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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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不断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的强烈不满。果然，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在1979年年初便愈演愈烈。

导致这场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化大革命”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有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希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这就是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小白花。

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于是，这一由女知青的猝死而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他们随后采取了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极端方式，震惊中央。

1月2日；30位皮肤黝黑、衣衫不整的云南知青代表乘火车来到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

10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他们，这位戎马一生的老革命家说：“搞了这么10年，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1979年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达到90％以上。返城潮随后遍及全国。一年后，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定：　从当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从此，新中国成立后倡导了近30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全国知青返城潮的结果可想而知，逾1000万知青如洪水一般从乡村涌向他们当年出发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作家梁晓声把这场知青返城称为“飓风”，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有这样惊心动魄的描写：　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40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犹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吃饭、住房、就业，一个个城市纷纷告急！

城镇居民的住房矛盾更加尖锐。

一个人，要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生存和生活，就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四大问题。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住房”占其一。住房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人类古今中外普遍的理想。作为以农耕为主的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愿望就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发出号召：　今后数年内，要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问题。

然而，20年后的1972年，美国老牌专栏作家赖斯顿随尼克松来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后，著文标题是：　《在老手看来，一切毫无变化》。一个客观事实有目共睹：　1934年建造的“远东第一高楼”上海国际饭店，以24层83。8米高度雄居了大上海制高点长达近半个世纪，才在1982年被改革开放之初兴建的上海宾馆超越。

新中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改革开放前住宅建设投资30年总和，不到200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1/60。

人口增长更把一切努力消解于零。上海1950年至1965年住宅面积增加约1/3，市区人口也增加约1/3，于是“人均3。9平方米”15年止步不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住房建设就基本上被叫停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上海市解困办原主任李四明曾披露：　有五年时间全市统建住宅没建造过哪怕一个平方米。

位居世界十大城市之一的上海，居然都五年不造房子，全国其他城市可想而知。

原本已在人口财政重压下微乎其微的努力，到了这个十年，近乎一切停止。

国民经济日渐衰落，住房建设停滞不前，无房户、特困户有增无减。全国各地知青蜂拥回城更加剧了住房困难，当时苏州就需解决住房5000多户。这些暂没找到“单位”，被称为“蚂蚁搬家”的知青，不得不挤进父母本已人满为患的居室，身陷居住窘境。城镇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9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期。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这种住房紧张情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以“单位”形式增加福利分房供给后才得以缓解。

房子，对于每一个为生活而辛苦着的人来说，就像是蜗牛身上背着的壳，即使再小，那也是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人的居住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住房改革在不断摸索中前行，伴随的也有人们生活方式和情感的变化。而今天我们回望30年前，小小的“蜗牛壳”所背负的故事，实在太多。

在狭小而雷同的房子里栖居的人们，他们孜孜以求的仅仅是满足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可能有更多的奢求。

今年59岁的郭先生，是1979年从东北返城的北京知青。那时候单位还是实行论资排辈分房子，而郭先生工作的事业单位当时房子非常紧张，所以刚返城的郭先生等于回来就没地儿住了。但在当时万分积极的争取之下（用郭先生女儿的话来说就是：“生抢的”），郭先生和妻子终于搬进了现在北京站附近一个胡同的平房里。那是间六平方米的小平房，郭先生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情景，小小的房间里刚好能摆下一张床和一个柜子，上厕所都要到公共厕所，生活设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这间小房对于郭先生来说也许是意义非凡的，生活就从这间小房开始了。

那时，城市里流传着一句话：“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这是对当时住房紧张程度的形象比喻和真实写照。貌似调侃的话里不知包含着多少苦涩和无奈。

“家里住房太小，我和爱人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亲热。”已是上海某大学教授的老穆如今谈起返城后的窘境时仍然难掩辛酸之情，让现在的年轻人听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难以置信。

