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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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1981年就统一建了住宅新区。邓伯伯问我是不是什么都有了，我说是，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近6000元。我们渔民能过上这样的幸福生活，真是做梦也想不到。邓伯伯说，全国要达到这个水平至少要70年，因为中国人口多。一定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视察完深圳，他又前往珠海。珠海这座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有山有海、繁花似锦的旅游城市，给邓小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月28日上午，邓小平登上珠海罗三妹山，有人建议原路返回，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对建设经济特区的思考，邓小平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从“杀出一条血路”到“不走回头路”，这不仅是对特区的肯定，也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步鉴定，更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态度。

每到一处，邓小平都仔细地看，认真地听，但却不讲话，不表态。即使得知深圳在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在四年里增长了十倍，他也没表态。

这次视察，邓小平兴致很高，很满意。深圳的领导同志请他题词，他当时没写。

回到广州住下后，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还特意把题词时间写成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表示在视察深圳的最后一天就已经有了这个看法。

这不是一般的题词，而是针对性、论辩性很强的文字，是斩钉截铁的政治结论。

这无疑是给特区的改革开放注入一剂强心针。

邓小平的挥毫泼墨，让关于特区的争论告一段落。大家说，改革开放的春天又回来了。自此以后，完全否定特区的言论基本销声匿迹。

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没有让邓小平失望，进一步坚定了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

2月14日，邓小平在上海听取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等人汇报时，再一次提到住宅建设，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显然，他希望改革体制，加快速度。

邓小平一回到北京就约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他高度评价经济特区的成绩和经验，特别强调说，对外开放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要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他还说：“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三个月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青岛、温州、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5月31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行政区。10月1日，海南行政区正式挂牌。海南岛开发建设掀起高潮。

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铺开，最终形成全面开放的战略新格局。

今天，如果我们把万科、招商地产、保利地产、广州城建、浙江广厦、华发股份、天鸿集团、宋都集团……这些名字放在一起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你会发现在中国风云驰骋的这些房地产企业诞生于同一年：　1984年。王石、任志强、潘石屹、楼忠福、林少斌……这些当时并不引人注目，日后却在房地产界大展拳脚的传奇人物，都与1984年休戚相关。

当年，因为邓小平视察南方而信心大增，决定继续在深圳干出一番事业的大有人在。我们理应特别关注一个人，他还是王石。

邓小平站在深圳国商大厦楼顶眺望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正途经楼下，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才知是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他在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1984年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就是后来的万科，王石当上了经理。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同时还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用王石的话来说，“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万科都涉及了”。年轻的王石一度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种多元化的“狂躁”是万科当时生存状态的真实反映。对此，王石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企业许多盈利空间，掩盖了企业的试错损失。”

展销中心的业务与倒卖玉米没有大的区别：　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买卖的关键是，收的是人民币，支付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展销中心的利润就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

我们必须说，这时候的王石和他的公司还不是人们日后所熟知的那家房地产公司，它还在悄悄地进行着自己的原始积累。

王石日后举例说明公司是怎么赚钱的：　这年秋天，一个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来深圳，宣称手头有3000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换汇比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3。7元。所谓“外汇留成”并非现金，而是一种“配额指标”，它应该属于某个大型国营外贸公司，最终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转移到了有官家后台的“倒爷”手上。当时的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王石向王春堂预定了1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然后他从中国银行“顺利”贷到2000万元人民币，凑足3700万元汇给王春堂。一倒手，展销中心赚到兑换差价500万元。

这样的换汇倒卖看来比倒卖玉米要痛快得多。1984年前后的深圳与北京之间，早已形成这样一条地下通道，源源不断的外汇留成和配额指标以各种形式被贩卖到南方，它们游离于法律的边缘，促成了某些投机者的暴富。尽管这种换汇游戏十分活跃，但当时的法律却含糊不清，为投机者留下极大的斡旋空间。

七年后，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

1984年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悬念。这一年，一个略显戏谑和暗示意味的词迅速在中国大地上热了起来，并很快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它让人想入非非，也给人们带来了好奇和想象。

