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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看世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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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面上的人有优越感,刁蛮、任性,学校管理也有漏洞,那时没有保安,门卫是位退了休的老教师,待人诚恳,脾性谦和,是个老好人,但对地痞流氓,如秀才遇见兵,无可奈何,街痞随便出入校园比在自己家里还便当。学生为了免遭骚扰、欺压、勒索,往往拉帮结派,寻找靠山,这就更助长了一些街痞无赖的嚣张气焰。

有这样的大环境,校园内的小环境也如出一辙。高年级欺负低年级,离家近的欺压离家远的,宛如旧时的上海滩,形成种种帮派势力,打架斗殴严重。记得有一次,两位高年级同学李某与赵某,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展开决战,在校园内大打出手,老师们管不了,躲得远远的,却引得不少学生围观瞧热闹。

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败,战至半酣,赵某随手操起半截砖头砸向李某,说时迟,那时快,李某闪身躲过,砖头砸在教室门上,反弹过来,落到一位围观同学的头上,该同学手捂伤口,顿时血流如注。赵某稍一愣神,李某抓住战机,一个健步冲上,按住赵某后背,使出浑身力气,猛击一拳,赵某当场吐血。李某一拳定乾坤,从此确立了“龙头老大”的地位,前呼后拥,好不气派。

引镇街道分东、西、南三个堡子和北街,共四个行政村,开放搞活之初,禁锢已久的乡民如初出牢笼之鸟,有事无事总爱在集上闲逛瞎转悠,集市贸易活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引镇街道在东部塬区率先富了起来,村民们手里有了便当钱,便大兴土木,而引镇中学的学生,为了在校外寻找靠山,自然而然地成为免费的小工。

校风的根本好转缘于一次偶然的机缘。

两位同学课间嬉戏,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你来我往,互不吃亏,不久恼了,一位同学出手偏重,打在对方的小腹上。挨打者顿时手抱腹部,萎缩于地,虚汗不止。旁观者急送镇卫生院,结果内脏出血,不治而亡。公捕公判大会就在学校的大操场举行,尽管打人者属于过失伤人,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伤人者难逃法律的制裁,师生们则从中汲取了血的教训。

恢复高考制度之初,农村中学外语教师短缺,开设英语课程较晚。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老师拼命赶进度,同学们如听天书,有的同学跟不上,干脆自动放弃了,杨余利便是其中之一。

杨余利的父亲是个小木匠,有手艺,家境好。杨余利上学时,手表、自行车一应俱全,家庭条件优越,把读书升学当作谝闲传,据说家里还给他订了媳妇。语文老师常常教诲我们,长大以后要当什么什么“家”,不要做什么什么“匠”,我们便看他,扮鬼脸,吹口哨,他便脸红,大家哈哈大笑。我买了一部小收音机,收听英语讲座,他老跟我争抢,偏要听秦腔、流行歌曲。他学了三年英语,识不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单词仅会写一个“English ”,还读成“外国里氏”。

进入高三,学校分文理科,我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文科。老师、同学们纷纷质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何必报考文科。”

在人们的意识里,只有头脑不够用,数理化学不懂才会选择文科。他们哪里知道,我自幼饱览群书,博闻强识,倘不学文,这些资源岂不白白浪费!

现在看来,当初选择学文,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败笔,除外语类之外,文科多属软科学,与政治结合太过密切,倘若头脑不灵活,不会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又无叔伯阿姨提携,绝无前途可言。如果学理工科,以我的成绩和天赋,必考清华,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毕业后即使时运不济,分配到柴油机配件厂,也会如咸阳街头擦皮鞋的工程师所说的那样,用所学知识改进、改造柴油配件设备,或许能使工厂起死回生,为地方经济做点贡献,断无学非所用、沦落街头杀猪卖肉为生的道理。

抛开这一切不说,单从应试的角度讲,理科成绩优秀的学生弃理从文未必就吃亏,因为语文、数学、外语是文、理科都必须考的科目,而铁了心学文的学生往往数学成绩不好,这恰是我等的优势。

选择了文科之后,我重点突破英语、历史、地理。因为对我而言,语文、数学即使不复习,单凭以往的基础,考试时也不至于拖了后腿。至于政治,与时事结合太紧,死记硬背的玩意儿,临阵磨枪,不亮也光,背得早了,到时候反倒又忘了,或者又过时了,跟不紧形势,白忙活一场。

如此调整了思路,上课便不再用心。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讲得神采飞扬,唾沫星子乱溅,我却在座位上心猿意马,昏昏沉沉,打起了瞌睡,被老师发觉,罚站到后排。我不服气,赌气似的取出一本英语书,叽里咕噜读了起来,又被老师请到了教室外面。我故意作弄老师,未加理会,扭头就走。老师恼羞成怒,捡起一块砖头,在后面追赶。我年轻力壮,身手敏捷,老师硬胳膊硬腿,哪里追得上?在学校兜了几个大圈子,老师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我自逍遥法外,嬉皮笑脸,气得老师破口大骂:“日后你要是能考上大学,把驴骑到俺家门前,撅俺的先人!”