“我家里的住房比电影中那个贫嘴张大民住的还糟糕，一家五口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楼房里，我妈和我爸睡一张双人床，奶奶和妹妹睡一张双人床，我独占一张单人床，三张床摆在一起，中间就用布帘隔起来。”

“我返城半年后结的婚，当时也只能是把我的单人床变成双人床，唉，那份窘状可想而知，除了新婚头三天全家借住亲戚家让我们享受了一下新婚快乐，从此就是六口人聚集一堂了。爱人难以忍受在‘众目睽睽’之下和我亲热，所以一到晚上她从不让我碰她。”

“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夫妻并不在少数。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克服这种困难的，但我的确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这个难题困扰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天晚上，我买了四张电影票，把家人都支出去了。很快，我们就进入了如梦如幻的二人世界……我们终于平静下来，爱人激动地说，如果我们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那该多好呀！我也憧憬地说，是啊，如果我们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那该多好呀！”

“房子啊房子！你是一堵残忍的墙，多少颗真诚痴情的心，都被你狠狠击碎。”这几句看似普普通通的歌词，却催出了许多人的眼泪。生活，就像电影《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那棵发人深省的树，幸福和不幸，都因为一套房子。

返城的知青既要成家又要立业，心情自然十分迫切。不少人未及细细思量生活的具体困难便急急地入了“围城”，以致造成后患，终生悔恨。

项女士从农场回到南京之际，正值家中住房最紧张之时。两个弟弟正值当婚年龄，却只能容一人住在家中，另一个需要另外找房。看着两个弟弟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去留，感伤之余，她便想只有尽快地设法把自己嫁出去。恰好这时有人热心地为之介绍了一个工厂的技术员，相约几次，项女士看他模样脾气都还过得去，便急急地把自己嫁了。

丈夫虽说是斯斯文文的，可是邻居们却未曾看见过新媳妇的笑脸。原来新婚的丈夫是个阳痿患者。她又气又羞，却不知该如何处理才好。

如此这般，他们夫妇的感情当然不会好。项女士内心苦涩却又无处诉说，三年后选择离婚。

“这么倒霉的事怎就轮到你呢？”项女士至今还记得老妈临终前的一句感叹，她说她无言以对，心如止水。假如当初不是为了房子，不忙着结婚，她也许就不会如此不幸了。

居住拥挤、结婚无房、住房质量差等始终是中国城市生活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在大批知青回城后，住房紧缺的问题日益尖锐。住房问题逐步演变为“天字第一号”的社会问题。

1979年1月29日，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不止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房地产史上的重大事件。邓小平在当时美国总统卡特的故乡亚特兰大参观访问，专门造访了美国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交谈中得知这个普通的美国公民住的房子是购买的，邓小平深受启发，说：“你们的很多成功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回国后，邓小平在多种场合提出住房商品化这一课题。

1979年，福州在全国率先撤销“私人建房”的禁令。参加工作已十年的胡仕军，做梦都想快点分到单位的房子，哪怕分到一张床铺大小的地方也好。因为没有房子，对象已经谈好几年了，婚事却一直拖着。听说私人可以建房子了，等房子等得快要疯了的胡仕军马上找来两位同样为住房忧心的兄弟，合作建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瓦房，他从中分得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就在这“开门都会碰到床”的屋里，胡仕军迎来人生两件大事：　结婚，生子。

面对巨大的压力，一些城市针对急需大量房源的情况，提出了实行住宅建设与城市改造相结合，统建与自建相结合，新建与挖潜相结合，逐步改善人民群众居住条件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住宅建设步伐由此而加快。

1979年6月23日，第五届人大代表、国家城建总局副局长顾康乐在分组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就如何加快城市住宅建设问题提出了多条建议，如“改变把房屋作为福利经营的制度，对现行的房屋租金制度应进行改革。房屋是商品，就应该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等，这些建议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实践，就始于1979年，始于新建住房全价出售。至1991年，住房制度改革经历了公房出售试点、提租补贴试点和全面起步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房出售试点。1979年，当时的国家城建总局决定试行把新建住房以土建成本价向居民出售，选择西安、南宁、柳州、桂林、梧州五个城市进行试点，并从国家补助的住宅建设资金中分别拨给陕西、广西一部分资金。

