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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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他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三个罗马的历史，第一个罗马即西罗马帝国。西
罗马帝国是由于蛮族的入侵最后灭亡。第二个罗马就是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帝
国，它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入侵而灭亡了。第三罗马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他的“三个
罗马”理论实际上就是除了当时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之外，也是强调俄罗斯是普济天
下的使命。19世纪以来，可以说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这么一种情结和使命感，在普世
主义使命的驱使之下，认真审视着俄国历史的发展，观照着西欧和世界的历史发展，
规划着俄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是俄国知识分子很可贵的一个群体特征。

　　　　第二个群体特征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怀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极端主义情绪。
俄国知识分子的反叛精神起源于17世纪中叶的宗教改革。就是在问世纪中叶，也就
是1653年，俄国东正教牧首尼康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强制推行了俄国东正教仪式的
重大改革。可以说这项改革为俄国历史发展埋下了很多引线。宗教改革从表面上看
应该是很简单的，也就是要把俄国的东正教会向希腊的东正教会靠近，比如说它把
宗教仪式改了，原来俄罗斯人是两个手指划十字，把这个改成三个手指划十字。改
革的目的一是为了向希腊教会靠拢，二是为了强调尼康是正宗，其他的是异端。这
项改革导致了东正教会内部的大分裂，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的大分裂。一部分教徒坚
持旧仪式，被称为“旧礼仪派”，受到了东正教会和沙皇政府的迫害。“旧礼仪派”
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是拥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政治判断能力的教士和神职人员。他们
应该可以称得上是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逃到山林里，或者成帮结伙去捣
毁新礼仪派的教堂，他们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和追杀。俄国20世纪初的著名哲学家
伊万诺维奇评价说：“分裂派的其他活动家激烈反对尼康的宗教改革，不仅是出于
教条性的理由，而且也是出于是认为‘信奉基督教’的人民的社会权利遭到侵犯的
信念。”他认为：“我们民族性格的基本特点是赤裸裸的激情，渴望脱去一切衣服，
一丝不挂，撕下所有假面和装饰，只要万物光秃秃的真理。我们的各种美德，我们
的力量，连同我们的弱点、偏颇、危险和堕落，无不与上述特点有关。具有怀疑主
义和现实主义风格是纯正俄罗斯思想。”他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善于走极端的。
俄国另外一个著名的白银时代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斯徒卢威认为俄国知识
分子的另一个缺点是它的无忍耐性，“要么全部，要么一点没有”。这是当时俄国
知识分子风行一时的极端主义口号，也就是说，俄国知识分子看待事物、分析问题
的角度常常是极端主义的，制订方案和采取行动时也常常是极端主义的。这是俄国
知识分子的第二个群体特征。

