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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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老母猪哼哼着卧下，使劲，再去叫老师，老师已顾不得许多，衣衫不整地急急跑来，母猪已顺利产下两个。于是老师指挥我们将手指伸进猪崽嘴里，把黏膜掏出，再用干净的抹布将身上拭净，然后放到母猪肚下喂奶……一个时辰之后，已有十七个猪崽落地。母猪歇息片刻，又开始使劲，不一会儿便下来一堆黑糊糊黏稠稠的东西，恶心而吓人。我们没见过，很怕，不敢用手去动。老师便解释：“那是泌包，也叫胎盘，不会咬人的！”

我们仍战战兢兢，缩手缩脚，老师不耐烦了，亲自动手，把剪刀放在炉火上烤了烤，剪断了泌包。不一会，大家没在意，老母猪竟将泌包给偷吃了。

老师“唉唉”了几声，虽未言语，但从其表情上明显看出，老师不高兴。后来才知道，胎盘可以入药，治疗不孕不育症，是大补品，老师可能想要，我们一时不慎却喂了老母猪。

猪崽“一”字儿排开，挤在母猪怀里吃奶。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个猪崽嗷嗷直叫，却怎么也找不着奶头。原来，母猪只有十六个奶头，而一窝却下了十七个猪崽。

接完生，老师安排我们给猪煮食，用的是老师灶房的锅灶，熬小米粥。因小米产量低，伤工费时，现在的关中农村已经很少种了，人也很难喝到。

我们用心淘过米，倒进锅里，先用大火，待锅烧开，再改用文火慢慢地炖，不一会，便香气扑鼻。我们肚子“咕咕”直叫，终于禁不住诱惑，也顾不了许多，趁老师不在，借用老师们的碗筷，一人舀了一大碗，稀溜溜地喝下，那滋味，胜过世间任何美味佳肴。

“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大队为支持学校开门办学，专门给学校开辟了几亩试验田，用于培育小麦良种。第一年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每位老师均分得百余斤小麦。后来收成每况愈下，最后居然长成了“苍蝇头”。学校终于失去了耐心，干脆不种了，局内损失局外补，就发动学生拾麦穗，每个学生夏忙之后必须交纳10斤小麦。这个办法好，不用操心费神，且收入稳定，老师们尝到了甜头，遂形成惯例，延续至今。

回头来想，当年学校引进优良品种，为确保优势，秘而不宣，与左邻右舍之劣等品种混种，互授花粉，逐渐失去了优势，可惜当初无人想通其中的道理。推而广之，生物之习性、规律亦适合其他领域，包括科技。

我虽对“学农”无太大的兴趣，却喜欢果树嫁接。

将软枣核埋在院落里，待长成拇指粗的小树时，立春前后，将它齐腰锯断，正中开杈，采两枝柿树的枝条，分插其中，以麻绑紧，再用泥巴厚厚地密封，浇上水，变戏法似的，不久便有嫩嫩的绿芽冒出。还有一法，名字不雅，叫“热粘皮”，选择软枣树将出树芽的地方，刻个小块儿，再于柿子树上取下同样一块树皮，快快地贴于软枣树上，用牛皮纸包严，出芽的地方留个小孔，然后用麻扎紧，泥巴薄薄地糊上，便等出芽了。嫁接得多了，渐渐地摸索出了规律：凡成熟期相若的果树，都可以互相嫁接，如苹果与梨、杏儿与李子，动物也一样，凡孕育期相同的动物，都可以杂交，如马与驴、家猪与野猪等等，由此看来，博士猪倌陈声贵搞的那一套，也算不得什么新鲜玩意儿。

现在，在我的农村老家，院中有五棵柿树，碗口般粗了，果实很繁密，都是我儿时的杰作。

极“左”路线时期，时兴的提法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副业是不许搞的，但搞草编——掐草帽辫儿却是例外。把掐好的草帽辫儿交到大队合作社，根据粗细、手工质量的不同，每辫儿可卖一毛六到两毛五，用以称盐打醋。

