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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獒的精神-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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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部人在西部的时候，常常被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老家在哪里？这就是说每一个西部人都必须把“我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表述成一个形而下的答案：我老家是湖北的。西部人要是离开了西部，又会常常被人问到：你老家在哪里？这次西部人就有些踌躇了，他想说自己生活工作过的某一个西部省区，又觉得自己的籍贯尤其是原籍或者祖籍根本与西部没有关系，想提到那个其实跟他的成长和人格形成八竿子够不着的原籍或者祖籍，又觉得自己从里到外、从小到大都是个地道的西部人，与所谓的原籍毫无瓜葛。踌躇再三，只好详细作答：我老家在河北，五三年父母去了新疆，我从小在新疆长大。诸如此类的回答比比皆是。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连提问题的人也变得精明起来，他不问“你老家在哪里”，而只问“你出生在什么地方”。这样一来就便于回答了，出生地实际上就是那个“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的“快乐老家”，就是那个“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的美丽故乡。
然而，确定了故乡并不等于确定了对故乡的态度，离开西部的不用说会经常提醒自己或表白自己是个西部人，而长期生活在西部的倒是很不愿意让别人以为自己就是个土生土长的西部人。他们喜欢说自己是“下边人”或者“口外人”，因为“下边人”和“口外人”本身就代表一种身份、一种优越感、一种令人一时半会儿看不清楚的深远的背景。西部的人是不排外的，不仅不排外，还有一点谦卑，总觉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至少他们比土生土长的人会说话，有见识，脑子活。于是常常会有人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自豪地告诉别人：我们老家是下边的。是的，他没有骗人，在西部的许多地方比如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其实根本就没有土生土长的汉族人，汉族人都是移民，有古代的移民更有近代的移民。西部的历史，如果能够把它劈成两半，一半自然是土著发展史，一半就是汉族移民史。
汉族的移民可以追溯到秦代，由陇西开始，渐渐地一步一个台阶地向西向高而远的地方渗透，依次应该是河西甘肃、河湟青海、朔方宁夏，接着就是古丝绸之路坚忍不拔的拓展，祁连山北南两线成了移民进入新疆腹地的必由之路，然后就是“胡服汉家郎，羌笛丝锦帐”的融合，就是“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的情景，就是“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异化。尤其是唐代以降，大西域的土地上，远方的汉籍移民源源而来，蜂屯蚁聚，星罗棋布，其成分有商贾，有流徒，有戍卒，有战俘，有屯田者的群落（类似后来的建设兵团），还有混血的后裔、汉化的边民。他们在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里，渐渐丢弃了强迫移民带给他们的沉重悲哀，把自己向来的旧习完全打碎，然后融汇到腥膻万里的壮猛风土中，成了一片和当地的物候时令、地理风貌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西部人的人文风景。有了这样一些古代的移民风景，近代的移民就显得不那么悲壮、不那么哀恸、也不那么突兀莫名了。
近代移民尤其是近五十年的移民是西部移民的历史高峰，在这个高峰里，强迫移民一变而为志愿移民，虽然还有一部分押送而来的刑徒和流放而来的劳役，但多数却是在“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下意气而来的拓荒人和建设者，是“跑东跑西，吃饭穿衣”的盲流、生意人和打工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五十年的西部移民已经远远超过了几千年的移民总数，几乎所有深藏不露的神秘一角、远而又远的边关要塞都有了汉族人的足迹。他们是一些一来西部就想当家做主的人，是一些命运把艰难困苦做了最华丽的包装之后送给他们做礼物的人，是一些激动的婚媾一完就悲观失望但又必须厮守到底的人，更是一些用生命、鲜血、汗水、意志、思想、痛苦打造了西部当代开发史的人。他们人微言轻却作用非凡，那些寂寞了无数个世纪的荒原厚土，在他们一见之下惊叫不迭的声音中突然就变成了农场、牧场、家园、企业；那些孤眠了多少个春秋的河山湖泽，在他们永不放弃赞叹的描述中突然就声名远扬而成了旅游胜地、探险工厂。
