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的精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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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位曾经既拉板胡又弹三弦的刘进财吗？他就是女房东的丈夫，那个出门挣钱的人。我们看到，那把已经陈旧了的三弦依旧挂在当年挂过的地方，丝弦松弛，一任蛛网尘封，徒作了房中遮住墙窟窿的装饰，惹人怅惘。而那把曾经同样带给他生活情趣的板胡，却做了一副值不了几元钱的眼镜的赔偿——那一天黄风大起，几乎要吹落天边的日头了，他借来一副眼镜挡风，不慎被风刮落在地上摔坏了镜框。在那“一块洋钱，难倒好汉”的岁月里，这位曾经豁出六十元钱买乐器的五尺汉子，到哪里去找那几元钱呢？

独苗儿难活，孤火儿难着。女房东家的情景固然可悲，但石门村里那成排成连的三十以上的光棍汉们，有谁不是生活在悲中之悲里。他们都是庄户人家的一把好手，可就是找不上对象。袁明三，他父亲连续十四年给他托媒提亲，姑娘说了一个又一个，到头来还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的光棍一条。那次他父亲去金滩，女方的父母答应了，还说，那就先看看小伙子的品貌吧，只要没什么毛病就能定。老汉满心欢喜。谁知人家探听到石门村的状况后马上反悔了，小伙子去相亲时居然被挡在门外。娶不来媳妇，小伙子只好抛下自己的老人，到外乡外县去做“过门女婿”，这样的男青年光我们知道的就有十七个。至于石门村的姑娘们，大多数都在“只要地方好，财礼可以少”的原则下外流了；其中有八位姑娘作了“换门亲”中的“交换品”，为自己的哥哥或弟弟换回了媳妇。这种缺乏爱情的婚姻当然不是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所愿，他们何尝没有对爱情的渴求和憧憬？但在严峻的贫穷面前，他们的爱情只能在婚后的漫长岁月里寻找补偿，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难怪石门村的年轻人不像从前那样遇见长辈就下马，遇见老人就起身了，因为他们认为，父辈们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值得珍惜的东西。父辈们感到冤枉：石门村的荒败景象怎么能归罪于他们呢？但他们又说不上或不敢说到底应该归罪于谁，只好代人受过似的在晚辈们面前或明或暗地表示歉疚了。

“式微式微，胡不归？”有户农家的男人被姨娘、阿舅的私债和电费欠款、磨课欠款等逼得出门卖劳力去了，第一次寄来还账的钱后，家中害着肺结核和心脏病的主妇挪前攒后地抽下了十五元，既不去医院治疗自己的病，也舍不得给孩子买支宽余的铅笔和橡皮擦，却以一只一元五角的高价买来了十只电孵小鸡，盘算着将来如何做一个养鸡重点户。这种用心良苦的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未免叫人心酸，但从她的盘算中，我们还是看到一种属于人的倔强的生存意志至死不眠地氤氲在苦难人的心里。马生英在外乡的妈妈病了，她去医院探望，看到床头柜上那瓶别人送来的罐头上有一枚美丽的商标，她生怕别人抢走似的赶紧轻轻撕下来，揣在了胸兜里。她把它带回自己的家中，贴在炕墙最显眼的地方，用那黄灿灿的画中橘子来点缀自家灰蒙蒙的生活。

在石门村，我们还看到，家家户户的面柜上、单桌上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长溜儿捡来的玻璃酒瓶，他们天天掸尘，岁岁擦洗，尽量使商标完好；又低又黑的房屋里，那些酒瓶形成了一道五光十色的熠亮弧线，闪烁在不明亮的白昼和更不明亮的黯夜里。除了酒瓶，很多人家的墙上都或多或少张贴着小学生的图画作业，不知是家长的意思还是老师的布置，这些图画作业上画的都是花草树木、绿山绿水，似乎在凄惨地告诉人们：真正的已经失去了，我们只能画一些假的来安慰自己了。还有那些在庭院中央用石头围起来的花坛，那些用各色碎布拼缝的坐垫，那些虽然陈旧却可以遮住堂屋正墙污迹的伟人张贴，那些糊在窗户上的姑娘们用烟盒锡箔剪叠而成的各种图案，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石门村里，虽然美丽的自然风光永逝而去了，但人们对美的向往，对生活的期待并没有泯灭。不肯泯灭的美的向往自然也应该是对人类良知的向往，虽然只有可怜的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把它看成是心灵的火种。什么时候，良知的火种能够燃烧起对生存环境、自然植被最盛大的热情呢？难道只有等到破坏已经发生，自然彻底残败，生态完全失衡了以后吗？