每到麦子上场，家家户户都准备好剪刀、小铡刀等工具。碾场时家家出动壮劳力，将麦个子抢来，麦穗儿齐刷刷地剪掉，再把第一节秸秆铡下，便是掐帽辫儿的原材料——麦秆儿了。麦秆儿愈细愈好，我们第二生产队土地贫瘠，庄稼不好，麦秆长得很细，却是掐帽辫儿的上好材料。

储备够一年的麦秆儿，学校就该放暑假了，也到了农闲季节。晚上，凉风习习，婆娘、女子、大男人，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趁着月色，或唠家常，或讲古今，或哼酸曲，或吼秦腔，嘴不停，手亦不停。不知不觉，夜深了，一把帽辫儿也就掐成了。

那时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附近哪个村庄放映电影了。赶场子似的，挎着帽辫儿，十里八村赶着去看。尽管开始总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新闻简报”：毛主席会见柬埔寨贵宾，周总理接见西哈努克亲王等等，然后是一些老掉牙的黑白战斗片，但对于文化生活干枯的农村人来说，百看不厌，好在能够眼看电影，手掐帽辫儿，两不耽误。

我二姑有个堂侄，叫常恩娃，烟酒不沾，克勤克俭，勤快得出了名，人称“假婆娘”。他擅长掐帽辫儿，既快又好。兴修农田水利时住在我家，白天上水库挣工分，拿补贴，晚上掐帽辫儿搞副业，每天一辫，从未间断。三五年下来，竟用卖帽辫的钱娶回了一房媳妇，假婆娘引来了真婆娘，一时传为佳话。

在“人定胜天”的思想指导下，1974年公社革委会决定在我们高寨村修建蓄水库。为了加强领导，公社设水利建设总指挥部，生产队则设一正两副三名生产队长，队长管全盘，两个副队长分抓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库，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

既然是场群众运动，学校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设一名专职副校长，带领各班劳动委员，专门负责义务劳动。为了加快工期，全民动手，全体动员，男女老幼，全力以赴，肩扛背驮。考虑到小学生年幼，不堪连续的重体力劳动，学校把高低年级岔开，分成两拨，一、三、五；二、四、六，轮流上水库，礼拜天全体休息。

水库一修就是五年，那时我们思想觉悟高，革命干劲大，班级之间，学校之间展开劳动竞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轻伤不下火线”。几年下来，在稚嫩的双手上都留下了厚厚的老茧，老师说，这是贫下中农的本色，我们引以为荣。电影《决裂》中不是凭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就能上大学吗？！

水库终于修成了。放水那天，我们编排了文艺节目，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人们望着奔涌的水流注入水库，以为从此可以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难捺内心之激动，山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不料第二年即大旱，太阳晒，库底渗，还没有来得及浇灌农田，水库便见了底。原来水库没有自然水源，依靠大峪、许家沟水库雨季时泄洪。干旱时，其他水库水源亦很紧张，哪里顾得了你，自然便干涸了。

劳民伤财，白白占用了几百亩耕地，村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儿好处，反而饱受其苦。二十多年来，每到夏日，家家都得看好自家的孩子。但防不胜防，每隔一两年，总有几个小孩戏水时葬身其中。

不过说水库有百害而无一利也不客观，在缺水的东部塬区，妇女们洗洗涮涮倒是方便了许多，再也不必大包小包，辗转几华里到邻村的河里洗衣服了。但改革开放后，水库被人承包养了鱼，村民们连这点权利也被剥夺了。

