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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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看见街上的人行色匆忙，除非天气特别冷。他们已习惯踉踉跄跄地走路了。”
赖希告诉他，在某家俱乐部的墙上贴着这样的标语：列宁说：“时间就是金钱”。
本雅明不无讽刺地评价到：“说出这样的陈词滥调还得把最高权威抬出来。”或许
3　位作家的所闻所感有些片面，但也基本上切中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确实，俄罗
斯民族的性格是复杂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性格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
一位德国史学家曾这样说：“俄罗斯人和蔼而残忍，活泼而野蛮，热情而郁闷，生
活有朝气，好学习而不求其解，计划虽然深远可是大多有始无终。”

　　　　俄罗斯民族的自负、自大、自以为是就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着力批评的
国民劣根性之一。果戈理在《死魂灵》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俄国人，他称他们具有
“俄国式的骄傲”。他说：“我们中间好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过分地夸大俄国
人的优点，他们不在发展这些优点，反而只想拿来夸耀，拿来对欧洲人叫喊：‘外
国人哪，你们看哪，我们好过你们哪！’这种骄傲是非常有害的，既激恼别人，又
伤害自己，世上最好的行为将因自夸而低贱。……在我则与其矜夸，毋宁暂时的败
兴。”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自大心理呢？一方面是由于其固有的民族性格之—
——“实用式保守主义”：倾向于安于现状，对时代的变化反映较为迟钝；现实生
活中，从不追逐时代前进的潮流，一味地躲在自己的角落中不闻不问，任凭外部世
界翻天覆地地变化。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俄国人是快乐的，因为他们不知道
自己有多穷，生活有多糟。”另一方面，就是当时苏联舆论的片面性宣传，以及苏
联与外界信息沟通不畅，致使苏联普通百姓对自身和对苏联无法形成全面和正确的
评价。

　　　　通过普通百姓，作家们又在审视苏联社会。在作家看来，人们的个性在消失。
“第一眼看去，这里个人是混在群众里面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以至于谈到人事
时候，似乎不需说‘众人’，而说一个‘人’就够了。”这不仅反映在人们日常衣
装打扮上，也反映在家居布局上。“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的服装。”罗兰
看到人们“穿的全是白色短袖上衣，粗布裙子、光着头，没有一点穿戴雅致的迹象。”
本雅明则认为人们的外表很一致，很无产阶级化。家居布局方面，集体农庄的住宅
给人一种完全消失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
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留念。各个住宅都
可以互相交换。”而那里的人们却还自乐地说：“房间只是睡觉用的窝巢，生活乐
趣都是在俱乐部，文化公园，以及一切集会地方过的。”但这会使人不禁发问：只
有牺牲个人，“解消”（纪德语）个人个性，才能得到的全体幸福，是人们真正追
求的幸福吗？

　　　　　　　　　　　三、衡量一切的标准是“路线”

　　　　舆论宣传的单一性、片面性也是当时苏联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苏维埃
俄国～成立，就处于被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的孤立境地，帝国主义国家虎视眈眈，时
刻准备消灭苏联这一“赤祸”。新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为了巩固无产
阶级政权，维护国家独立，苏俄政府立足于自力更生，努力扩大自己的力量，同时
为保持社会安定，防止反对政府势力的壮大，国家严格控制舆论宣传，一切不利宣
传都被禁止。例如，电影审查就十分地严格，不但题材受到限制，即使在电影或舞
台上表现悲剧性的爱情纠葛也会被视为反革命宣传。旧俄时代的以及国外不利于苏
俄的书籍都不得与苏联读者见面，谁违反规定，就会被镇压，关进监狱，甚至永远
消失。就这样，“与外部世界联系是通过党来进行的。”“信息的获得就受到了苏
联孤立于他国的阻碍。”“毫无疑问，俄罗斯对世界要比世界（除拉丁美洲国家外）
对俄罗斯所知要少。”这虽然是迫不得已的一种举措，也确实在一定时间内取得了
一些成效，但随着时势的发展，无疑是自欺欺人，于事无补，甚至会引起反作用，
带来恶劣的影响。

　　　　而且，苏联还“拉拢”或“欺骗”（纪德语）一些西方文人为其宣传和服务。
在本雅明眼中，“这个国家就剩这么一着了；花钱使人变色，他相信那些来访的泛
着微红光的政客（在左翼反对派或盲目的乐观主义旗帜下）会全然变红。”在纪德
看来，“整个旅途中，确切地说，我们并不是国宾，而是有钱的苏维埃作家协会邀
来的客人。”“我从头未曾在如此奢侈的条件下旅行过，我们坐的是专车或最好的
汽车，住的总是最好的旅馆中最好的房间，最昂贵的、最华丽的，选择得最精致的，
而且，何种的接待！何种的照应！何等的欢迎仪式！到处受人欢呼、恭维、优礼、
庆贺。”这种礼遇曾使作家受宠若惊，但并没有泯灭纪德的良心，因此，当纪德满
是批评意味的日记出版后，苏联领导人、政客和文艺界人士自然大为恼火了。