离别石门村时，秋天正从秃坡上、荒滩中、无麦的场面里消逝，又一个漫长而难熬的冬天就要来到了。我们无言地穿行在无绿的田野、无水的河道里，只有在心里沉沉地说一句：人们，记住这石门人的悲哀吧，因为石门村的今天也正是许许多多地方的今天，或者明天。

我们可能还是有救的，生存的环境可能还是有救的。

第五章　高原的美丽与哀愁（2）

（这是朋友的往事，在我记录它的时候，隐去了真实的姓名和地点。）

1950年，我们昆仑中学的二十多个学生提前毕业，选拔到哈国城新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我被分配到了林业局。当时的哈国城工作委员会委员温自光兼任了刚刚成立的林业局的局长。

和我先后来到林业局的还有三个退伍军人、两个旧政府的职员和一个旧林校的年轻老师。

这天，温自光温局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会议，说了上级对我们林业局的要求，然后就分派工作。马武管树，朱有田管草，刘展红管花。温自光温局长认为树、草、花是主要的，应该由三个退伍军人管理。次要的是林中活物，由两个旧职员分管，东方淡管地上跑的，赵伯欣管天上飞的，我做文书。剩下旧林校的年轻老师周敬福没什么可管的，温局长思考了半天说：“你就管管虫子吧，蚂蚁啦，屎壳郎啦，蜘蛛啦，树林子里多得很。”

周敬福眉头一皱说：“咋管？”

温局长说：“先数个数，统计一下。”

周敬福说：“数得清吗？”

温局长说：“数不清也得数，政府给你饭吃你总不能什么事也不干吧？你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地数下去，等你哪一天数不清了，报个数就成。”

东方淡说：“我管的是地上跑的，地上跑的有老虎豹子，怎么数？我连老虎窝在哪里都不知道。”

温局长说：“你直驴子一个，脑筋恁瓷实，谁叫你去老虎窝了，要命不要？你去侦察呀，问老乡‘你们这里有没有老虎’，老乡说‘有’，就算一个。”

东方淡一笑说：“深山老林里的老虎老乡也没见过，问谁去？”

温局长说：“那就不费那个事了，敌人不出现你就不能消灭他，子弹又不是猫儿，不能闻着气味钻洞是不是？”

东方淡说：“你叫我们数清老虎就是为了消灭老虎啊？那还得发枪，我成军人了。”

温局长说：“你这是做梦娶媳妇，就是老虎吃了你，也不能给你发枪。猪不忘哼，猫不忘腥，狗不忘忠，你掉转枪口打我们怎么办？”

刘展红说：“那就得先给我们发枪，他打老虎我们打他，一物降一物。”

朱有田冷笑一声说：“缴了枪还想拿枪，驴日的刮民党反攻倒算啦。”

东方淡的脸色唰地白了，大声说：“我不是刮民党，也从来没有拿过枪，不过是在旧政府里混一碗饭吃，这种人多得是，芸芸众生一大群，你们总不能都往刮民党那边推吧？”

温局长一拍桌子说：“什么你们我们的，让你新生给你工作就是恩情大无边，楚界汉河你倒分得清，是不是心怀不满哪？”

马武说：“温局长说得对，东方淡不能管老虎，管老虎就得消灭老虎，就得拿枪，拿了枪还得了？我提议我和他对调一下，管树是不需要武装的，用锯子锯就是了。”

