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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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俄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是伴
随着专制制度的确立而发展。基督教（东正教）传人俄国之后，便立即拜倒在皇权
之下，成为其忠实的附庸。东正教会利用它所控制的文化教育机构，极力宣扬“君
权神授”，宣扬是上帝把“沙皇安排在他的地位上的，使他坐上沙皇宝座的，并且
扶植他统治和管理教会、寺院以及整个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和全部俄罗斯土地”。东
正教会还积极为皇权的加强制造理论根据原正教莫斯科教区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菲
洛费曾臆造出所谓“三个罗马”的理论，即全世界的历史是三个罗马的历史，第一
罗马（古罗马帝国）早已没落，因为它亵读神教；第二罗马（拜占庭帝国）也已灭
亡，因为它与天主教会同流合污，因而受到上帝的惩罚；第三罗马（俄罗斯帝国）

　　　　将是未来正教的中心，莫斯科大公就是正教世界的领袖，“一切信仰基督教正
教的王国将合并到沙皇统一的王国中去，您（伊凡三世）就是整个世界惟一的沙皇。”

　　　　长期以来，东正教会正是忠实地充当着专制制度卫道土的角色，以愚昧、落后
的思想限制俄国人民，成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御用的封建思想家则更多地以理论研究和思想探讨方式论证专制制度在俄国建
立和发展的必要性，大肆宣扬君权至上、皇权神圣。彼得一世时期的贵族思想家普
罗科波维奇依据自然法原理，证明专制君主制最适合俄国的国情民风。他认为在自
然状态下，由于缺少最高权力统治，就会造成社会的动乱不宁，人们的生活和幸福
就难以得到根本保障。而人们只有把统治权力交给最高统治者，在世袭的专制君主
政体的庇护下，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平稳而有序地发展。因此俄国需要专制君
主，沙皇的权力应该是无限的，“甚至不受他自己颁布的法律的限制，对专制君主
的命令应该无条件地加以执行，他是最高裁判者，在国家里不能有任何其他权力可
以变更君主的命令。”同时代的政治学家塔季切夫也依据自然法原则对自由与专制
进行了分析。他承认人的自然状况是自由的，但是自由一旦被普通人掌握就不可避
免地要蜕化成个人的任性。因此社会的利益要求限制自由，应该给自由套上一副
“缰绳”，最好的方式就是采取强制的君主专制统治形式。他声称：国家的产生是
社会契约的结果，但是人民经常选择最符合人性的专制君主制作为政权的形式，君
主即成为一家之长，而“家长的自然利益，要求在家庭中保持良好的秩序”，告诫
人们应该绝对服从家长（君主）的领导，从而为沙皇的专制统治涂上一层合乎伦理
关系的光彩。18世纪初的思想家波索什科夫的思想反映了新兴的商业资产者阶层拥
护专制制度的政治态度和希望依靠皇权的加强来提高该阶层的社会地位的愿望。他
在《贫富论》中主张“沙皇应该是专制统治者，他的命令就应当坚决地不折不扣地
执行，像上帝统治全世界那样，沙皇也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统治。”这些贵族思想
家的政治学说直接为彼得一世实行政治改革，剪除世袭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
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此可见，伴随着专制君主政权的发展，以专制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
态日趋完善。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载体的民族政治心理，必然被打
上专制主义的烙印。专制制度在政治L　的统治和封建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的侵蚀，最
终在广大俄罗斯人那里形成了被动的适应和认同，专制主义和皇权主义就成为俄罗
斯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普遍地存在着提倡专制、鄙视民
主、尊崇皇权、漠视自由的倾向。因此，俄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无不带有皇权
主义的色彩。17世纪70年代的斯捷潘啦辛起义的口号是：“打倒所有王公、世袭贵
族和一切俄罗斯贵族，根除一切长官、政治。并实行人人平等。”但同时，拉辛又
提出“一切东正教徒和所有的教徒们要保护皇室，把处于世袭贵族手中不自由的沙
皇解放出来”的口号，即在反封建的主张之外，又打出了“勤王”的旗帜。18世纪
初的农民起义领袖布拉文热情地呼唤农民起来同“世袭贵族、王公以及一切图利者”