四求学生涯（1　）

不知不觉中，我结束了孩提时代，升入初中。当时极“左”思潮已被纠正，高考制度业已恢复，学校开始重视教育质量，县里的中学纷纷举办各种特长班、重点班、实验班。

小学毕业，我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鸣犊中学重点实验班。学校距我家十五华里，道路崎岖不平，要涉过两条河，翻过一架塬，走读已不现实，必须食宿在校。当初，学校条件艰苦，学生宿舍是三间教室临时改成的瓦房，夏天，蚊虫叮咬；冬季，阴冷潮湿。同学们打通铺，全班三十八个男生一个紧挨着一个挤在一起，晚上睡觉前，为了避免长虫吃过交界，侵占地盘，舍长总要拿尺子丈量地方，否则难以睡下。俗话说“人数过百，形形色色”。打呼噜、磨牙、放屁、说胡话、尿床，司空见惯，房间里总充斥着一种怪怪的难闻气味。有的同学不习惯，便上访到学校。

“上学又不是做官，条件要那么好干吗？”校领导回答。

“可也不是蹲大狱。”学生们不服，但又不敢当面顶撞领导，只能背过身去，私下里嘟囔。

学校办有学生灶，同学们自带粮食，交到灶上，加点人民币，兑换成饭票，开饭时排队购买，有时去晚了则没饭。所以，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个个如打仗一般，夹着碗筷，飞也似的往灶上跑。一位同学在作文中写道：“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如脱缰的野马一样……”语文老师称赞形容得恰切，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

灶上每周安排一位老师值周，维持买饭秩序。教导主任杨德林老师称之为“君子谋道，小人谋食”。

“小人就小人，总比死人强。”同学们嘴上不说，心里不服。

杨老师很有心计，一次县上召开运动会，杨老师慧眼识英才，竟在争先恐后的买饭过程中相中了一名运动员。该运动员不负众望，一次囊括一百米、二百米、一千五百米三项冠军，为学校争得荣誉。

早餐玉米糊糊，午饭糊汤面，晚上供应开水，吃自带干粮。这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中学生来讲，根本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路近的同学每周回家取两次馍，条件好的家长会送来，像我这样路途遥远的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冬天还好办，但其他季节，担心干粮发霉变质，每次都要焙干，晒干，拿到学校泡着稀饭或开水充饥。

1979年秋，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之老天凑趣，风调雨顺，秋庄稼收成不错。但由于当年夏收时，仍然是大锅饭，夏粮歉收。干粮也是一半麦面，一半苞谷面掺和着。有则笑话，说旱塬上的一户人家，几年未见米粒，一天晚上，一家人商议着想喝大米粥。恰遇停电，黑灯瞎火的，锅开了，下了几粒米，熬了半天，舀饭时却发现煮的是清水，大米下到了锅台上。这虽不是真实故事，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大米、白面的紧缺。

我的两个弟弟总是翘首盼周末，因为平时家里没馍，只有等到周日，他们才能跟着沾沾光，混顿馍吃。而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吃馒头，大概是那三年初中时，霉变馒头吃得太多，倒了胃口的缘故吧。

同村和我一起考上重点中学的还有两位同学，一名叫郭娃利，初中毕业上了航空学校，是初中中专，现在西安飞机城某研究院任职；另一名叫李成仁，没能成功，早已成仁。其兄李有成是我们高寨村最早的一名大学生，属于老三届，考取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当初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毕业以后分配到一家军工企业——蓝田县境内的向阳公司，在子弟中学任教，其父逢人便夸儿子又给他汇了多少钱，带回多少东西，村民们很羡慕，尊其为“老爷子”。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李有成被单位除了名，其间开过一家餐馆，让其弟弟前去帮忙。李成仁在办理健康证时查出身体有病，不久便去世了。此后，李有成也不知踪迹，有人说发了大财，开着一家公司；也有人说混得很背，在给别人打工。反正这些只是听说，谁也没见过，“老爷子”离世时，也未回家尽孝。我想，倘真成了气候，早都该回来重修祖坟，再建祖庙了。连黄帝陵都每年祭奠，给自己的祖先磕几个头、烧几炷香也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