这就是移民，是除了当地少数民族之外的“西部人”的形成，是关于“我从哪里来”的源流本末的回答。它因此让我们知道了形成西部人特性的三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生存目标杂糅到一起来了；那就是西部空广寒凉的自然对人从外表到心理的抟捏塑造；那就是包括宗教在内的多种文化背景在碰撞碎裂后的新一轮整合。
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人带着本土的人文细菌来到了一个必须近距离集中厮守才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这些人文细菌便互相打架、交叉传播，或者叫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很快形成了一个左右着移民内部关系的始“乱”终“治”的交流平台。实际上，人文细菌的感染比起生物细菌的感染来，更具有潜在的力量，主动进攻和主动吸纳的姿态作用于人的欲望和思想，时时刻刻都在撕破封闭僵硬的外表，互相间的适应、迁就、学习、容忍，乃至玄黄不辨，水乳不分，将会蘖生出新一代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种子，那便是八方移民在这个簇新群落里渐渐开花的精神气质，便是西部人“九转丹砂牢拾取”的秉性与格调。因为人人都已经不是乡土氛围里的那个人，人人都在变异的途中，都还没有定型，还是一摊有待晾干的白乳胶，所以就呈现出格外强大的黏合力，谁碰上就会黏住谁。
就拿上海人为例吧，这是一个自恋意识很强、自我感觉极好、视所有外埠人为乡下人的高傲的群体，但据我的观察，来到西部的上海人恰恰又是最容易改变自己的，摸爬滚打一两年就是一个像模像样的西部人了。而西部人到了上海，却很少能变成上海人的。由于工厂的集体搬迁、技术人才的大批西援、知识分子的不断支边，以及下放和流放的存在，许多上海人在移民的西部度过了虽然土气却不平庸的一生，他们身上既有河南人的味道，又有陕西人的做派，还有山东人的姿态。仔细一问，你就会知道，他们是河南人的邻居，陕西人的同事，山东人的亲戚，众多的“群体特性”一搅一合，再加上自然和文化的渗透作用，他们离正宗的上海人就越来越远，几乎已经面目全非了。至于他们的儿孙，就更是脱胎换骨，不是离上海人远了，而是根本就没有上海人的影子了。
一家报社要召开一个很重要的编前会，通知下午不准请假，一个必须参加会议的上海人急了，立马打电话给总编辑说：“下午的假我是请定了，某某某要搬家，昨天就说好我要去帮忙的，要是不去怎么跟人家解释？”把做人的诚信和助人为乐看得比开编前会还要重要的，不会是那些在高楼阔厦之间穿梭往来兢兢业业的上海人。1977年我去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采访，到达的时候已经黄昏，在街上碰到水文站的上海人钱佩衡。老钱说：“你是小杨吧？我认识你，你去年来我们单位采访过。刚到吧？吃饭了没有？还没有？正好我也没吃，走走走，到我家去吃。”动不动就把半生不熟的人请到家里来吃饭的，不可能是过去那些在小弄堂里低屋檐下咸菜泡饭的上海人。有一次我在饭桌上和青海商业厅的一位朋友聊天，他问我：“你认识老金吧？”我说：“认识啊，你们系统的干部，经常给报纸写一点通讯报道，是个上海人，十五岁就来到了西部。”朋友说：“他被人打断了一根肋骨，住院了。”朋友接着告诉我，半个月前，他们系统的几个人去拉萨办事，半路上和一帮贩牛鞭的汉子发生了口角，没想到首先吼起来、跳起来、动起手来的竟是上海人老金。他打肿了人家的眼睛，人家打断了他的肋骨。遇到这种硬碰硬的事儿，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不可能是那些在甜丝丝的功利而狭小的人际圈子里精明圆滑着的上海人。（在这里我当然没有对上海人说三道四的意思，任何一种做派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也许正是那些被来西部的上海人丢弃的上海人的本色，才成就了今天的大上海，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瞧瞧，我也变得圆滑起来了。）
来西部的上海人变了，彻头彻尾地变成西部人了。这就是移民内部五湖四海杂糅交流的作用，在这个作用的推动下，所有的移民都把从“老家”带来的“本性”丢弃在了新的人群组合中。为了在这个变幻不定的组合中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尽快赢得尊重也赢得存在下去的机会，他们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喜新厌旧起来，扮演着“薄幸人”、“负心汉”的角色，不无痛苦地迅速走完了人格再造的最初几步。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在生存和发展的层面上，这个胜利意味着另一个胜利的开始，那就是活着，继续活下去，一直活下去，然后多少有一点作为，有一点无愧于生命的创造。
