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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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自由民主。回避现代化，即是抗拒社会进步，却步历史潮流，则必将被历史
所遗弃。

　　　　现代化是一个艰难、曲折和长期的过程，它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方能达到最
终目的。因为现代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现代化事业的实现必然受到旧的、传
统的、历史的、积习的势力的阻碍和反扑，而且为现代化而奋斗的人们还要克服自
身思想和行动中与其奋斗的事业相悖的观念和行为的惰性影响。尤其是在曾经一度
落后于世界的民族和国家里，现代化的历程就更加曲折，因为他们要克服的困难太
多，要走的路更长，而且有可能还要接受“血与火”的先进文明的洗礼，为此要为
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俄国的情况告诉我们，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必须协调同步发展。由于历史
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使各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这是
客观存在的。重要是每一个进行着现代化的国家和在为现代化事业奋斗的人们，要
充分认清协调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地为现代化健康、
稳步、和谐发展创造条件，否则两者关系失调，会导致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断裂，以
至反复。

　　　　俄国的情况告诉我们，现代化是一条民族振兴之路。现代化是把富国强兵、提
高民族素质、增强民族活力作为它的奋斗目标的。彼得一世改革，不仅使俄国从此
脐身于欧洲强国之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俄罗斯民族揖别了野蛮和愚昧，为未来
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
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俄国的综合国力，才使俄罗斯民族摆脱了克里米亚战争惨败的
耻辱。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也正是成功地通过现代化的道路获得了民族独
立和国家主权。现代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和曾经落后的国家更具有特殊的
意义，它是一种为民族利益和未来命运而做的正确的选择，只有现代化才能带来民
族富强、团结、幸福、尊严、自信。



　第十章　　自我放逐的灵魂：俄罗斯侨民之谜

　　　　使命感之于俄国侨民来说，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承担它，而是因为他们无法逃避
它，犹如他们无法自己停止它一样。——俄侨学者纳扎罗夫。

　　　　如果我们将历史的镜头倒放到20世纪30年代，也可以是40年代、50年代，直至
60、70年代，你来到了哈尔滨、上海的大街上，你会经常看到一些与我们肤色不同、
服饰不同、语言不同，甚至是神色不同的人，中国人习惯称他们为“老毛子”，他
们即曾经是在中国居住人数最多的外国人——俄国侨民。

　　　　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俄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动荡，
战争与革命的多次交替、旧政权的倾覆与新政权的初立、新旧势力的反复搏杀、新
政权的困顿与冒进，当权者的暴戾与政治上的不宽容、新战争的不期而至和对新和
平的艰难等待，等等，已经为20世纪俄国历史打下了深深的印迹。对于经历了这个
时代种种巨变的人们来说，他们或许是幸运的，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俄国几百年来
未有过的沧桑巨变，但他们更是不幸的，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一个个政治旋涡
里挣扎以图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但是它给人们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对心灵的
冲击和精神的震撼。

　　　　俄国侨民身居世界各地，杂处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然而，在他们中间，
世世代代，那条“俄罗斯根”‘没有变质，对祖国、对民族的强烈归属感没有消失。
这仍然是一种独特的“俄罗斯性格”。

　　　　　　　　　　　一、自我放逐：踏上背井离乡路

　　　　由于地域相连、文化相通、宗教信仰接近，在俄国历史上，无论是俄国人移居
欧洲其他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的人移居俄国都是很普遍的事情，甚至连俄国的最高
统治者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一世（执政1725—1727年）和叶卡特琳娜二世（执政1762
—1796年）都是通过联姻入主俄国的，俄国历代沙皇也大都有长期侨居或游历欧洲
的习惯。

　　　　对于普通的俄国居民来说，他们移居国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原因，俄国
是一个将野蛮落后的农奴制保存到19世纪中期的国家，一些农民不堪忍受而逃亡国
外。另外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直至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一些获得人身自由但失
去土地的农民、手工业者和领地工人移居北美和南美国家的高潮。文化原因，俄国
文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相对西欧是落后的，因此从18世纪起有许多贵族子弟和
平民子弟长期在欧洲国家学习，又如俄国艺术学院资助画家长期居住在意大利从事
艺术创作。战争原因，自彼得一世（执政1682—1725年）时代始，俄国一直在为
“出海口”、“天然疆界”与西欧列强争霸，许多俄国人为躲避战乱或因边界的变
动而移居国外。政治原因，因反对专制制度的统治和沙皇政权的迫害，因统治阶级
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政见分歧而移居国外。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的人是伊凡四世的
近臣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库尔宾斯基（1528—1583年），他因反对伊凡四世的
特辖制改革而被迫1564年12月逃亡立陶宛，并且在国外与伊凡四世通过信函进行政
治论战近20年之久。但仅就政治原因而言，它在19世纪30－40年代前的俄国侨民中
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具有批判主义精神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
还没有形成，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相当强大，专制主义的文化根基相当深厚，沙皇
政府的政治反对派相对弱小。而且从18世纪开始，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完全人身自
由的贵族到欧洲旅行和移居都受政府的限制，贵族自由出人国境只是从19世纪50年
代的下半期才成为可能。20世纪前移居国外的俄国人大部分来自俄国境内的非俄罗
斯民族，人数最多的是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此外包括波兰人、芬兰人、
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但是他们到了别的国家后，就常常被当地人当作俄罗斯人
（族），原因可能是俄侨中讲俄语和信仰东正教的人较多。