　　　　第三个群体特征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怀有强烈的自省和自责意识。因为俄国
知识分子素以天下大事为己任，怀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视拯救俄罗斯、拯救世界
为自己的天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是活生生的人，一方面他们对历史积淀
深厚的俄罗斯传统势力的阻碍，面对强大得几乎不可战胜的专制制度统治和农奴制
经济的统治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俄罗斯人，他们也为心灵深处
那么一种他们视为俄罗斯民族劣根性的东西并被它所左右而困惑不安。他们还必须
突破来自于自已头脑中各种名利思想的束缚，突破自己身上因袭着的俄罗斯文化传
统的痕迹。他们一方面为俄国的严重落后和下层人民的困苦境地而悲哀，一方面又
为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而自责。于是，一个命题出现了：俄国历史发展缓慢，俄国专
制制度黑暗，俄国农奴制度残暴，这是谁的错？是不是知识分子没有起到很好的作
用？在“谁之错”这个疑问之后，他们马上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怎么办？”大家
知道，俄国19世纪著名的文学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小说，名字就叫《
怎么办？》。可以说这是俄国知识分子永远难以解开的世纪难题。因此，每当他们
面对重重阻碍时，理想常常成为幻想，抱负常常变为苍白。于是，在俄国知识分子
群体中间常见的一种情绪就是一味的自责。就像俄国白银时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布尔
加科夫所说的：“俄国知识阶层，特别是他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固有一种负罪感，
这一种‘社会的仔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别尔
嘉耶夫也认为：“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自发的力
量。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隐秘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与人民截然不同的，它
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然是俄
罗斯的命题，西方很难理解。”在一味的自省自责之后，俄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有几
种归宿：一种归宿就是通过自我反省，而改正自己以前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主张，变
空洞的学术争论和理论说教为实际的行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
》中的维拉等即是这样的知识分子。通过反省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到人民中间去。
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经过深沉的思考，觉得自己无力回天，于是只能是一味的
自责。甚至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不仅是自责，而且是自虐，精神自虐，陷入这样
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感觉自己太渺小，无力抗争险恶的现实，从而在思想上沦为颓
废，继而宣布“与现实和解”，与沙皇政权和解。因此，我们翻开19世纪俄国这些
著名的小说，如冈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系列“多余的人”、“奥勃
罗莫夫性格”、“忏悔的贵族”的形象，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当然，也有像赫尔岑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经过反省之后，他们寻找到了真
正的道路，就是俄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赫尔岑在强烈抨击了俄国的专制制度
和西方资产阶级制度后，把希望寄托于俄国传统文化和俄国村社之上。但是赫尔岑、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被称为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
先驱，他们认为俄国农奴制度是黑暗的，专制制度是反动的，是应该推翻的，同时
他们也认为，特别是在俄国的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他们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
更是罪恶的。因此，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应该跨越资本主义的所谓“卡夫丁峡谷”，
俄国应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规划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把
目光放到农民身上。赫尔岑强调说：“在俄国农民的小木屋中，我们发现了建立在
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性的农业共产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与行政的机构。”在他们看
来，俄国的农奴是“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在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
夫斯基的影响之下，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派别，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
先驱，就是民粹派——人民之精粹。这些知识分子首先自己是人民的精粹，同时认
为农民也是人民的精华。这些知识分子相当多是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他们怀着一
腔报国的热情，在19世纪70年代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为了真
正地走近农民，发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做了很多
努力，做了很多牺牲，包括他们脱去了华丽的服装，穿上粗俗的农民服装，甚至还
要学一两样手艺，甚至还要学习农民讲话的口气，而不是去讲法语（上流社会的语
言）。这些人去农村之后，他们的热情被一瓢瓢冷水浇灭了。因为他们到了农村之
后，向农民讲解沙皇是罪恶的，反动的，应该起来推翻沙皇，这些话吓坏了俄国的
农民。许多知识分子被农民抓起来送到官府。因为在农民心中，沙皇是好人，只不
过是身边的大臣比较坏。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遇到现实之后再次被击得粉碎。

　　　　到了19世纪80年代，从1873年开始的“到民间去”运动持续了不到10年的时间
就结束了。这些知识分子又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俄国的农民还是好的，只不过是
思想不解放，他们的头脑是混沌的。怎么办呢？他们认为需要靠剧烈的撞击来唤醒
他们。那么如何能达到剧烈的撞击？这就要靠一些过激的行动。最后一个总结就是
真正的民粹是我们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此时应该挺身而出了，于是这些知识分子
就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莫斯科，在彼得堡，时常响
起枪声、爆炸声。在枪声和爆炸声中亚历山大二世倒下了，亚历山大三世也倒下了。
这些知识分子策划了无数次的恐怖活动，目标是对准反动的沙皇、反动的大臣。但
是恐怖主义历来是以恶制恶，换来更重的恶。这些知识分子换来的是更猛烈的镇压
和更黑暗的时代。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就发生了变化。普列汉诺夫在“到民间
去运动”失败之后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辗转逃到了德国、法国。在德国。
法国、英国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了一条路线，
就是他所说的，“马克思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对于我来说，像一条引路线，
使我从几十年的执迷不悟中猛醒了”。列宁从民粹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可以
说最大的一个刺激就是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参加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活动，
最后刺杀行动未果而被捕，最后被处死。哥哥的死警醒了列宁，列宁也去寻找俄国
发展的新道路，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像基米霍罗夫这些
人，曾经都是恐怖主义的领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宣布与沙皇政权和解，把希
望寄托在沙皇政府身上，不再和政府对抗，寄希望于沙皇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
来使俄国迈向西方。