对西部人来说，活下去并且有所作为的最大障碍当然不是来源于人类内部，而是来源于严酷的自然和封闭的地理。也就是说，你必须长期面对沙暴的骚扰、狂风的吹打、寒流的围困、雪灾的侵袭、缺氧的折磨、干旱的逼迫、荒凉的包抄、寂寞的摧残，乃至生命的考验和死亡的威胁，必须时刻忍受“风头如刀面如割”的外部世界对人从外表到心理的全方位的打击。打击是在所难免的，通过打击让环境对人重新进行抟捏塑造也是在所难免的。当一场风沙把柴达木油田三十厘米直径的钢管吹得鞠躬九十度，把厂区内钢筋水泥的大烟囱吹裂吹倒，把篮球架和活动板房吹得满地打滚，把钢铁的采油树吹得东倒西歪，把十几吨重的立地生根的磕头机吹得掉头就走，把所有直立的物体都吹得不再直立的时候，人怎么办呢？人也是直立的，人在狂飙中甚至连挣扎着满地打滚的资格都没有，只配蓬舟似的凌空而起，和帐篷屋顶、柴油机一起摔向沙漠，摔向嘎斯库勒湖边的大沼泽。但是在世界海拔最高的油沙山井区，钻井队的工人们一个也没有爬下，更没有蓬舟升天。他们在山顶上、井架前挺立着，直到一天一夜后风小沙住。能够挺立的原因很简单，几百个工人手挽着手，身贴着身，挽了一排又一排，贴了一圈又一圈，风过处，只吹起一片黑色的头发呼啦啦飘扬。我很早就听说过这件事，很早就意识到它不过是一个象征，并不代表所有西部人日常生活的普遍状态，但它却在本源的意义上诠释了西部的人际关系的走向，诠释了西部人隐藏在恐惧后面的心理趋势，正如一首石油工人的墙报诗所表露的那样：“你靠我，我靠你，拉起手来活下去；你有线，我有衣，绑在一起抗天气；王张李，人心齐，雪是炒面风是屁。”这虽然浪漫得有点“跃进诗”的感觉，但它却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说明了一个生存之道：在暴虐残忍的自然面前，人和人的关系只能是依附、相助、同生、共死的关系。灾难随时都会降临，生存的家园随时都会变成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之地，当西部人握着毒蛇、骑着老虎势孤计穷的时候，他们就会本能地服从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求生原则：只有依靠同类的力量、团帮的精神，才能让每一个个体的人从困厄中走出来，活下去且有一点人的作为。人变了，不再是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不再是急火攻心、四面树敌的，不再是自我膨胀、偏执疯狂的，不再是嘀嘀咕咕、婆婆妈妈的，不再是纠纷无限、落井下石的。
当然西部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如此明朗的意欲和风度，对他们来说，是孬是好，是进是退，总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总是无可奈何的照办，总是要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他们和别处的人一样，也有难填的欲豁、无度的贪求，也有一文如命、争多论少的时候，但他们总会比别处的人更快、更多、更频繁地遇到阻隔，或者领受到教训甚至是致命的教训。
可可西里无人区南部金场有一座黄金台，自从有人从黄金台上挖出大金子（成块的砂金）以后，这里的原始阒寂就再也回不来了，年年都有为了地盘的争斗，都有头破血流、断手断臂、毁车死人的事件发生。1988年的争斗尤为激烈，金客双方都动用了器械：铁锨、镢头、砍刀、斧头，甚至枪。谁也不肯认输，彼此都想打赢，难分难解，不可收拾。就在这个时候，老天不答应了，暗云低伏，北风飕飕，一阵奇寒突袭而来，因为打斗而延宕了时间的金客们突然发现：雪灾降临了。大雪铺天盖地，一下子浇熄了这场黄金争夺战，明白如话地告诉人们：要是再逗留下去，此处即是葬身之地。金客们丢下器械丢下黄金台纷纷撤离。纷纷撤离的金客们是互相拉扯着才走出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打得不可开交的两拨人是互相拉扯着才走出大雪覆盖的死亡之地的——你有面，我有油，换；你有药，我有水，换；你有牲口，我有饲料，换。后来就不分彼此了，换与不换都取消了，杀了牲口大家吃，化开积雪大家喝，等到半个月以后他们到达安全地点时，两拨敌对的金客已是称兄道弟，难分难舍了。这是一个“出于水火而登之衽席”的启示：你必须依靠群体，依靠更大的群体，才可以保全性命，走完该走的路。西部人的群体意识就是在这种不断重复的灾难性事件面前一次次地得到了强化。虽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在黄金台上大雪灾里身临其境的经历，但它传递出的强烈信息却日益变为一种只属于西部的集体无意识：同舟共济，旅进旅退，物与民胞，存亡有靠。就像西部谚语说的那样：“一股麻线一股风，十股麻线遮一冬；十间房子百口人，没有你们我活不成。”还有：“靠人是宝，越多越好。”还有：“三个人的热气儿，胜过一斗煤渣儿。”还有：“人人亲家（见人就叫亲家），走遍天下，个个阿爸，吃香喝辣。”
在这里我特别想应用的是这样一条谚语：“见人张张口，见狗弯弯腰，见山磕磕头，见水拱拱手。”见人张口、见狗弯腰说的是对人的友好（见了人家豢养的狗都要弯腰，态度之殷勤都有点巴结讨好的嫌疑了）。见山磕头、见水拱手说的是对自然的敬畏。敬畏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而且是无穷无尽的敬畏，是那种能够让自己感动起来、情绪化起来的敬畏，是以宗教的虔诚小心翼翼地对待时刻包围着你的长风疾雪、白山黑水、旱沙干野、荒林大泽的敬畏。有了这种贵贱不渝的敬畏，才会有西部人对自然环境被迫的同时也有韧性的挑战（活着就是挑战），才会有他们对自然万物异乎寻常的重视，这种重视既表现为惧怕和防范，也表现为赞美和亲近。西部的人，一个个都是山河之友、荒原之子，一个个都对冰凉的自然充满了亲近时的激动，充满了“直教生死相许”的情人般的缠绵。“我爱青山，青山爱我”，大自然对人少不了也是缠绵的，不过是“母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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