　　　　在纪德的视野里，那里，“一切比较之点都被除去了。”（除去与那不大令人
留恋的过去时代相比较之外）。“如此，你只好满足人家给你的东西了。这里紧要
的乃在说服人，说：人们是再幸福没有了，说：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幸福。要做到
这个地步，惟有细心隔绝同外界切断交通的这个方法。”同时他也不无讽刺地评价
到：“感谢这个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是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
以为比法国人更加幸福，更加幸福得多。”本雅明提到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
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事情：“梅霍尔德在《欧洲是我们的》（这部剧）里用了一幅地
图——在这幅地图上，西方是俄罗斯所属小半岛构成的复杂体系。这幅地图跟列宁
像一样几成新俄罗斯偶像崇拜的核心。”

　　　　苏联的成立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成功实现。在苏维埃政权
建立之初，列宁就曾宣布：“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
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但是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30
年代，随着最高权力逐渐向总书记斯大林手中转移时，苏联国内政治气氛就变得异
常紧张起来。纪德认真地也不无担忧地思考着：“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
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至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
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
“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
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
觉得的。”“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
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
谈话一般。”这种精神调练是从“最柔嫩的幼年”（纪德语）即开始，致使人们非
常地逆来顺受，这种顺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个偶然的事情，给罗兰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苏联医生普列特尼奥夫奉命为罗兰检查身体，他因为疲劳过度而导致整个
身子软弱无力，检查完成后，医生心有余悸地对罗兰说：“好在今天的报纸写到了
您的疲劳过度，迫使我能说出同样的意思。”罗兰听后，顿时噤若寒蝉。此话道破
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缺乏最基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只能听从报纸，进一步确切
地说是高层领导人的说辞，而完全没有自由发表个人看法，哪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客观事实的权利。纪德则感叹到：“游历过一次苏联，就可以使得我们估计到，我
们在法国还能享受的那个无可估计的思想自由价值，可是时常给我们滥用了。”

　　　　使3　位作家不甚理解的是：在苏联，衡量一切的标准是“路线”。“一件作品
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排斥”“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
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
只关心：这个或那个是否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
讨论的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路线”。纪德在列宁
格勒准备了一篇小演说，打算在一个大学生集会上发表，但经过审查后，人们立刻
就暗示他：这篇稿不是在“路线”之内的，而他准备要说的话是不合时宜的，这在
后来的确应验了。本雅明也是如此，他为苏联的百科大辞典写的歌德辞条同样因为
不在路线之内，而被退回。

　　　　斯大林时代的这种对民主和自由的压制造成了极其不好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人
们生活在一种小心翼翼，紧张畏惧的气氛中，之间缺乏信任，互相监视，从而出现
“两面人现象”。

　　　　曾经写信给纪德的戴尼叶先生的一段话描述“两面人现象”最为贴切，即“我
们所有的同道，那些‘肚子内有汁’的，都将思想和著作隐藏起来，一举一动也须
不断地受抑制。我的有自由观念的朋友，有些是医生，有些是著名教授，都被迫而
有两种性格：外表的，人家看得见的，说话的，表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其他的，
则他们深藏起来，非过几天亲密的生活之后不肯显示于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不信任呢？据纪德分析：在苏联，要揭发某人隐私的时候，是找这人最亲密的朋友
来做，人们不是请求做，而是责令做，若是拒绝这卑鄙工作，那么自己同要救护的
朋友都不免于难，结果人们什么都不信任，甚至连自己的妻儿也包括在内。“每个
人监视着，自己监视着，被人监视着。”就这样，“为避免别人告发，最方便的方
法就是先发制人，何况听到了可疑的话而不立刻报告出来，是要坐牢的。侦探告密，
成为公民道德的一部分。”