当时，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售价仅为120元至150元。但是，由于当时职工收入水平和低房租的因素以及售房的有关政策不够配套，人们仍然感到买房不合算，开始登记购房的人不少，而标价后交钱买房的人却不多。到1981年，虽然全国已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多个城市开展了这种新建住房出售工作，但总共才出售了36。6万平方米。

无论进展如何，1979年还是顺理成章地成了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起步之年。

这一年，在我国南方最大城市广州的大沙头一隅，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新村正式开工建设。1980年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浪漫影片《庐山恋》中的美国外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资料显示，1978年，广州人均居住面积是3。82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在2平方米以下的达到2万户以上（当时广州仅几十万户）。三代同房的住房困难户相当普遍，当时东川路上有一户人家更是“三代同床”，在仅能摆下一张床的几平方米房子内住了一家三代六口人，架起两层阁楼，老人家睡底层，儿子两夫妻睡中层，小孩睡最上面。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住房是困扰城市发展的难题之一，敢为人先的广州人苦于有地没钱，于是率先决定引进外资在东山区进行试点，促成了东湖新村的建成。

1979年3月初，东山区成立引进外资住宅建设指挥部（后更名为东华实业公司），东山区房管局负责人李庆符担任项目的“操盘手”，与香港的开发商展开了为期半年的谈判。根据当时的用地红线，广州市划出大沙头三块相连的地块共约14万平方米给东山区开发，其中东北角是东湖公园的两个废水塘和几间办公用房，拆迁难度和开发费用较小，东湖新村的选址就定在废水塘所在区域。

按最初的规划，有条东西向的马路要穿过小区的中间，将小区分成狭长的两部分。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杨尚昆了解情况后，认为只要有利于引资建设就应该修改规划，他亲自拿起红铅笔在原规划图上画了两道红杠，示意将马路南移50米左右，这便是后来的东湖西路。

签约前夕，港方提出关于建设用地落实、三通一平、设计规划方案等项目需要公证，这难倒了刚刚成立的公证处，因为当时公正收费标准尚未确定，收费没有凭据，不收费做公证又说不过去。后来公证处提出收一个办公用品作为公证费用，于是引进办从香港购进一台中文打印机赠送给公证处。

1979年秋交会闭幕当日，穗港双方签订了引进外资建房的合同。

1979年12月21日，由香港著名建筑设计师李允主持设计的东湖新村正式动工，开始了广州房地产市场的破冰之旅。

根据穗港双方的合同，6万平方米的东湖新村开发项目，由广州方面提供土地，港方提供开发资金，其中2万平方米由港方在香港发售，售价约为港币2500元/平方米（当时100港元约兑30元人民币），另有近2万平方米分配给东山区的拆迁户，剩下的2万多平方米在国内市场发售，售价为700元人民币/平方米。

东湖新村，由此成为国内第一批商品房。

按照当时的成本，1平方米的造价约为150元，700元就可以建4平方米的房子。市领导拍板，用房子发售获得的利润进行新的开发，解决居民住房难问题，正是这笔资金，促使了后来五羊新城的诞生。

1980年11月，东湖新村首期1—5栋封顶，这些房子全部交给港方，当天香港有13家媒体来广州采访，轰动羊城。早在开发之初，这些房子在香港就已被抢购一空，这些购房的香港人在广州都有亲属，有人希望在广州置业解决亲人的住房问题，也有人希望在广州买房做生意。当时，有一位香港同胞一口气买了10套房，全部送给广州的亲戚居住。

1982年，东湖新村第一批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房出售，在开盘不久就被各大单位抢购一空，像当时的经贸大企业、外轮供应公司、华侨公司都是整栋购房，中国银行等单位也买了好几层。第一批商品房解决了这些企业部分职工的住房问题。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改革开放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