这个词，便是“下海”。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及特区的种种传说，在人们的心中渐渐发酵。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人“下海”改写人生，开始了寻梦之旅。

1984年，从甘肃天水农村走出来的潘石屹，从石油管道学院毕业后，被分派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的聪明和对数字天生的敏感，很快博得了领导的赏识，并被作为“第三梯队”的培养对象。

潘石屹后来是这样叙述当时境况的：“大家都守在机关里坐着，我觉得20出头就在机关里坐着，开始比较新鲜，什么都不干，工资还比较高，下面的人还给我们送点苹果、大米什么的。有的下面单位还给我们送豆腐皮，大家高高兴兴的。但是坐了半年时间，觉得特别没有意思。所以我对下海的愿望特别强烈。”

办公室新分配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陪她去仓库领桌子椅子。想不到这个女大学生特别挑剔，不停地埋怨这张桌子不好，那把椅子不行。潘石屹劝她：“不就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吗，能凑合着用不就行了。”不料，对方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伴我一辈子的。”听者有心，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潘石屹：　难道我这一生将与这套桌椅共同度过？

正在思变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在刚刚开放的深圳创业的老师。老师告诉他在深圳有很多机会，也能赚到很多钱。潘石屹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由于很难回答这个本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老师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你身上的衬衫，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两件，这样一件穿脏了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件。”

这也许是有人第一次对他解释财富是怎么回事儿。

潘石屹突然坐立不安起来，下海创业的念头像疯长的野草在他心头蔓延。春节一过，他便变卖了所有家当，辞职南下深圳。

当年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

到达深圳南头边检站时，他身上只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特区通行证，如割肉一般忍痛从这笔“创业资本”拿出50元请人带路，才从铁丝网下面爬进了深圳特区。

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鸟语花香的深圳，潘石屹突然觉得这儿真是天堂。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干出一番名堂来！

1984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莫里斯敏锐地意识到，过去一直看重前门、和平门和宣武庙的北京正在着力向东发展：“以耸立在北京东郊的长城饭店为圈子，这里聚集了与老北京胡同文化格格不入的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一些外国人不再去北京西郊动物园旁边的老莫斯科餐厅了，而是在长城饭店大堂慢慢品尝牛油蛋糕。这里，除了窗外的空气是中国式的，到处弥漫着西方物质主义的文化时尚。

一个时代的转变常常是从最小的变动开始，而最初只有很少的人能感觉到。

在一家小型集体企业——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任志强，就是属于这很少的人。

这个下过乡、当过兵、1981年转业、舍弃到公检法工作的机会，比王石小两个月的男人，当了三年的副总经理，卖了三年的油条，也数了三年的钞票。虽然找到了发财的机会，但他正郁闷着呢！自古能人遭人嫉，一个集体所有制小公司的红火让一些人不舒服，于是上级主管单位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并派工作组进行整顿。

何去何从？任志强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此时，国家实施有偿转让国有土地的政策已经在特区试行。任志强性格倔强，但鼻子还是十分灵敏的。相关文件一出台，他就开始琢磨了，这里肯定能捞一把。精于挖战壕的任志强想，我修房子应该可以吧。

真可谓想啥有啥，任志强很快梦想成真。

总之，在1984年的某一天，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首任总经理戴晓明来找任志强，了解他一位下属的情况。

介绍完那个人的情况后，任志强和戴晓明聊起了关于企业发展的话题，如何办企业，如何办理注册，如何去寻找市场等等。

当时，华远刚刚组建，对于从未搞过企业的戴晓明而言，一切都是新的。因此，比他拥有更多市场独立经营经验的任志强当场就把他说晕了。谈话中，慧眼识英雄的戴晓明非常诚恳地表示，希望任志强能够加入华远。

其时任志强并不了解华远，他以为它完全是一个国有的全民机制企业。任志强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绝不去国有企业。因为，他觉得完全国有的企业就像军队一样，会束缚他的发展。

