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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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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毛泽东1959年第一次回韶山，是6月25日至27日。在滴水洞口的水库游泳从而看中这里，并向周小舟要“茅棚”，也就在这几天内。本来修建滴水洞别墅的使命应由周小舟来完成。但毛泽东从韶山回来后，即上了庐山，主持著名的“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从7月2日开到8月16日。周小舟在这次会议上成了彭德怀“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由张平化接任，修建滴水洞别墅的历史使命也就落到了张平化肩上。
1966年6月中旬，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韶山。6月17日，入住滴水洞别墅。“17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又乘坐赵毅雍驾驶的吉姆车行进在通往滴水洞的专用公路上。”“毛泽东事先知道，这次回乡是住滴水洞。此时他压抑不住临近目的地的激动，情不自禁地拉开了吉姆车的窗帘。”“11天后，即6月28日，吉姆车拉严窗帘，载着毛泽东离开韶山”。（第260—262页）滴水洞虽好，但毛泽东却不能久留。发动“文革”的“谋略”已在洞中成熟，他要赶回北京去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滴水洞别墅一、二、三号主体工程1960年下半年动工，1962年竣工，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这处按毛泽东要求修建的别墅，毛泽东仅仅使用过11天。如果说在他生前没有哪个“中央首长”敢住，在他身后就更没有人敢住了。此地当年神秘万分，今天已对游人开放。面对这“三年困难时期”修建的别墅，不知是否有游客算过其当年耗资可买多少斤猪肉。
相信红烧肉能够补脑的毛泽东，也不知在滴水洞期间是否用家乡红烧肉补过脑。这时候，他多么需要补脑。
三
从一个人的遗物，是很能看出这个人的生活质量的。毛泽东的遗物，当然也让我们明白毛泽东当年生活质量的真实状况。这众多遗物中如果没有两样东西，谁都不能说，毛泽东的生活质量不好。但有了这两样东西，我们实在应该说，毛泽东的生活质量，其实是很差很差的。这两样东西，一样是小药箱，一样是灌肠器。
小药箱是用来装常用药的，外出时必带着。别的药也许可有可无，但有一样药却是一日不可或缺的，因为毛泽东每天必用，这就是安眠药。从战争年代起，毛泽东就患有异常严重的失眠症。《毛泽东遗物事典》中有一篇《长放床头的小药盒》，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作者说：“延安时期曾有过工作人员为毛泽东一星期内总共睡了20个小时觉而进行专门庆贺的故事。”平均每天不到三小时，却居然是值得专门庆贺的喜事，这说明毛泽东的失眠有多严重。毛泽东“很不喜欢服药”，但“惟有服安眠药很自觉”。并且说：“世界上发明安眠药的人真大有功劳。”世间服用安眠药的人很多，但像毛泽东这样服用的恐怕不太多：“随着国事的操劳和年龄的增长，毛泽东的失眠症也越来越严重。50年代初，小药盒里常放‘速可眠钠’、‘安米妥钠’等药，后来，又不离‘米尔顿’、‘南不妥’等安眠药了。毛泽东临睡前约半小时，护士长或护士送给他第一次服的药，服下后他停止手头工作，拿起毛笔，练练书法，此时写字可算消遣型，也就抄抄现存诗词，或临摩王羲之、王献之、怀素字帖。约20分钟后服第二次药，服后工作人员一般不再与之谈话。有时只由值班卫士帮他搞搞按摩，促进睡眠。正式入睡前，有时再服第三次药。服药多少，睡多长时间，由保健医生根据毛泽东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或协商而决定。”（第302—303页）这样说来，毛泽东每天睡觉前，都像是准备一件大事、酝酿一场战役了。问题是，即便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服药，仍不能保证睡得着、睡得好。“庐山会议”上，向彭德怀发难时，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昨天晚上吃了几次药，睡不着。”（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可见“安眠药”并不能一定让毛泽东“安眠”。——这样的日子，不是很苦吗？
