目的是在继续麻痹冯玉祥。蒋与之配合,又派人苦劝一番。于是,阎锡山就突然得病住进医院,闭门谢客。为了造成实出无奈的影响,还给驻南京的各军代表发了一封电报,装模作样地表示:“牺牲前约,自古所难。然使有裨于国家,无背于信义,山非拘泥,亦不必争此小节。特以军民危难之秋,维系之道,端在信约。一有歧异则动摇随之,此际虽欲力践前言,亦不可得。”冠冕堂皇地表白这一通之后,阎锡山就退掉了已购好的往日本的船票,不谈出洋了,也不再与冯玉祥见面。
冯玉祥已经被迁往五台建安村,住所与周围隔绝,阎派了一名师长带着卫队名为保护,实为监视。蒋、阎在北平会晤的消息传来,他既吃惊又气愤。想不到让自己如此感动的盟兄弟,竟然是个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家伙。冯提出要与阎见面,阎总是托词不见。冯被戏弄多次,忍无可忍,有一次就开着汽车冲出建安村,声言要去太原。卫队师长极力阻拦,跪在汽车前,求冯一定不要出村,否则他会被军法从事。冯大怒不予理会,汽车仍然开出村去了。卫队师长急忙用电话通知沿途驻军,在通往太原的公路上,挖了一条大沟。冯的汽车无法通过,不得已只好返回。冯玉祥被阎锡山如此对待,异常伤心和恼怒,计划化装跑回西北军所在的陕西潼关。但从五台到潼关,有千里之遥,他的出格的高大魁梧的身材,无法改装隐蔽。难以行动,只好作罢。渐渐冷静下来之后,冯玉祥自然不甘于被如此捉弄,就设法采取行动,向阎的背后插一把刀,让阎也尝尝被夹攻的滋味。三方鼎立,能用的办法,无非是拉拢其中一方,孤立另一方。冯于是授意留在陕西主持西北军的部下宋哲元,设法直接与南京方面联系。按照冯玉祥的指示,宋哲元就行动起来,派人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归附之意。蒋介石自然欢迎,立即派人到西安慰问,并将因受冯玉祥影响而被免职的西北军将领召回重用,以示笼络。鹿钟麟到南京当了军政部长,西北军也得到了蒋介石发给的给养。 这个变化,使沉浸于得意中的阎锡山有点始料不及。他在冯玉祥身上下那么大的功夫,目的就是为了要挟蒋介石,抬高自己的身价。现在,西北军如果倒向蒋的一边,那两家又会结成联盟,反过来对付自己。孤立的山西,受到蒋、冯的联合进攻,势必会遭灭顶之灾。这样的情况下,软禁冯玉祥还有什么用处?
这时,蒋介石又在南京主持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阎锡山派出代表参加。会上,蒋介石的口气比第一次编遣会时大有不同。有了打败桂系和冯系的本钱,蒋的“中央”比以前威风多了。会上,他严厉地宣称,谁不裁兵,谁就是新军阀,就是反革命,就是历史罪人,就一定要被歼灭。矛头已经隐隐指向阎锡山,而且那口气丝毫没有商量讨论的余地。阎锡山接到报告,内心惊慌起来,经过苦心盘算,还想投石问路,试探一下蒋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态度。于是,他向蒋提出辞去山西省主席一职。如果蒋对自己旧情未断,网开一面,一定会予以挽留,那时再设法继续周旋。岂料想,蒋迅速批准了他的辞呈,并任命商震为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头上挨了这沉重的一棒,明白自己在蒋的心目中,价码已经大跌,被攻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大难在前,身后无路,只能厚着脸皮,再去拉拢冯玉祥了。
这年中秋节晚上,阎锡山利用节日拜访的机会,带着大批礼品看望已经遭他冷落多时的冯玉祥。冯玉祥接到通报,冷笑几声,并不去起身迎接。阎锡山见到冯玉祥,立即脸上堆笑,口口声声称呼“大哥”,表白“小弟向大哥请罪来了!”若有其事地诉说,他之所以冷落大哥,实在也是迫不得已。不用这种办法迷惑南京,自己的日子真是不好过。想不到这样一来,让大哥生了怀疑,在外人眼里他也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说到为难伤心之处,阎锡山声泪俱下。末了坚决地表示:只要大哥肯原谅,愿追随大哥反蒋到底,决无二心!冯玉祥见达到了拆散蒋、阎联合的目的,也就顺水推舟,表示不计前嫌,从此合力反蒋吧。俩人在凉亭就坐,边饮酒赏月,边进行谋划,商定:冯仍留在山西,遥控西北军先发动反蒋战争,阎起而响应。
冯玉祥以为经历了这次教训,阎锡山再耍滑头无疑于自打嘴巴,于是就迅速作好了部署。中秋节后不几天,10月10日,西北军宋哲元等二十多名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并且列举蒋介石的罪状,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为国杀贼,万死不恤。西北军兵分三路,向驻在河南的蒋军发动大规模攻势。蒋介石也不示弱,亲任总指挥,部署精兵全力讨伐。双方激战一个多月,互有进退,一时未能分出胜负。
关键时刻,阎锡山不仅自食其言,不出一兵一卒,当起了旁观者;而且还利用蒋介石受到压力的时机,与蒋暗中往来,继续抬高自己身价,接受蒋的笼络。蒋介石对阎举荐到南京政府去的人员,均给予重要职位,将原内政部长赵戴文提升为监察院长,后来又给了阎锡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阎锡山权衡之下,感到还是倒向蒋介石的“中央”更有利可图,于是将在冯玉祥面前慷慨激昂的表演又抛到脑后,急匆匆宣誓就任南京政府任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高兴地登上一人之下的第二把交椅,并于11月上旬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表示山西完全拥护中央。信誓旦旦的同盟军一下子变成了讨伐军,这无疑于在西北军面前和背后各插下一把刀。西北军孤立无援,军心不稳,难以抵御蒋军的攻势,只得于11月22日回撤到陕西,这场历时四十余天的反蒋战争以失败告终。
与西北军反蒋几乎同时,1929年10月,北伐战争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因属于所谓“杂牌军”长期受蒋介石的排斥和算计,决意反蒋。特别是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为了利用唐生智,曾许诺驱走桂系后将湖南归其管辖。但战争结束后,却自食其言,再也不提。唐生智此时与刚回国的汪精卫联合,接受了改组派总部委任的“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头衔,发动了反蒋战争。起事之前,也与阎锡山达成了反蒋协议:由山西提供大洋50万元作为唐的军费;反蒋通电由阎锡山方面拟定,由唐生智在郑州发出通电,山西立即响应;反蒋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唐生智任副总司令。12月初,唐生智便联络杂牌军将领七十余人,在郑州发表讨蒋通电,宣布自己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将阎锡山任为副总司令。在蒋、冯对峙的紧张局势尚未完全消失的情况下,蒋军内部又冒出了发难的势力,一时间造成蒋系内部的很大混乱。当时,各方普遍的看法是,蒋介石面对冯玉祥挥舞的大刀,背后又伸出了唐生智一刀,如果再加上阎锡山从旁边砍来的一刀,他再大的能耐也难以应对,当下就会陷入孤立,恐怕只有宣布下野一条路可走。如果真要打倒蒋介石,此时应当说是最好的机遇。
然而,阎锡山支持唐生智,本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步。占据华北之后,力量日益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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