任志强的态度是很坚决的，他跟戴晓明明确提出：　经营环境和条件要不受国有企业的约束。他的想法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宁愿在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企业里做一个领导，也不愿意做一个国有大企业里的副手。

戴晓明明明白白告诉他，为实施旧城改造，西城区政府用借来的20万元于1983年成立了华远公司。华远虽然挂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但实际上是一个编外的企业，说白了就是挂着国有的虚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华远在经营体制上是有灵活性的。

戴晓明当即向任志强承诺，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经营的范围可以不受限制。

两人一拍即合，任志强由此进入华远，被安排到了这个总公司的核心部门——经济建设部门，当了部门经理。

戴晓明的邀请让站在十字路口的任志强找到了施展才能的平台。

到了华远，戴晓明让任志强组织施工改造地安门商场，这彻底改变了任志强的从业方向。当时对房地产还了解甚少的任志强一下子就成了施工队的队长，没成想一举成名，于是涉足房地产的脚步一发不可收。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任志强在他最擅长的行业中，开始了辉煌的奋斗史。

这年秋天，在浙江东阳县，一个叫楼忠福的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突然发动了一场“抢班夺权”行动。从此，他拥有了自己的舞台，成为房地产界瞩目的表演者。

谈到这位楼总，还是得先追溯一下他的出身。楼忠福的父亲楼茂春是浙江省东阳市一位普通的铁匠，当1954年3月楼忠福呱呱坠地时，楼茂春已经37岁了，在楼忠福年仅5岁的时候，楼茂春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去劳动改造。楼忠福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长大，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后，楼忠福在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不久之后，楼忠福被工程队破格提拔为材料科科长。但雄心勃勃的楼忠福在做好本职工作时，一直向往着更高的平台。

1984年，已是楼忠福到公司的第六年，公司经理到了退休年龄，需要确定接班人。楼忠福回忆当时的情形是，“按照传统做法，就是从公司里论资排辈提拔一个经理。当时，资历比我深的人有的是，但我还是决定一定要得到这个位置”。

于是，楼忠福找遍了当时有权决定经理职位的领导，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一些领导的支持，但这还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新的公司经理。

当时，公司经理的儿子也想接他老子的班，就跑来和楼忠福理论，结果被他的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言，楼忠福声色俱厉地说道，“你爸爸当经理时都听我的，你凭什么能力来和我争经理的职位？你和我争，就等于往你爸爸脸上抹黑。”

为避免夜长梦多，志在必得的楼忠福更是快刀斩乱麻。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他催促公司第二天就宣布他为公司新经理。但任命书宣读过后，会场一片哄乱。这时，楼忠福眼睛一瞪，从包里取出公司的公章，用一把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然后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了这个章的事情我才认账，其他概不负责。”这一举动把大家镇住了，交接仪式戏剧般顺利完成。

当上经理后，楼忠福立马向银行贷款160万元，将公司改名为“东阳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很快在浙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向房地产业进军。

有的人开始思变，同样也有人选择固守。但有人总结说，当今房地产界的标志性人物，当年固守者多是高学历的人，比如孟晓苏，比如冯仑。

孟晓苏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直接走进了中南海，先在中宣部新闻局工作，一年后被调入国务院。1984年的时候，他正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秘书。

冯仑1982年从西北大学考入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在中央党校，他读了很多书，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不仅读德文版，也读英文版，不同的版本对照着读，连标点和注释都互相比对。1984年，25岁的冯仑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因为有着较高的理论素养，冯仑后来进了中宣部，不久又去了国家体改委。

1984年，拨开了计划经济的迷雾，商品经济时代的魅力犹如晨曦般迷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日渐清晰。因此，这一年成为改革历程中一个特殊的年份，而被长久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房地产公司从政企不分的“混血儿”过渡到完全企业化，就始于这一年。

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城市住宅建设，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要着手组建多种形式的工程承包公司和综合开发公司。”同时强调：“城市住宅建设，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开展房地产经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