　　　　整个20世纪，俄国（苏联）发生了四次较大的移民浪潮：第一次发生于两次世
界大战间。因1900年以来连续的政治风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特别是1917年
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出现的严重的政治对立，陆续有200　多万俄国居民移居国外。
第二次浪潮发生于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主要在苏联强迫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
后，当地的居民大量移居国外。爱沙尼亚有占总人口6　％（约16万人）的爱沙尼亚
族人移居海外。拉脱维亚从40年代开始强制集体化运动，有近20万人移居瑞典、澳
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立陶宛居民也大量移居美国，苏联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1959
年立陶宛的居民总数低于1939年的居民总数。其他非俄罗斯民族也有较大的移居规
模。据西方学者统计：到70年代初，大约有200　万立陶宛人居住在境外，有170　万
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境外（其中美国40万人，伊朗20万人，法国17万人，黎巴嫩18万
人，叙利亚12万人），有叨余万白俄罗斯人生活在波兰，约有220　万乌克兰人生活
在境外（其中美国100　余万人，加拿大70余万人，波兰30万人，捷克7　万人，罗马
尼亚6　万余人，南斯拉夫4　万人）。在此时期，也有一些苏联军人在战争中被德国
或协约国俘虏，而留在其他国家不归。第三次浪潮发生于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一
个现象是由于苏联政府放松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控制后而引发的，到1982年移居
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数达25万人之多。另一个现象是80年代中期后，因权力、土
地、工作、水源、信仰和文化习俗等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民族冲突加剧，加之国内经
济和政治形势恶化，大量苏联公民移居国外。据统计，1986年有8000人移居国外，
1987年有4　万人移居国外，1988年有10万人移居国外，1990年有45．2　万人移居国
外。第四次浪潮发生于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兴起的新移民浪潮。它主要是在原苏
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流动，即独立后国家中的非主体民族大量返回以自己民族命
名的国家，在这个阶段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据苏联学者拉里奥诺娃的统计，到80年代末苏联解体前，大约有2000多万苏联
侨民遍及世界各地。即美国有700　万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以及其他民族的侨民，
加拿大有350　万苏联侨民，拉丁美洲有40万苏联侨民，约旦和叙利亚有45万达格斯
坦、车臣、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族侨民，伊朗有约40万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兹
别克族侨民。

　　　　　　　　　　　　　　二、月有阴晴圆缺

　　　　数百万俄国侨民暂时栖息于世界各地，如风中浮萍一样，际遇非常悲惨。最主
要的问题是他们已失去俄国（苏联）国籍，同时也没有所在国的国籍，在就业、受
教育、婚姻、居住、司法等许多方面即得不到俄国（苏联）政府的保护，也得不到
所在国法律的保护。以德国的俄国侨民为例，父母没有德国国籍，在德出生的子女
也就没有德国国籍。与没有国籍的俄国侨民结婚的德国妇女也将失去德国国籍。1921
年，国际红十字会的民族联盟的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著名的挪威社会活动家南希
博士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设立暂时的“俄国难民身份证明”。1926年在日内瓦
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确定“俄国难民”概念的含议是“具有俄国血统的，但不享有或
者停止享有苏联保护和没有加入其他国籍的人”。1927年9　月的民族联盟会议和1928
年5　月的政府间第M　届国际会议相继作出决议：1　．鉴于难民缺乏法律保护，授权
民族联盟最高委员会采取各种措施处理俄国难民问题，包括确定难民的姓名和身份、
统计家庭状况和公民状况、复制和翻译文件、调查难民的从前的情况和职业及专业
技能、受教育状况、向有关政府建议发放签证等。2　．不拥有公民权的俄国和亚美
尼亚难民应该服从侨居国的法令。3　．处于某国保护和庇护的俄国侨民，在涉及他
们的个人状况时仍受原保护国的庇护。4　．按照难民的祖国法律所形成的难民婚姻
关系和证书予以承认，配偶双方共同拥有结成婚姻关系时约定的权利，坚持配偶双
方财产共有的原则。5　．没有国籍的俄国难民和亚美尼亚难民拥有规定的权利和财
产权。6　．在俄国和亚美尼亚族难民中实行法律保护体。7　．俄难民和亚美尼亚难
民的离婚问题，按照他们侨居国的法律办理。对“俄国难民”的概念和民族联盟的
决议各国政府予以承认，到1926年已有30多个国家发放了“俄国难民身份证明”。

