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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看世界-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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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很开明，抑或城府很深，他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并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一番自我批评倒弄得我很难为情。最后书记代表区委、区政府表明态度，真诚地希望我能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至此，事情似乎可以划上圆满的句号。但世事难料，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十八连锁经营的泡沫（1 ）
我有位朋友毋建铭，西安师专毕业，曾在《长安报》任编辑、记者。1992年，我参加农村“社教”时，铺盖卷儿放在农村，偶尔回韦曲时没地方住，就和他挤一张单人床，一起喝酒、吹牛、拉广告、写文章等，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毋建铭的父亲原为临潼县委书记，临潼撤县设区时，调任西安市农经委主任，可惜英年早逝。临去世时，才将唯一的儿子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现为市政府《政报》主编。
一次我从某杂志看到一则脑筋急转弯，稍加改编，讲给他听：“建铭的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那么老三叫什么？”
建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叫三毛。”回过神来，将自己给逗乐了。
建铭调走后不久，我下海淘金了。时空的距离拉开了心扉的距离，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以后又结婚生子，携家带口的，各人忙乱各人的事情，联系更加稀少。
2003年，新闻传媒热炒眼镜肉店时，毋建铭带着他企业界的两位朋友来看我，酒桌子上极力鼓捣我注册“眼镜肉店”商标；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节目中，一位先生发表评论时，也说“眼镜肉店”品牌的商业价值何止千万。
对此，我曾经心动，但考虑到鲜肉的寿命有限，利润薄极，又迟迟下不了决心。直至2003年8 月22日，《西安晚报》报道，西安、兰州两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抢注“眼镜肉店”商标，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专门指导，欲开肉食连锁店。
报纸我不常看，对此也并不知情。一位鸣犊的老乡叫孙小林，原来在《长安报》社印刷厂工作，后来聘任到《西安晚报》当校对，仍住在韦曲。一天深夜归来，特意带来报纸的校样，怕打扰我睡眠，悄悄地从门缝中塞了进来，担心我见不到，第二天又特意告知我，才引起我的重视。
“不就是几千块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心如此想着，可杂务繁忙，分身乏术，便与陕西通大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欲将商标注册事宜委托他们办理。
世间的事说来也怪，时运到了，想瞌睡便有人递来了枕头。2003年8 月上旬，美国特思国际集团总裁周斌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香港参加一个商务会议，从网上知道我的情况，打算开完会绕道西安，前来看我，并粗略谈及双方合作经营肉类连锁的意向。
本人孤陋寡闻，对于外资企业知之甚少。常听人讲外国人的经营理念如何超前，管理方式如何先进，但只是耳闻，没有机会目睹。倒真想见识见识“假洋鬼子”的手段，便爽快答应。
不一日，又有人从大连打来电话，自称姓孙名玉光，北大哲学系1979级学生，周斌的密友，受周斌之托，拟来长安与我面谈合作事宜。现代交通方便快捷，顷刻之间，便到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因为校友这层关系，一切变得轻松而又简单。表姐夫作陪，我与老孙在西安钟楼饭店边吃边谈，丰盛的晚餐之后，协议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从西安归来，已接近午夜，大街上的行人稀少了许多，打字复印门市部都已打烊。老孙购买的又是返程机票，第二天拂晓就要启程。于是协议变成了君子协定，没有任何文字为据。
过了几日，老孙又来，摆谱似的，住在长安最豪华的金长城酒店。那段时间，天老是下雨，老孙戏谑地说他一来，西安就下雨，是他名中有“雨”（“玉”“雨”同音，按照训诂学的原则，音通则义同），给炎热的西安带来了雨露与凉爽。而天凉人们胃口好，肉则好卖，我的生意如日中天，火暴非常。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也暗自祈祷：愿老孙的西安之行能够带来财气，大家发财。
因为天雨，除了偶尔出去转转，老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酒店里。在我的印象里，好像电话不用缴费一样，老孙的电话贼多。过了几天，老孙说他有事要去北京，担心所带现金不够。我赶忙声称自己没钱——如今这世道，坏人连累了好人，且不说金蝉脱壳，走得无影无踪，借钱时是孙子还钱时是大爷，钱财千万不可露帛。