　　　　做坚决的斗争，但也不可避免地要求人们“保卫我们善良正直的好沙皇”。、
因此苏联历史学家马夫罗金认为：“拥护好沙皇，这是俄国农民战争的一个传统口
号”，它反映了专制主义的变种——皇权主义思想在广大的俄罗斯农民心理意识中
的根深蒂固。就连俄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专制制度的死敌——赫尔岑也曾经承认
自己在儿时是“在对亚历山大（一世）沙皇怀着极大的敬意的环境中长大的”。19
世纪俄国一些大学里通用的数学教程中也荒唐地规定：“直角三角形的弦是真理与
和睦、法制与仁爱相遇的象征，通过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把天堂同尘世、天上与
地下相联结。”20世纪初俄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贵族自由派代表人
物维特伯爵也说：“如果根据我的家庭传统，根据我的心灵气质，我当然是珍爱权
力无限的独裁专制的。”由此可见，在俄罗斯民族的政治心理上专制主义思想意识
植根之深、积淀之厚。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思想中，沙皇总是好人，因为他热爱人
民；沙皇的专制权力乃上帝所授，所以神圣不可侵犯，需要绝对服从。斯农民心理
意识中的根深蒂固。就连俄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专制制度的死敌——赫尔岑也曾
经承认自己在儿时是“在对亚历山大（一世）沙皇怀着极大的敬意的环境中长大的”。
19世纪俄国一些大学里通用的数学教程中也荒唐地规定：“直角三角形的弦是真理
与和睦、法制与仁爱相遇的象征，通过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把天堂同尘世、天上
与地下相联结。”20世纪初俄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贵族自由派代表
人物维特伯爵也说：“如果根据我的家庭传统，根据我的心灵气质，我当然是珍爱
权力无限的独裁专制的。”由此可见，在俄罗斯民族的政治心理上专制主义思想意
识植根之深、积淀之厚。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思想中，沙皇总是好人，因为他热爱
人民；沙皇的专制权力乃上帝所授，所以神圣不可侵犯，需要绝对服从。

　　　　　　　　　　　　二、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和与其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政治心理构成了社会经济
基础深厚的封建政治文化传统，它日益广泛地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
广大的俄罗斯民族的思想意识中形成深层的遗存，然后再以民族心态、社会心理、
价值标准和政治倾向等无形的映体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在俄国历史发展和
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不仅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而且对新思
想的传播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因此，在19世纪以前的俄国思想文化领域，正统的
专制主义思想成为游荡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幽灵。

　　　　但是历史的发展终究不可阻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终将踏上现代化的道路，
而新思想的兴起同样终将冲破旧的思想体系的层层网罗。曾亲身在巴黎感受了法国
大革命自由气氛的俄国十二。月党领袖彼斯特尔感受到：“1812年、1813年、1814
年和1815年发生的事件，与这几年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一样，让人们见识了朝代的不
断更替：多少宝座被推翻，又有多少帝王被扶起来；多少王国被消灭，又有多少新
的国家被建立起来；多少沙皇被废黜，又有多少人复辟称帝；完成了多少次革命，
产生了多少次政变——所有这一切使智者认识了革命，了解了进行革命的条件和时
机。并且不同的世纪有其不同的特点。现今世纪的特点就是人心思革命。在欧洲各
个角落，从葡萄牙到俄国，无一例外，甚至像英国和土耳其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也到处都是同一的景象。整个美洲亦复如是。改革的精神，可以说，使各国思想家
感到激奋。我认为，这就是产生革命思想、革命法规，并使它们牢牢扎根于智者头
脑中的原因。”19世纪20年代在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终于掀起了思想解放的狂飙，
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为主体的先进思想向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和
文化传统发起了挑战。俄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们为俄国政治现代化的实施做了必要
的思想启蒙工作。

　　　　来自封建贵族阶级的一批先进青年最先成为民主思想的信徒和专制主义的叛逆
者，他们是拉吉舍夫、十二党人和赫尔岑。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别
林斯基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继承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等贵族革
命家的斗争精神，并且在思想和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农奴制
度和专制制度是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祸害，应该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消灭它。他
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地考察了俄国历史和当今世界政治的发展，
科学地指出：“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以及向行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的过渡，
同样都必须通过革命的途径。革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杜波罗留波夫称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俄国是“一个令人黯然神伤的社会，是一个
被痛苦折磨着的社会，是一个监狱般死气沉沉的社会。在这里，只有听到低徊无力、
一现即逝的窃窃絮语才偶然显露一点生气。毫无光明，毫无温暖，毫无自由；黑暗
保护的监牢，散发着霉烂潮湿的臭气。世上的一点声音，晴天的一丝光芒，都无法
进入这座监狱里去……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正在那里受苦；从这些已经变野的、沉
默不语的、肮脏的生物身上还可以认出人的面目，然而我们内心却充满了痛苦和恐
惧。”他看到“昔日占统治地位的地主对于农民特别是对农奴的独断专横，是完全
以地主脾气是否暴躁为转移的。这种独断专横，是由于地主当时所处地位而产生的
普遍的必然的后果。”他宣布：“专制制度和旧的传统是民族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
是与受其压迫的人民为敌的。”因为在这个黑暗王国里，“人类尊严、个性自由、
对爱情和幸福的信念，纯洁的正直劳动都被那些胡作非为者践踏得一点影子也没有
了。”他号召人民去推翻现存制度“这栋腐朽的大厦”。