　　　　俄国侨民将南希博士视为自己的救星，称“俄国难民身份证明”为“南希护照”。

　　　　但是这仅仅是暂时的措施，俄国侨民合法地位的确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才完成。

　　　　欧洲是俄国侨民的首选移居地区，东欧国家与俄国国界相邻。文化相通、信仰
相通、族缘接近，自然是俄侨移居的必经之路。就是德法两国与俄国也有较为特殊
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德法两国是与俄国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交往最为密切的
欧洲国家。彼得一世在18世纪初推行的大规模的欧化改革，即是把包括法国、普鲁
士在内的西欧发达国家做为学习的对象的，而且彼得一世本人对法国的上流社会的
生活方式格外倾心，回国后在俄国贵族阶级中倡导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要求
贵族阶级学会吃法式大餐、学习法国交际舞，甚至规定法语是上流社会的交际语言。

　　　　叶卡特琳娜二世在实行“开明君主专制”期间，不仅对法国的启蒙思想感兴趣，
而且对法国式的日常文化习俗也采取大力推崇的态度。德国也一直是俄国军事上和
经济上仿效的对象，俄国贵族出身的子弟有到德国留学的习惯，而且德国皇室始终
保持着与俄国皇室联姻的历史。

　　　　俄国侨民携家将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东欧和西欧国家，绝大多数家庭和个人
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因此摆在他们面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陌生的
国家生存下来。德国学者赫·叶·弗里克曼就研究了1919年到德国的俄国难民问题，
认为“除了少数银行家、餐馆老板、医生和律师外，俄国难民实际处于极度贫困的
状态和生活在无法想象的条件下，许多人因为饥饿而死”，因为他们没有钱，没有
工作，也没有社会身份在陌生的国度生存下来。寻找工作对于侨民中的中老年人来
说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会所在国的语言，而且体力和精力也比
较差。俄国侨民问题学者纳扎罗夫在《俄国侨民的使命》中写道，因生活所迫，
“前大管家去厨房洗土豆，总督将军的妻子站柜台，前国务会议成员挤奶……军官
的妻子成了洗衣妇。有谁穿着漂亮的西装在时髦的饭店吃午饭就会受到大家的谴责。”

　　　　因此最初一段时间，俄国侨民中自杀的比例高。

　　　　欧洲有关国家的政府和当地居民对待俄国侨民的态度是不同的，绝大多数是以
冷漠至多是宽容的态度对待俄国侨民，因为此时正是欧洲经济萧条时期，大批俄国
侨民的到来无疑要增加所在国的就业困难。东欧国家，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捷
克斯洛伐克，对俄国侨民友好地敞开大门。

　　　　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哥萨克和农民，另一部
分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俄国侨民予以大量的物质上的救助，
这与当时的总统马萨利克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马萨利克反对苏维埃政权，与俄
国国内的反苏力量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很快就将垮台，捷克斯
洛伐克政府应与未来的俄国“新政府”保持友好关系。1923年，苏俄驻捷代表对捷
克报界报怨：“捷外交部几乎从来不与苏联的贸易代表接触，但却经常派自己的代
表出席各种俄国侨民的会议”。捷政府最终到1934年才承认苏联，与其建立正式外
交关系。为解决数万俄国侨民的救济问题，马萨利克于1921年建议发行“俄罗斯股
票”，向国内外聚集资金。1921年发行的“俄罗斯股票”价值规律　110万法郎，1922
年为　500万法郎，1923年为660　万法郎，1924年为830　万法郎，1925年为730　万法
郎。这笔聚集来的钱用于救济俄国侨民，1923年捷政府每月拨给俄国难民500　万克
罗尼（约250　万法郎）。捷政府单独设项，资助贫困的俄国大学生。由于捷政府的
救济措施，20年代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俄侨的生活要好于在其他国家的俄国侨民。

　　　　20年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俄国难民每月也能得到当地政府发
放的110　法郎的救济。但是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前后，在捷的俄国侨民生活水平大
幅度下降。由于国内的社会压力，捷议会于1928年3　月13日通过了限制外国人在捷
从事某些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