“你误会了。”老孙急忙解释，然后给了我一个上海的电话号码，让我打电话找一个姓纪的，请他电汇三万块钱过来，又不要告诉对方他在这儿。
我有点莫名其妙，愣在那儿没动。
“跟他不要客气！”老孙给我打气，说那是周斌在上海的一家分公司，一切安排好的。
我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不好意思多嘴多舌，反正在电话之中谁又不见谁的面，谈不上丢人现眼，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冒冒失失地照着打过去，还真管用，三万块钱现金一分不少地很快汇了过来。至此，我开始打消疑虑，钦佩老孙的神通。
据老孙讲，他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吉林日报》，后跳槽到香港《大公报》，任该报驻大连记者站站长。年过四十，胳膊腿僵硬了，不再适合没日没夜的新闻工作，便辞了职，与周斌合伙做生意，现任美国特思国际集团副总裁。
老孙去了北京，此后很长时间，再无消息，所留的电话号码，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这时，好消息与坏传言不断袭来，我在漫长的焦急中等待。到后来，已经失去了耐心，基本不抱什么幻想，只待开学，去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报到——也许换换环境，可以改变心境，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2002年至2003年，西安气候异常，冬日奇冷无比，晚上进购的肉，第二天清晨结成了冰块，连骨头都难以剔下来，非得放在火炉旁烘烤不行。据某建筑工地老板讲，最冷的一夜，室外居然降到摄氏零下37度，在西安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春天虽温暖，但来去匆匆，眨巴眨巴眼睛，已经溜得无影无踪。夏季酷热难耐，真是冬有多冷，夏有多热，40度的高温也算稀松平常，近八十度的温差！试想，将手放入0 度的水中，冰凉透骨，然后逐渐加温，至80度时，人的手如何承受得了。可见，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多么恶劣，而人类的适应能力又是何等顽强！到了秋季，阴雨霏霏，连绵不断，好久见不着太阳，仿佛将人也要下霉一般。
久等老孙不来，合作之事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
2003年8 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风大雨疾，行人匆匆。我心慌瞀乱，即将关门，一辆挂上海牌照的小汽车停在了门前。我以为是隔壁餐厅的主顾，未加理会，不料老孙却走下车来，同行的还有两位。老孙向我介绍，较胖的一位是他的好友，来自美国加州的周斌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某服装贸易公司老板纪雪明，就是曾经汇过三万块钱的那位。
“本该早点过来，可是事情太多……”周斌摊摊手，耸耸肩，作出无可奈何的情态，浓重的东北口音夹杂着些许英文，伴随着手势，颇有洋鬼子的韵味。
当晚我们一行四人驱车来到西安朱雀门附近的四川会馆。席间，周斌用他的数码相机拍了不少照片，说是要传到北京，请人民日报社“漫画与幽默”的主编徐鹏飞先生给我画像，作为注册商标。此前，老孙也曾多次说过，徐先生是他在《吉林日报》的同事，在漫画界享有盛誉。我也曾请《华商报》的李杰将我的资料照片传送给他。这次老孙进京，便是为了此事，不知何故尚未搞定。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服务员收拾桌椅，等着打烊，我们才回过神来。周斌刚从地球的另一面过来，要倒时差，谈兴正浓，我们几个可有点招架不住了，尤其是我，早上必须早起，多年养成了规律的生活习惯——按时作息，于是提议早点休息。本来他们打算住在市内，顺便兜风，观赏古城夜景，没想到全被我打乱了。
户县双庄屠宰场老板杨伟，曾多次与我联系，希望能找到双方合作的结合点。此次周斌他们前来，汽车方便，在与我洽谈合作、考察西安市场之余，便有了户县之行。
据杨伟讲，他们距离西安市区仅半小时的车程，但车速达到九十迈，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小车尚且如此，倘若换作货车，跑一趟至少需要三个小时，冬天勉强凑合，到了夏天，如果从他们那里进货，耽误时间不说，倘无冷藏运输设备，一流的货，到了西安市场，便会成为“注水肉”；倘用冷藏车运送，又会失去新鲜度，成为四川人所谓的“冻——肉——”。总之无论其他条件如何优越，在地理位置上，首先占了下筹。
双庄屠宰场修葺一新，硬件设施堪称一流，设计能力为日加工生猪三四百头，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屠宰量只有二三十头，难怪老板杨伟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合作伙伴。
周斌是做服装贸易生意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于杀猪卖肉，自然知之甚少。作为投资商，考察市场必不可少，不能稀里糊涂地将“富兰克林”打了水漂。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所以，尽管那时的我已经折腾得焦头烂额，还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他们四处考察，好在有从上海开过来的汽车代步，方便快捷了许多。
我眼里没水，不会讨价还价，因而很少转悠服装市场。一件衣物索价三百，还价一百五，连腰砍！我觉得心够黑的，老板必定大放血。岂料行家只扫了一眼：“什么玩意？只值二三十块。”
我猜想，周斌他们可能将杀猪卖肉与服装贸易生意相提并论，误以为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考察市场时，很少考虑中长期运营成本，一味追求气派、洋火。老孙也跟着人云亦云：“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只看到眼前利益。”