　　　　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也描写俄罗斯“现在是一派可怕的情景。
在这个国家里，有人贩卖人的勾当，他们这样做，连美国农场主所狡猾地利用的那
种口实（一口咬定黑人不是人）的行为也没有；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称呼自己不是
用堂堂正正的名字，而是用阿猫阿狗的浑号：万卡。斯捷什卡、瓦西卡、帕拉什卡
；在这个国家里，不仅对人身、荣誉、财产没有丝毫保障，而且甚至连警察制度也
没有，有的只是挂了各种公职的窃贼和强盗的庞大集团。”正是这些进步的知识分
子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作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体验者和超越者，以他们无情
的笔触剖析了专制主义文化的腐朽和黑暗，呼唤民主和自由，规划人类美好的理想，
因此他们是俄罗斯新文化的创建者。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推动了俄国几代人在愚昧中
猛醒，在困惑中振奋，投身到史无前例的现代化洪流之中去。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经历漫长的历史孕育和社会发展而形成的，
并且将持续地对该民族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发挥着影响作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文
化传统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糟粕和消极成分必然成为现
代化运动的巨大阻碍。在俄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充满着旧的文化传统与新的
文化因素的激烈撞击，充满着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殊死搏杀。

　　　　早在19世纪初，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统治危机已现端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初人俄国的时候，一些反动的贵族思想家和政治家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以正统的
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挥动专制主义大棒，大举讨伐一切进步思
想。俄国著名的贵族历史学家卡拉姆津伯爵在他的《关于古代和现代俄罗斯的札记
卜书中，恶毒咒骂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的灾难”，他宣布：谁反对专制制
度和违反俄罗斯人世代相承的传统，谁就是“俄罗斯民族的叛逆”。他在考察了俄
国自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彼得一世的政治发展历史之后，宣称：“专制制度是圣物，
是俄国繁荣昌盛的保护者。”俄罗斯人应该做的事就是毫无怨言地服从，保持对君
主的绝对信任，“即使坐上王位的是一个暴君，臣民也必须服从，而把他的暴行当
作上帝的惩罚来承受。”这本书是19世纪俄国贵族农奴主阶级顽固维护专制体制、
反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宣言，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统治阶级的一片赞扬。19世
纪30年代在俄国思想文化界颇为活跃的“斯拉夫派”则强调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传统
与英、法不同，他们认为：“俄国历史发展得最早，而且将沿着完全独特的道路发
展，在专制制度救星般的领导下，不会发生革命。”30年代的反动教育大臣乌瓦罗
夫不仅下令严格禁止在大学。中学中宣传一切有悖于专制制度的思想，而且还亲自
炮制出所谓官方民族性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是俄罗
斯文化和国民生活的基础，必须发扬光大和严格遵守。

　　　　同时，即使是最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意识中也同样充满新、旧文化思想的
撞击。赫尔岑、杜波罗留波夫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都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必
将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但是他们在规划最终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时，圃于对俄国文化传统的留恋，都试图把先进的社会主义理
想嫁接在俄国的原始村社文化的基础之上。认为依靠“按其天性和传统来说是天生
的共产主义者”的农民的革命，利用俄国的古老村社就可以绕过资本主义，而直接
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陷人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沼。造成这种思想偏差和理论失误的
最根本原因，正是深藏在这一代革命家心灵深处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
质仍然是旧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思想意识的对抗，表明俄国最先进的人士仍然难以摆
脱传统意识怪圈的困扰。

　　　　19世纪70年代，一大批先进青年响应“到民间去”的口号，来到俄国偏远的乡
村，以高度热情和牺牲精神，向“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广大农民宣传民主思想，
发动农民起义，以实现赫尔岑、杜波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民社会主义”
理论。然而，他们在现实面前困惑了，因为农民对推翻专制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
口号采取完全不理解和敌视态度。“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同样证明了文化传统
与现代思想的对抗。

　　　　　　　　　　　　三、经济传统拖曳的阴影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