后来我考上北大,得饶人处且饶人,并未睚眦必报,如老师所说,骑上驴堵住门去骂他的先人。老师也似乎很健忘,将那件事忘却了,始终没能想起班里曾经有过我这么一位调皮捣蛋、经常旷课的学生。

1984年高中毕业,我以全校第一、遥遥领先其他同学的成绩超过了大专录取分数线,但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分数相对较低。我权衡再三,认为自己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个别老师、同学的怂恿下,最终自动放弃上西安师专的机会,选择了复读。

分田到户后,粮食日见宽裕,再也不必为吃饭发熬煎了。这时父亲也开始做一点“投机倒把”的买卖,农闲时分,买来牛、马、驴、骡等牲畜,精心喂养一段时间,上膘后,农忙时节再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

猪是不屑再喂了,没有利润,还劳累人,但有时却贩。1980年前后,关中地区猪价大跌,猪仔三元一只,少人问津。价值规律之下,河南猪贩子蜂拥而至,专门收购老母猪,据说老母猪皮粗肉厚,骨头硬,寿命长,可以几天不吃不喝,长途贩运死不了。父亲曾与河南省漯河市的一位小学教师搭帮,专做老母猪生意。每次小学教师前来,与我住同一间屋子,他鼾声雷动,脚气熏天,但我们一家还得委曲求全,奉财神似的尊为上宾,好酒好菜好茶饭地悉心招待。

那时,祖母还健在,整日拖着一双小脚,忙前忙后,照顾一大家子的饮食起居。

奶奶是1986年春天,即我上大学的第二年过世的。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没有吃过一天闲饭,总是屋里屋外,扑前奔后,忙里忙外的。听父亲讲,爷爷年轻时是个江湖派,狐朋狗友结交了一大帮,挥金如土,嗜赌成性,三天、五天见不了踪影,常把奶奶一个人撇在家里,奶奶孤独,学会了吸旱烟。后来,爷爷把祖上积攒的基业如一个鸡毛毽子,放到脚尖,“嘣噔”一声踢踏得一干二净。“树倒猢狲散”,没钱了,酒肉朋友也不勾引了,爷爷金盆洗手,奶奶也染上了烟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亏得爷爷赌运不佳,否则“社教”时我家不是地主便是富农,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爷爷失却江山有功,五十多岁就抱病在床,做起了老人,而奶奶却因咳得厉害,扔掉了旱烟袋。1985年底,我放寒假回家,奶奶已卧病在床,几天水米未进了。看过赤脚医生,没穿鞋的大夫说没什么大病,偶感风寒而已,吃他几服中西医结合的药就会好的。但我知道,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风烛残年,如不停运转的机器,零部件已经磨损得不成了样子,说是没病,其实已浑身是病。

想到奶奶辛劳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如今病成了木乃伊的模样,将不久于人世,我心头一酸,不停地抹眼泪。奶奶却宽慰:“俺娃甭难受,你上了大学,我走就放心了。到了阴曹地府,我会跟你爷、你妈说你出息了,叫他们也放心。”

我号啕大哭,亲戚邻里都跟着流泪,大团圆的日子顷刻变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哭罢,我自己下厨,给奶奶炖好鸡蛋羹,喂奶奶慢慢地喝下。以后几天,我哪儿也不去,整日守在奶奶的炕前,精心侍奉,希望在奶奶弥留之际,跟奶奶多呆一会儿,尽点孝心。奶奶心中高兴,竟能挣扎着吃点东西,一天一天也好了起来。

过完小年,到了返校的日子,奶奶奇迹般能下炕走动了,说她命长,死不了,还等着抱重孙子呢!

我便放心地返回了学校,没想到,这一走,与奶奶竟成永诀。听父亲后来讲,我刚走,奶奶又睡倒了,再也没能爬起来。回光返照时,叮嘱父亲,千万不要给我发电报,娃学本事重要,耽误了学业,她死不瞑目。

父亲终于没有把奶奶的死讯告诉我,还让二弟给我写信报平安呢!可怜的奶奶,临死都未能见她最疼爱的大孙子最后一面,而我,作为长孙,许多年来,也因未能送亲爱的奶奶最后一程而懊悔不已。

1981年秋,关中地区遭遇了百年一遇的连阴雨。这雨淅淅沥沥,没完没了,一下就是五十多天。好久见不着阳光,到处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仿佛连人都快下霉了。

老屋历经了六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已经破败不堪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在每一次小修之后,父亲总会重复同样的话:“无论怎样,天晴后,都应该好好修缮一下了!”