温局长沉吟着：“也好，地上跑的就归你了。天上飞的也得用枪用炮，朱有田和赵伯欣干脆也调换一下。管树管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给你们一个机会好好工作，共产党是重表现的。”

赵伯欣连连点头。东方淡绷着脸不说话。

温局长又说：“我们的工作是从数数开始的，首先要数清楚，看我们到底有多少家底。”

散会了。

温局长把我留下说：“你今天看见了，这些人念念不忘枪杆子，一有机会就想表现。给你个任务，监视东方淡、赵伯欣、周敬福三个人，你是刚从学校出来的，他们不提防。”

我顿时很紧张，说：“我……我不会监视。”

温局长说：“这好办，他们背后说什么做什么，你记下来向我报告。”看我愣着，他又说：“你要主动接近他们，让他们相信你。”

我点着头说：“我是不是先跟他们交朋友？”

温局长说：“对对对，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不能跟他们讲义气。”

我说：“这我知道。”

从我们家到林业局，要经过好几条街。为了主动接近，我对东方淡说：

“有三条街上的树我帮你数过了，一共六十棵，你再数一遍，看跟我数的一样不一样。”

东方淡说：“那就以你数的为准，咱们不要重复劳动，三条街是六十棵，三十条街是六百棵，哈国城有多少条街，一乘就全知道了。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城外，是森林。”

我说：“哪里有森林？你怎么知道？”

东方淡说：“普查呀，要跋山涉水到处奔走，查清哪儿有树哪儿有林，采集标本，搞清都是什么树，有多少品种，然后归类登记，印成书，以后人们查起来就方便了。有人一辈子都在找植物，发现物种多了，就成大科学家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他说：“这算什么，赵伯欣知道的才多呢！在咱们这儿，他算是个权威。”

我说：“赵伯欣怎么是权威，温局长才是权威。”

东方淡冷笑一声说：“他还不如你，你还是个中学生，他呢？哼。”

东方淡说罢就离开了我。我很失望，觉得他要是再说下去很可能就要反对政府了。

我又去找赵伯欣。

我说：“听东方淡说你是权威，我以后跟你学。”

赵伯欣笑笑，说了声“好”。

我说：“你教我，现在就教。”

赵伯欣说：“以后吧，你看我怎么做，慢慢就学会了。”

完了我去找周敬福，也说起向他学习的事。

周敬福冲我笑笑说：“你跟我学什么？我跟你差不多。”然后就不理我了。

周敬福不爱说话，却喜欢唱歌，浑厚的男低音，忧伤得叫人不知死了好还是活着好。

白色的浓雾阵阵升起，

迷住了我的双眼和茫茫大地，

有一首哀歌回荡在心里，

我欲唱又止将隐痛藏起。

我一听他唱这首歌鼻子就发酸，就感到有一种东西在胸腔里浮上来沉下去，就忘了自己还有监视他的任务，呆钝地停留在一种悲沉而辽阔的境界里，久久不能自拔。

大概是歌声的感染吧，我虽然痛恨周敬福的冷淡，但从来没有给温局长报告过周敬福的言行。所以每次等我报告了东方淡和赵伯欣的情况后，温局长总要问：

“周敬福干什么了？”

我说：“上街数虫子了。”

温局长问：“他不说话？”

我说：“他不说话，就唱歌。”

有一次温局长说：“他唱什么歌你给我学学。”

我就学着唱起来。

温局长皱着眉头听着，半晌说：“国民党里没有这种歌，共产党里也没有。”

我说：“那就让他唱吧，咱不管他。”

温局长说：“他都唱出‘藏起’了，怎么能不管？你知道他要把什么藏起？他要把不满藏起。新社会了，他不满什么你知道吗？你给我好好监视他，他这个人大有名堂哩。”

但我仍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名堂。我甚至下班后跟踪过周敬福两次，每次都看到他哪儿也没去，就回家了。

