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的精神-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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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都能够承诺并且坚决做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原子弹和氢弹之类的核武器不就变成一堆废物了吗？行走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马路上，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所有的研制都等于零，所有的爆炸试验都不过是为了对付核威胁与核讹诈而做做样子，所有的核武器——全世界的核武器最终都变成一堆废物、一种古玩、一枚纪念品，一个被人遗忘的邪恶的咒语。

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曾是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实现了；实现了以后，我们的梦想又变成了“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梦想，是从“有为”到“无为”的升华，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就好比太阳，升起之后必然要降落；就好比登山，上去之后必然要下来；就好比旅游，到达之后必然要回归。——这是我们的行为艺术，创造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彻底毁掉它；用途也许没有，过程就是一切。

化剑为犁的信息出现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存在了三十年以后。

1987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二二一厂。

1993年7月，经国务院和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青海省海北州首府从门源县浩门镇迁往二二一厂。州府迁来后，此地被命名为西海镇。

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这个基地位于青海省，曾为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作出了历史贡献。”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暂停一切核试验。

二二一厂终于成了全世界第一个退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曾经被它的神秘堵挡在视域之外的我们，终于可以来到这里，来到依旧缠绵在情歌里的金银滩，随便走走，随便看看，当然也可以随便唱唱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座工厂，

人们经过了它的厂房，

谁也不敢留恋的张望。

边走边唱，陪着我的朋友不时地指给我看。

这就是二二一厂纪念碑。高二十五米的花岗岩碑体上，是前国防部长张爱萍的题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碑顶是一颗银色的圆球，那是原子弹的模型。碑体下方是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的蘑菇云浮雕，那是升起的造型，是漫与天接的姿态。

这里是“18甲区”，过去原子城的指挥中心。有一座很普通的三层楼，叫“将军楼”，昔日中国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和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也许还有陈妤）等一些科学家就居住和工作在这里。

这里是负责火工和组装的二分厂，也叫总装厂。有围墙，墙上有铁丝网，门口有哨亭，围墙四周是瞭望角楼，半掩体的总装车间就像绿浪中露出水面的赭色岛礁，上面有鹰的窝巢。

这里是进行无线电系统控制和铀部件加工的一分厂；这里是负责核物理和放射性化学试验的七分厂；这里是供电、供热、供火的四分厂。这里是三分厂，不知道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一座铝厂了。

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立着“退役工程竣工纪念”碑的“亚洲第一坑”，在它的下面，深深掩埋着所有的放射性污染物：设备、工具、材料、工号、拆毁的厂房以及衣物，不是土埋，是用可以阻挡一切辐射的金属的密封覆盖。这项工程耗资一千多万元，竣工以后，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等权威单位，组织了三十多位专家，按国际标准进行了严格测试，证明其终态安全是有保证的，完全符合退役标准。也就是说，没有污染了。

陪着我的朋友请我在帐篷宾馆吃饭。一望无际的草原、纤尘不染的蓝天、高高飞翔的雄鹰、悠然吃草的羊群，这是金银滩的本来面貌，是和平宁静的田园，是我们的梦。还有歌声，藏族女歌手央金给我们唱起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惊奇地发现，这首情歌由她那高亢尖亮的嗓音唱出来，就不仅是优美而舒展的了。我听到了旷野里疾风呼啸般的爱的呐喊，听到了放浪中宽广无边的忧伤，听到了期待中的颤抖、月光下的寂寞。寂寞啊，爱情是寂寞的，原子弹是寂寞的，因为它们都在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如今虽然不时有远道而来的参观者，但那种天高地厚的寂寞依然是过去的模样。

金银滩产生了“中国最著名爱情歌曲”，也产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这莫非是天作之合？爱情和原子弹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两种对抗——干戈和玉帛、冰雪和烈火、恐怖和感动，也代表了呈现于人类的两种生活常态：追求幸福和反对战争。它们都可能是悲剧，也都可能是喜剧；都可能是阳光，也都可能是阴影。它们互为因果，互为衬托，互为依存的背景。爱情因为有了原子弹，而显得强大无比；原子弹因为有了爱情，而显得温柔有加。它们统一在我们的生存哲学里，给我们壮胆，给我们许多不会惊醒的睡眠，给我们一个个气定神闲、处之晏然的日子，使我们不再因失恋而哭泣，不再因恐怖而发抖，不再因爱情和原子弹什么都没有而惶惶不可终日。

和平，宁静，给你，永远。

就要离开金银滩了，我又一次想起了陈妤。陈妤要是不走呢？不，她总会离去的，就像核武器总会从我们眼前消失。她去了一个更加遥远的地方，她一去，原子城的西海镇、情歌回荡的金银滩就显得不再遥远了。

我们在已经不再遥远的金银滩神往地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遥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