对于他们的做法，我最初持保留意见。反过来一想，这么多年，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很少在大千世界走动，成为井底之蛙，看待事物也许管中窥豹。可能他们是对的，他们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来，见过大世面，对经营管理又都是行家里手，依照他们的方略，说不定会别有洞天，所以，最终还是少数服从多数，遵从了他们的意见。
周斌在西安呆过五天，签订了合作协议，确定了短期发展目标后，就飞回了美国，留下老孙、老纪负责具体实施。
不久，周斌通过长春公司转过来五十万元人民币，放在临时账户里，作为西安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前期启动资金，但问题随之出现。
首先，按照最初的约定，我们应当申请注册中外合作企业，享受国家许多优惠政策，但我是个体经营者，依照有关规定，自然人不能直接接纳美元与外资合作。老孙与我商议，既然做游戏，就得遵守游戏规则，权宜之计，先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就近在长安区注册私人公司，待业务发展，需要大笔资金时，再想办法予以腾挪。由于我两人同为北大毕业，老孙的意思，也跟母校沾点光，揩点油，拟名“北大仁食业有限公司”，谁知去工商局一查，北大已经实行了品牌保护，该名称不能使用。老孙就与周斌电话沟通，好几天不能确定，时间白白耗着，实在没辙了，于是干脆沿用美国公司的名称——西安特思食品有限公司。
接着，去工商局注册，验资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周斌转过来的钱放在建设银行，但不能作为注册资金，理由是我们两人注册个体企业，为防止洗钱行为，公司的资金不能转入个人账户。咨询了好几家会计师事务所，都表示这是新规定，爱莫能助。一时之间，我与老孙去哪里筹措几十万元资金？事情因此拖了许久，几乎无计可施时，西安某会计师谢鸣打来电话，让我联系原长安造纸厂厂长，现为西安高新开发区某会计师事务所高级注册会计师王宗让先生，他在长安人熟，看能不能另辟蹊径。王先生是老熟人，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一个电话人就到了。说明情由，王先生倒笑了：“正路不行，就来邪的。”看过银行提供的对账单，“刷、刷、刷”提笔写了资金证明，“啪”的一声，盖上朱红大印，末了，还怕我们人缘不熟，再受为难，又陪我们一起去工商局，说说笑笑，完成了注册手续。
相比之下，去市技术监督局办理代码证则要简单得多。拿着工商营业执照，带上有效证件及相关印鉴，交足了费用，不出两三天，跑上三四趟，代码证便到手了。有了代码证，再在银行开设正式账户，死钱就盘活了。
经历了登记注册手续的繁复过程，老孙大发感慨：“早知办公司如此麻烦，开始先不注册，运行起来，有关方面自会找你。”话虽如此，几十万资金总不能提现，即使提现，也不可能带在手头，拎着大量现金，危险性大权且放在一边，公安局不立案侦查，告你个走私贩毒，那才是咄咄怪事。
自从我一夜成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说话做事，都得小心翼翼，唯恐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被人揪住，捅将出去，时不时地搞点花边新闻，弄得沸沸扬扬，引得人们指手画脚，转过头去戳脊梁骨，反倒不如过去活得舒心自在、无所顾忌。
贾平凹先生对于名人的论述很精辟，摘抄于此，与诸君奇文共欣赏：一般人以为作了名人就十分幸福，以致尽一切努力追逐名，其实名人头脑一时冷静下来，各自是一肚子悲酸。中国人越来越热衷出国留洋，未出国留洋的人觉得出去了就必然发财，而出国留洋者即便在国外做牛做马，回来时也要装个人模狗样来显阔。人一旦成为名人，名字是自己的，别人用得最多，从出名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了自己的安静和真实，完全凭着别人的好恶来活着，说好时说得水能点灯，一俊遮百丑；说得不好时，猪屙的狗屙的都是你屙的。人常说，淹死的是会游泳的，挨枪的是耍枪的，名人以名而荣，名人也以名而毁。未名人和名人的区别，就是《围城》的定义：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想出城。
大肉是时鲜食品，寿命有限，而主顾多为回头客，本大利薄，生意比较稳定。虽然与周斌达成合作意向，但具体如何操作，我心里没谱，只能看老孙他们有何高招。因而，对于合作，我持审慎态度，除了几个非常亲密之人，对外界没有透露片言只语。但纸终究包不住火，瞒过十多天之后，嗅觉灵敏的新闻界，还是闻到了异样的味道。先是《三秦都市报》，在2003年8 月16日率先登出消息，“眼镜肉店成为香饽饽，美企业慕名前来投资”，文中说得有鼻子有眼，如同亲身经历一般，比我这个当事人知道得更为详尽。接着其他媒体蜂拥而至，开始第二轮采访大战。对于绝大部分新闻媒体，我干脆装起了糊涂，一问三不知，有的甚至避而不见。我当时的想法是，前面的路是黑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要急于表态，能隐瞒多久先隐瞒多久。
然而，对于有的媒体却是不能隐瞒的，譬如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我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就是书生意气太浓，胸无城府，心肠太软，总有一种感恩图报的心理，认为没有他们的关注，哪会有自己的今天？倘对恩人胡言乱语，则辜负了他们的一番美意，有好心当作驴肝肺之嫌，扪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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