　　　　20年代，为新政权生存而努力的苏联居民的日常供应是相当匮乏的。国营商店
的布置十分简陋，本雅明是这样形容一个20年代的商店：“墙上挂着纸板画鼓励农
民和工人联合起来。”“铁锤、镰刀、齿轮和各种工具被荒唐地弄在俄面的纸板上。”
“柜台前挤满了人。没有人的商店倒是卖衣料，但是得售票或者——付现金——价
格高得吓人。”30年代的商店亦是如此，店内“一切都是丑陋的”（纪德语），虽
然一再地努力提高品质，但终究只是差强人意而已。有这样一幅场景：人们排着长
队，大约二百人至三百人，在商店开门前很早就等在商店门前，很安静，这是因为
当天有四百件或五百件椅垫要到，而当时购买的人都达到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
不到晚上，就有可能销售一空洞此人们不得不排着长队等候。不仅用的方面缺乏，
而且粮食方面也是一样。不仅品质低劣，而且数量也很缺乏。物质的如此缺乏必然
带来人们对物质要求的降低，因为选择的余地非常地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还
没有什么‘某人穿得更好’一类的话，人们给你什么，你只好拿什么；只有拿与不
拿的问题。”

　　　　苏联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住宅危机。“我在这里得见几所污秽房屋的最愁
惨的标本，在这国土，这类房屋是不会没有的，其中一切都是不堪人目的”。这是
另一位曾访问苏联并著有《我在苏联探求真理卜书的瓦尔脱·西特令爵士在巴库附
近参观石油工厂的宿舍时发出的感慨，而向导则让他把这些看作是帝制时代一种残
留物，但这种解释是无法让观者信服的。罗兰的妻子玛莎的娘家也同样紧张，一大
家子人要挤在一个小房子里，“那是老街上的一所破旧房子，灰泥已经脱落，走廊
狭窄而弯曲。”本雅明也隐约地提到了住房的紧张，他写到：“此地住房的稀缺产
生如下效应，与其他城市不同，在这里，街道两旁的房屋无论大小，晚上窗户都是
亮着灯的。”而纪德更是认为住房问题前景堪忧。“我恐怕工人住宅问题将每况愈
下。”

　　　　　　　　　　　　　　四、造神与信神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3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作家们在动身
到苏联以前，已经对苏联个人崇拜有所耳闻，但当他们踏上苏联的土地后，还是为
苏联大张旗鼓的“迷信”和“崇拜”的阵势所惊诧。

　　　　其实苏联在斯大林执政之前，就已存在个人迷信月p　就是对列宁的崇拜。本雅
明是20年代中期来到苏联的，他发现、苏联人民很多人家中都挂着列宁像，许多商
店甚至是教室中都悬挂列宁像。“对列宁的偶像崇拜在这里尤为令人难以置信地泛
滥。库斯涅兹基街上有一家专卖列宁像的商店，各种尺寸、各种姿势、各种材料的
都有，在俱乐部的共用室里，可以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也可以看到一尊真人
大小的列宁塑像，一副表情轻松的样子，作演说家状。大多数公共场所都有列宁像，
连厨房和洗衣房都挂着他的小照片。”

　　　　而对列宁的学生、新领袖——斯大林个人的迷信则是越来越出格了。1929年12
月21日，是斯大林50寿辰，报纸上连篇累犊地刊登颂扬文章，把斯大林吹捧成列宁
的惟一助手和列宁事业的惟一继承人，是活着的列宁，就这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开始了。从30年代开始，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都要有一段对斯大林的称颂。在第十七
次党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发言时都要有大段赞扬斯大林的套话。纪德在苏旅行时
就曾碰到这样一件事：到了斯大林的故乡，他想给斯大林发一封电报，表示感谢，
于是他在邮局拟了电报稿，其中写有“向你致敬”云云。但翻译告诉他，在“你”
字后需要加上“劳动者领袖”或者“人民导师”之类的敬语，否则就不给翻译，不
给发电报！最后纪德也只好屈服。他在苏联的演说也常常遇到此类修改，这迫使他
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

　　　　在个人迷信时代，国家的重大问题及其决定对群众是严密封锁的，群众没有批
评的自由。纪德曾评论说：“这就在斯大林和人民之间划下了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
的鸿沟”。不仅如此，他还看到，在苏联，已经把斯大林当作神，看成永不犯错的
人。“斯大林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对；这话等于说，斯大林无论什么事情都对。”罗
兰也提到“斯大林对他来说是个谜。”

　　　　他同样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怎么会允许在苏联出现围绕他的那种气氛不停
地对他大加赞扬？”“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可笑的崇拜，
把一切化为笑谈。”最后罗兰得出一个结论：斯大林好比恺撒，已具有“皇冠所体
现的全部权力。”

　　　　就这样，从叨年代开始斯大林逐渐抛弃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把各种权力都紧
紧地抓在手中。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召开都随他所欲，斯大林实际上正置身于
党的批评和监督之外，凌驾于党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