妙音

永远忘不了楚玛尔河沿江央寺的印经喇嘛云丹多吉。他说过他一辈子都在印经，在布上印，在纸上印，在羊皮树皮上印。除了印他还雕刻。有一次他把经文刻在木质的经筒上，那经筒很大，约有十米的高度，近五米的直径。油漆之后他和他的寺友把经筒抬进河里，悬空安装在水中。于是急流冲击着经筒，经筒不停地转啊转，日复一日。

经筒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遍经。自然的伟力代替着人的力量，也代替着人的虔诚和执着。这一种统一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统一完了就是分裂。夏天，楚玛尔河发大水，把经筒冲走了。云丹多吉说：“水去了哪里经筒就去了哪里，它去了通天河你信不信？去了金沙江你信不信？去了川西川南你信不信？去了大海大洋你信不信？”我不停地点着头。他又说：“经筒去了就不回来了你信不信？”这我就更信了。

同样不回来的还有那雕刻的艺术，有那一往无前的痴迷所创造的信仰的文字，还有力量——那种永不复返同时也永远滋蔓着的力量。那是情感的力量，绝对是情感的，而不是肉体的。云丹多吉说：“我也要去的，总有一天我也要去的，去另一个世界，在未来，在海上，在晶莹的山上，在原野，那个碧绿连天涌的原野。”

然而，水还是水，今天减少了，明天增多了，去了的永远去了，来了的永远来了，长流不息。

云丹多吉说：“我想啊，从那时起我就想，不用转经筒行不行呢？不用把经文刻在经筒上再把它放进水里行不行呢？因为当神灵希望经筒漂过长长的河水，漂进大海的时候，我不能每天往河里放一只经筒哪。我要是把经文刻在水里，每天都刻十万八千句，等满河满海都是经文了，我也就可以去了。二十四臂的白玛哈嘎拉（护法神）说：‘功德圆满的人，你可以去了，跟着你华丽的经文，漂到海上那座光明的殿堂里去吧。’”

老喇嘛云丹多吉坐在河边，从此有了对水刻艺术的幻想，而我也从此有了对水刻艺术的等待。我发现了希腊风格的菩萨，那是刻在木头上的；我发现了大威德怖畏金刚的原初造型，那是泥雕的；我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的《甘露》，那是刻在岩石上的。我还发现了刻在钢板上的、橡皮上的、塑料上的甚至肉体上的六字真言，唯独没有看到水的雕刻，哪怕一笔一画。

有时候想，云丹多吉啊，还有我，不必幻想，也不必等待，世界上不会有水刻艺术，因为水是流动的。

又想，正因为水是流动的，才有了这幻想，这等待，才有了云丹多吉静默的宗教——我想象他每日坐在河边，望枯了眼睛还要望着那水，苦思冥想。这就是生活，生活的全部，平静而伟大的佛陀式的存在方式。云丹多吉仿佛已经死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呼吸还是畅通无阻，就已经死了。或者说，他死了以后，心脏还会跳动，呼吸还会畅通。他的生命永远在水边，在水里，在冥想中的水刻艺术里。

我于是明白，那是一种献身的目标，是我们称之为理想的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因为永远的虚无而呈现永远的美丽。

楚玛尔河是长江的源头，河沿上的江央寺是宗教的一片莲叶。它起源了人类关于水刻艺术的命题，然后动荡在思维的空间。我发现云丹多吉的精神已经接近人类关于生命永恒的思考极限了，那是一种多么静默、多么高贵的存亡境界。

一切关于终极目标的追求，都将因为意识到水中不能刻上自己的名字而得到慰藉——既然不能刻字那就不刻了，那就变换一种存在的方式把自己溶入水里。或者说，何妨做一股水呢？因势而走，所有的障碍都无法阻拦，所有的洼地都能繁殖思想的鱼虾，所有的流淌即流浪、即漂泊、即无归宿，都是我们的归宿。

同时我发现了徒劳是什么，那些云丹多吉的反面都将因为明白水中不能刻上自己的名字而灰心丧气——你不是在追求金钱美女吗？你不是在迷恋官位声名吗？一切都不过是想在东逝的流水中刻上名字的举动。太愚蠢了，能留下什么痕迹呢？除非你来做水，你是水的一滴。而做水是有条件的——总是从上往下流，而决不是从下往上爬。这就是说，人必须占有思想的高峻、精神的高海拔，才可以得到历史长河的容纳，否则就完蛋，就是爬虫。

我想起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去隔壁办公室倒开水，正碰上人家在暖瓶上刻名字。朋友说：“刻名字干嘛？谁偷你的暖瓶？偷水不就行了，有本事你在开水中刻上你的名字。”刻名字的人说：“你这不是瞎说吗？”

这真是瞎说了，但根据我的经验，大凡真理都是瞎说出来的。假设我们承认这只暖瓶是此人的产品，他在塑料壳上雕刻名字的举动就有可能被认为是追名逐利。暖瓶自然会存在，可是水呢？或许早就没有了。没有水的暖瓶如同没有水的河，能指望它发育出什么来呢？云丹多吉的幻想和我的朋友的说法，或许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一个是要上天堂，一个是要下地狱的，其原因在于：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欢欣的，一个是悲哀的；一个是静默的，一个是嘈杂的。任何人都必须选择其中的一项，但未必知道为什么。