比我稍长，我们村还出了一位大学生，叫方稳田，毕业于四川石油学院，分配至安徽蚌埠市某部队后勤部。工作几年，成绩斐然，提为团职。终因割舍不下家乡父母的牵挂，转业回到了家乡，在某县石油公司工作。因不安于现状，创办高科技炼油厂，后企业破产，多年积蓄化为乌有，而且债台高筑，现在赋闲在单位，也混得灰头灰脸。

与此相反，倒有几位中专毕业生和部队转业干部，回乡后一直在单位，安安分分，稳扎稳打，成为单位的中流砥柱。

我初中时的班主任王珍芳老师，得悉我等的际遇后，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过去老师眼里的一些尖子生，相继进入大学深造，最后竟都成了社会闲散人员；而看似不怎样的学生，有的顶替了父母，接了班，有的参了军，后来却成为单位的骨干。捯来捯去，连老师也搞不清以后该如何教育、培养学生了。”

无独有偶，有一则外国幽默，校长告诫新来的老师：如果一位学生学业优秀，你要善待他，他可能是未来的科学家，对社会可能有所贡献；如果一位学生学业良好，你也要善待他，他可能会返校当老师，成为你的同事；如果一位学生学业一般，你更要善待他，他可能会赚大钱，会给学校捐一笔款子；如果一位学生学业很差，而且经常考试作弊，你最要善待他，因为他将来很有可能竞选总统或议员，成为国人景仰的领袖。

看来，王老师的疑虑已经跨出了国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王珍芳老师，曾经给了我慈母一般的爱。由于个人爱好，我喜读课外书，在昏黄的灯光下，损坏了眼睛，我年幼无知，孤陋寡闻，一直没有意识到视力问题，那时也少有近视一说。读初中时，我坐在后排，看不清黑板，学习成绩下滑。王老师觉得很蹊跷，几次找我谈心。我感觉自己学习不如人，不好意思主动提出要求，如此反复多次，老师最终弄清了原委，立即将我的座位调到了前排。我也不辜负老师的厚爱，学习迎头赶上，老师亦倍感欣慰。

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人多劳力少，学校离家又远，生活一直很困难。王老师在生活上也处处关心我，每逢周末，便主动将自行车借给我，方便我回家与返校。

大学时，我常给老师写信，谈理想，谈抱负。王老师也常回信勉励我，告诫我。但是，在毕业后的这十几年里，自己蓬头垢面，窝窝囊囊，活得不像人样，无颜再与老师联系。其实我知道，恩师就在西安市二十六中，她对我期望太高，我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1981年初中毕业，按照我的中考成绩，完全可以进入县级重点高中。但由于家境贫寒，我最终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普通学校——引镇中学，就是现在的长安六中。在这里，我走读上学，一方面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家里干农活，另一方面吃住在家也省却了不少的费用。

引镇中学培育了我，但实话实说，我对学校印象不佳。

我参加的第一次全校大会不是开学典礼，欢迎新同学，而是一位老师的追悼会。大会是由一位据说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造反派头目主持：“第一项，全体起立，默哀五分钟，奏哀乐！”

话音刚落，本来悲悲戚戚的气氛忽然变成哄堂大笑，校长叫“乐”，大家岂敢不乐！原来主持人竟将“音乐”之“乐”读成了“快乐”之“乐”。

“就这水平，还当校长？！”大家背后议论纷纷。

引镇比邻蓝田、柞水县，是长安东部塬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农历三、六、九逢集，商贾云集。引镇中学始建于1953年，是长安县设立最早的三所完全中学之一，历史上也曾人才辈出。高考制度恢复后，部分优秀教师纷纷告别穷乡僻壤，举家迁往大都市，享受城市生活去了。到我们入学时，教育质量已日见衰微，今不如昔了。

街面上的人有优越感，刁蛮、任性，学校管理也有漏洞，那时没有保安，门卫是位退了休的老教师，待人诚恳，脾性谦和，是个老好人，但对地痞流氓，如秀才遇见兵，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