但阴雨过后,我们依旧住在风雨飘摇的老屋,父亲也不再提及当初重复过多次的话。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经过几十个春秋的风吹日晒,柱子、檩、椽都已腐朽,简单的修缮已经不可能,必须推倒重盖,我们的钱不够。

到了六十年一个花甲子的1984年,古谚云:“不兴甲兵闹灾荒”,家家户户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老屋却再也支撑不住,倒塌了,一家人寄住在生产队废弃的饲养室里。

尽管有甲子年不宜立木的讲究,但事已至此,也顾不了许多,一家人总不能住在瞭天地里。

帮我家盖房子的是我的当民叔。

当民叔是地主的后代,父亲的朋友,和我家隔路相望。阶级斗争年代,批斗会上总有他双手背后,“老实交代”的身影。他年轻时因为成分大,讨不下老婆,与邻村一位富农子弟换亲。后来他妹妹长大心高,看不上富农的傻儿子,撕毁婚约,当民叔的老婆为了弟弟,也狠下心肠,撂下儿子与他离了婚。但当民叔一表人才,人有本事,他“唉”的一声,一气之下,从大山里领回一个漂亮娘儿们,让村子里的光棍汉们羡慕不已。

多年之后,本村青年东峰因人实诚订不下媳妇,其父备好礼品,找到当民叔山里的婆姨:“他婶子,你看着给咱东峰在你们山里头也拾掇一个媳妇,行不?”

“现在俺山里头条件好了,拾掇不下了!”当时给东峰他大来了个嘴啃地,成为村民的笑柄。

要知道关中方言里,“拾掇”是个很刺耳的词汇,含有“凑合”、“收拾破烂”的意思。

当民叔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常年浪荡在外,为了谋生,学了一身瓦工的好手艺。改革开放后,他率先拉起了私人建筑队,很快成为村里的首富。父亲常与他开玩笑:“你是不是又想当地主了,小心斗争你!”

当民叔起先由于土地多而成为地主,贫下中农们纷纷与他划清了界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后来却因为钱多而成为共产党员,当上村长,乡亲们又纷纷与他拉关系,套近乎。短短几十年,从小少爷到狗崽子,从地富反坏右被批判的对象到大老板再到村干部,最后冤死,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命运之神数次捉弄于他,世态之炎凉也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钱是人的胆,权是人的识。当民叔发家致富以后,社会交往宽广了许多。一个偶然的机会,其弟弟结识了省民政厅某领导的儿子,有了这层关系,当民叔又依仗村长的权力,廉价租赁了村子里几百亩坡地,创建了“凤栖山骨灰墓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墓园刚刚建好,产生经济效益,正日进斗金的时候,却拱手让与他人,自己患上了淋巴肿瘤,在省城某三级甲等医院甩出了十多万元之后,撒手人寰了,真正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经济时代,金钱比人情贵重。当民叔既然患了不治之症,现代医学回天乏力,人们挣钱不易,如果再破费去巴结一个死人已失去了功利价值,带不来任何实际利益。所以在他病危的三十多天里,据说除了至亲至爱之人,没有人去医院探望过他。我与父亲看他时,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说话已经非常艰难,人生很快就要画上句号,回想起如梦的一生,不禁泪流满面。我们父子触景生情,心里也挺难受。

粮食宽裕了,可农活也多了。在农村,每到秋夏两忙,中小学都要放忙假,一般为两个星期左右。师生们大都来源于乡村,家中都有几亩责任田,学生暂且不说,民办、“一头沉”老师多,他们可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小学生年幼,干不了重体力活,夏忙拾麦穗,秋收掰玉米棒子,晾晒粮食,翻红薯,颗粒归仓,都是力所能及的活路。况且古诗都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倘若暴殄天物,对不起辛勤劳作的父母,更对不起赐予五谷杂粮的上苍,说不定哪天老天震怒,降下罪责,来个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岂不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责任制后,我长成了小伙子,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1985年“三夏”大忙,我面临高考,而八亩小麦却同时成熟,“鲤鱼跳龙门”与“虎口夺食”狭路相逢。夏天的天气如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一阵大风袭来,雷声阵阵,顷刻之间大雨倾盆,到手的粮食就要泡汤了。

学校也有升学压力,给其他年级放了忙假,留下初、高中毕业班照常上课,但我不得已,还是请了假。一天,我天不亮起来,拿着镰刀,上了坡地,头顶烈日,忍着酷暑,水米未进,一口气干了七个小时。渴了,舔舔嘴唇,饿了,坚持坚持,待将六分小麦全部割完,自己却因高温作业,劳累过度而中暑,晕倒在田间地头。

学校对复读生的环境是宽松的,放任自流的,你爱学不学,反正又不花老师的钱,考不上,明年继续复读,学校照收银子不误,还多了一条创收渠道,何乐而不为?

引镇中学后面有座塘库,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的产物,责任制后,多年不用,早已干涸。这里,冬日背风向阳,空气新鲜又安静,铺些柴草,坐着,躺着看书,累了,睡一觉,醒来再看;春夏秋季,塘库旁的田间小道,绿树成阴,凉风阵阵,鸟语花香,正是读书学习的好去处。不经意间,我发现了这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告诉了另一位孙姓同学,于是,我们俩成双结伴,带上干粮,一大早便来到此处,天黑方回,难怪语文老师教了我们一年课,竟不记得曾经有过我这么个调皮捣蛋的学生。

在这里,我们不受老师授课的限制,自由安排,针对各自的薄弱环节,突出重点,各个击破,学习上突飞猛进。后来,我考取北大中文系,孙姓同学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父母争了气,为学校争了光,引镇中学也算放了两颗大大的卫星。

学校有个习惯,明天考试或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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