我想起云丹多吉曾经把楚玛尔河里的石头捞到岸上，刻上经文后，又把它请回河里。有个旅游者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呀？”

云丹多吉说：“你问我还是问石头？要是问我，我就说你问石头；要是问石头，石头就会说你问喇嘛。喇嘛不问石头，石头不问喇嘛。所以你啊，还是问问叫你问的那个人吧。”

旅游者摇头：听不懂。

对没有悟性，听不懂的人，你还能说什么呢？

云丹多吉曾经对我说：“我是江央寺的喇嘛，知道江央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妙音。”

第九章　高原的人文与恋歌（3）

无记涅槃

从前，在青海省化隆县的夏琼寺，有一个名叫波且扎西的少年喇嘛，每天天不亮起身，洒扫庭除，煮茶烧饭，伺候他的师傅和别的活佛喇嘛洗漱用膳，然后自己匆匆吃几口糌粑，便去那因多年失修而脱落了壁上彩画的经堂盘腿而坐，或跟着师傅学课，或跟着众喇嘛诵经。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寺院突然失去了清静，先是来人推倒佛像，后是来人捣毁庙堂，忽一日来了更多的人，要把所有僧众抓起来批斗游行。

师傅推他一把说：“你人小，人家不注意，还不快跑？”

他说：“我往哪里跑？”

师傅说：“往家里跑。”

他说：“我没有家。”

师傅说：“我知道你姐你哥你父母六〇年都饿死了，寺院就是你的家，看现在这阵势，你只能往西藏跑了，西藏才有清静的寺院也才有你的家。”

波且扎西偷偷离开了他从五岁失去亲人后就开始做喇嘛的夏琼寺，朝着师傅指给他的方向往西而去。他一路化缘一路走，半年以后来到了西藏拉萨。然而，拉萨也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波及地了，根本就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有的寺院跟夏琼寺的遭遇差不多，有的寺院紧锁了大门，里面静静悄悄没有经声，外面冷冷清清不见香客。在整个拉萨，他没有看到一个穿红衣袈裟的人，活佛和喇嘛都被驱散了，都淹没到俗人俗世里头去了，也没有找到一处能够接纳他的供养三宝的地方。他在拉萨街头流浪了一个月，又用半年多的时间，一路化缘一路走，回到了家乡化隆县。化隆县的夏琼寺已是人去庙空，一片残破景象。他躲进已经没有了佛像的经堂，止不住地号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一个人，那人吃惊地说：“这不是波且扎西吗？好长时间没见你了，你去哪里了？”

他抬头一看，见是个熟悉的香客，正要回答，那人又道：“快走快走，别叫人家看见了，现在没有人待在寺院里，一进寺院就成牛鬼蛇神了。”那人一把拉起他，慌慌张张离开了夏琼寺。

拉他离开夏琼寺的是大巴河林场的汉人李春发。李春发说：“你就跟着我去林场侍弄树木吧，别人问起来，你就说你还俗了，再也不念经了。”从此他便成了大巴河林场的一个少年临时工。

林场场部的墙边有个一人深的土坑，他在坑沿上搭起枯枝，覆上茅草，把李春发送给他的草席和铺盖一铺，那便是家了。步出家门，往前一百米，就是大巴河的乱石滩。

李春发说：“这乱石滩就是你的了，你就在乱石滩上种树吧，种多少算多少，林场食堂管你的吃喝，一个月再给你三块钱的工资。”

他说：“我不要工资，我多吃点饭成不？”

李春发说：“食堂是管饱的，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工资还是要给的。”

他说：“那我就给林场好好干。”

五个月之后，乱石滩上的石头没有了，变成一抹平坡了；第二年又有了几畦绿茸茸的油松苗和两亩扦插在土塄上的青杨苗。油松苗和青杨苗似乎是转眼长大的，很快就是翠绿一片了。

李春发对别人说：“波且扎西过去是寺庙里的人，会念经，他一念经观音菩萨就知道了，观音菩萨给了他一些宝水，宝水泼到哪里，哪里就会密密麻麻长出树木来。”

果如其言，乱石滩上的树林年年扩大，等到波且扎西十六岁的时候，这片树林已经由最早的几亩变成了一百六十亩，树种也不断增加，除了油松和青杨，还有了落叶松、云杉、扁柏和新疆杨。人人都吃惊，这波且扎西怎么这么能耐，只要经过他的手，不管什么树都会疯了似的往粗往高里长。而对此，波且扎西本人并不觉得。他只知道天一亮就起床，干馍就茶填饱肚子，然后进树林，平地，挖坑，栽苗，浇水；中间除了去林场食堂吃午饭和晚饭，他是从不休息的，直干到星光满天，万籁俱寂，才会回到他在树林中间给自己盖起的那座土坯房里，一觉睡到天亮。

时间不居，转眼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