城市的花草树木以及飞禽走兽、蚂蚁蜘蛛很快数完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数的，反正他们每人都报了一串数字。温局长让我造表把那些数字都登记上。我一边登记一边问他们：

“马武，七只狼是怎么回事？我在哈国城长大，从来没听说过哈国城有狼。”

【文、】马武说：“有，我看见了。”

【人、】我说：“你看见的肯定是狗。”

【书、】马武叫起来：“你以为我连狗都不认识？狗有一个营，都是能咬死人的那种狗。”

【屋、】我说：“咬死人的狗我也没见过。”

马武说：“是我管还是你管？你登记就是了。”

我登记着，又问朱有田：“麻雀十万、乌鸦十万、野鸽子十万、老鹰十万，怎么都是十万？”

朱有田得意地一笑道：“说明我管的多呗，我是司令，别人都是团长、营长。”

我只好都写了十万。又问刘展红：“你光说红花九千朵、蓝花五千朵、紫花六千朵、白花五千朵，到底是什么花？”

刘展红说：“我哪里知道，我问过温局长，温局长也不知道。”

我说：“那你问问老百姓啊，老百姓肯定知道。”

刘展红说：“我问了，稀奇古怪的名字我不会写。”

我问周敬福：“怎么你管的蜘蛛才二十个？屎壳郎才六个？”

周敬福说：“我就见过这么多。”

我又说：“蚂蚁六亿五千万个，你是不是扒开蚂蚁窝数过？”

周敬福说：“是的。”

我说：“一窝蚂蚁乱糟糟地胡爬，能数得清楚？”

周敬福说：“踩死了数。”

我一边记着一边说：“好，这个办法好。”

朱有田喊起来：“都踩死了，不是没有了吗？你成光杆司令啦。”

我一愣：“对啊。”再看周敬福，周敬福毫无表情，显然他是知道踩死就没有了的道理的。我说：“那这六亿五千万蚂蚁还登不登了？”

朱有田说：“不能登，都死毬完了，他管什么？”

马武说：“要登要登，管它就是要让它死，要是死了都不算，那我还打不打老虎，打不打狼了？不打老虎不打狼就不给我发枪了。”

朱有田嘿嘿笑着说：“天上飞的一个都不能死，我的人马越来越多，谁打死鸟我就打死谁，我更需要枪。”

东方淡对我说：“你就登记上吧，不登周敬福不是白数了？”

我想也对，就不顾朱有田的反对将数字登记在了表上。接着登记树木，我问东方淡：“木会是什么树？”

东方淡说：“不是木会树，是桧（贵）树。”

马武嘲笑道：“贵树？人有贵贱这我知道，树怎么也有贵贱？”

东方淡说：“只要是生命都有高贵与卑贱之分。”

我说：“不是贵贱的贵吧？”

东方淡说：“你给他解释什么？”

朱有田嘿嘿一笑说：“高贵的在哪里？在天上。”

我说：“地上肯定也有贵重的，少了就贵重，比如赵伯欣写的这个虎耳草科绣球花属东陵八仙草，不贵重能叫这么好听的名字？”

马武说：“这是什么名字？有这样给烂草烂花起名字的吗？我一镰刀把它割了，看它再贵重。”

朱有田说：“什么科长什么署长的，你自己草民一个你管得了？烂草也科长，那天上飞的不就局长省长啦？”

我一听他这么说，赶紧拿出本子记下来，心想他把局长省长说成是天上飞的，那不就是飞禽走兽了？而且，他管着天上飞的，照他这么说，局长省长也归他管了。我想马上就去报告，突然又很沮丧，这是朱有田，不是旧职员或者旧林校的老师，温局长可没有让我监视他。

想不到我没有报告朱有田，他倒报告了我。朱有田钻到温局长的办公室里，说我偏向周敬福，给周敬福登记死蚂蚁。

他说：“一登记就是六亿五千万，我管的天上飞的再多也超他不过了。”

温局长严肃地思考着，说：“他管的是不能超过你管的，你去找文书重新登记，就说你管的麻雀有十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