　　　　第四个群体特征是各个国家知识分子都共存的特点和一个可贵之处，就是知识
分子所固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俄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非常
可贵的，也是非常感人的。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曾经形象地说：“俄国
知识分子深信辽阔、深邃、巨大的俄罗斯大地，总能解救俄罗斯，帮他们摆脱困境。
他们总是过分依赖俄罗斯大地，依赖俄罗斯妈妈。他们几乎把大地母亲与圣母混为
一谈，寻求前者的庇护。”爱国主义是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永恒的信念。他们为祖国
的强大而欣喜，为祖国的落后而担忧。即使是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或者是因为政
见不同而被迫离开祖国，背井离乡之后，在他们的心中，祖国、人民仍然永远是第
一位的和最宝贵的。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不与苏维埃政权合作，
发表反苏、反布尔什维克的一些言论，甚至鼓动起来进行暴乱，这些人或者被苏维
埃政权驱赶到国外，或者选择流亡到国外。但是即使如此，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
民族的利益，他们甚至可以暂时放弃政见，投身到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之中。20世
纪20年代，在苏俄国内战事最酣的时候，一部分侨民知识分子提出了口号：“保卫
苏联，就是保卫祖国，就是保卫俄罗斯。”这时他们把苏联和俄罗斯放在一起。

　　　　俄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表现为对俄国所处的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外来挑战
的忧患。俄国是横跨欧亚的一个大帝国，是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但是如果寻根
溯源的话，可以寻根到莫斯科公国。就是说。曾几何时，莫斯科公国是一个穷乡僻
壤，是欧洲角落上被人遗忘的国家，随着后来的发展，它才一步步壮大。以前土耳
其、日耳曼人、立陶宛人曾经都是他们的敌人。后来俄罗斯民族强大了，通过殖民
和扩张，俄罗斯的版图横跨欧亚，这也使俄罗斯遭致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除此之
外，还表现为知识分子对俄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政治落后和社会发展水平落后
的忧患。就像恰达耶夫所说：“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却不能成熟；我们在向前运动，
可我们却沿着一条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我们属于
这样的民族，它似乎没有被组合进入类，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一个严正
的教训。”如何使俄国历史发展摆脱这样的窘迫，如何使俄国赶上并超过西欧的发
展速度，如何唤醒俄罗斯民族已经麻木的心灵，如何使俄罗斯人民摆脱经济上贫困、
政治上无权的悲惨境地，是俄国知识分子为之忧患、为之思考并为之不懈努力的最
重要问题。

　　　　　　　　　　　　　三、当路标迷失之后

　　　　进入20世纪之后，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步伐加大了，这与20世纪初连续爆发
的三次革命是密切相关的。即1905年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
俄国知识分子热情参加了这三次革命，特别热情地参加了1905年革命。在1905年革
命失败后，心灵上遭受打击最沉重的莫过于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他们是这场
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热情参与者，尽管在运动中每个团体的政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
手段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怀着强烈的愿望，期待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能够走上正
常的轨道。据统计，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学生自杀数目迅速增加。1906年有71起，
1907年有160　起，1908年（沙皇制度反动统治的最黑暗时期）有237　起。在政治理
想的破灭之后，在知识分子中又出现了下列的归宿：一部分知识分子又习惯性地回
到了沙皇政府的怀抱；列宁代表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开
始为下一次革命寻找时机。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著名宗教哲
学家布尔加科夫感叹：“俄国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并未带来众所祈望的结果。
大多数人认为，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正面成果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不可靠的。由以往纷
争和失败而导致衰微的俄国社会，如今已变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涣散。”这时在知
识分子中间又出现了那个命题——“谁之错”。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错，自己是历史
的罪人，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白银时代
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梅列日柯夫斯基曾说过一句形象的话：“我们走到了康庄大道
的尽头，再前进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结束的地方，宗教就开始
了。在悬崖的边上，我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想到超历史的道路——宗教。”他宣
布要向上帝求救，到圣经和教义书中为自己为俄国的解脱寻找真理和出路。

　　　　另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认真地思考，俄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1905年革命中犯
了这么大的错误，为什么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别
尔嘉耶夫、弗兰科、伊兹高耶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斯徒卢威、文学评论家格尔
申宗、法学家基斯将科夫斯基、诺夫哥罗德采夫聚集在一起探讨，决定以学术探讨
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1909年合作出版了《路标》文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