《毛泽东遗物事典》中，又有一篇《晚年常伴常用的灌肠器》，说的是毛泽东便秘的事。作者一开始就说：“毛泽东生活起居中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那就是大便困难。毛泽东在其它小疾小患方面极不愿寻医问药，但在便秘上却每每主动垂询。然而，医生面对毛泽东这一痛苦也无可奈何。毛泽东生前，工作人员一般用最原始同时最有效的办法帮助他度过便秘难关。毛泽东遗物中，当年使用的灌肠器依然保存完好。”从文章中，我们还知道：“毛泽东便秘的毛病由来已久。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便秘已十分严重。……红军长征时，毛泽东因患重病，只能坐在担架上行军。其间，因为劳累和饮食不正常，毛泽东便秘十分厉害。李银桥说，部队里常常为毛泽东拉出屎来而欢呼雀跃。”“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后，江青时常为他的便秘发愁。转战陕北时，毛泽东便秘严重，江青急坏了，经常带着警卫员，骑着贺龙给的那匹铁青马到山上寻找野生酸苹果。因为她听医生说，多吃水果、蔬菜对便秘有好处。解放后，医疗条件、饮食状况均有所改善，但毛泽东便秘的毛病却不见好转。”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灌肠：“毛泽东每周一般要灌肠2～3次，有时也有过八天十天灌一次的，晚年那几年，消化功能不行了，灌肠的次数便更频繁些。给毛泽东灌肠很有学问。因为要考虑到使毛泽东不难受，因此水热了不行，水凉了不合适；动作快了不行，动作过慢也不适宜，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每次灌肠时，工作人员得准备一大盆凉开水待用，他们不用肥皂水，只用凡士林。毛泽东有时相当配合，而且大概因为‘久病成医’的缘故，他本人对灌肠器的操作十分在行。”问题是，灌肠的效用也在递减：“1971年后，毛泽东大便日见困难，灌肠后都效果甚微。有一次，毛泽东在便盆上蹲久了，怎么也站不起来。……他大便困难时常常因为太使劲而憋得满脸通红。”（第163—165页）——这样的生活，能说得上适意吗？
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说法：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标志是“三快”，即吃得快、拉得快、睡得快。对此我十分信服。而这三者却又是紧密相关，互为因果的。严重失眠和严重便秘的毛泽东，不可能胃口好（吃得快）。《毛泽东遗物事典》也说到，他其实吃得很少。毛泽东长期给人身体好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假象。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其实长期身体并不好。一个每天能睡几小时觉便值得身边人“专门庆贺”、偶尔“拉出屎来”便令身边人“欢呼雀跃”的人，能说他身体好吗？而如果一个人严重失眠、严重便秘、食欲不振，能说他的生活质量高吗？
毛泽东平时不大与医生配合，可在睡觉和大便这两件事上，却十分听医生的话，可见这两件事真的令他极其痛苦。任何人生理上的病苦，都值得同情。毛泽东也不应例外。当我读着《毛泽东遗物事典》中对毛泽东失眠和便秘的叙述时，同情和哀怜之心虽不是“油然”而生，但也缓缓升起。更令我同情和哀怜的，则是这样一个老迈而又严重失眠和便秘的人，却要扛着偌大的中国和八亿多人口，并且还要想着“解放全人类”。——换过角度看，这真是一件十分残酷的事，不能不说是对人道主义的严重践踏。
当然，值得同情和哀怜的，还有被毛泽东扛在肩上的我们自己。毛泽东的生理状况，实际上与其时的每个中国人都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失眠和便秘，对人的心情是有直接影响的。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几乎所有失眠和便秘患者，都谈到了心情问题。而如果失眠或便秘是长期性的，就会影响人格、影响心理。我在互联网上还搜索到一篇文章，其中强调“排便不仅是一个生理活动也是一个心理活动”，而“长期便秘会引发心理障碍”。如果说排便不仅是生理活动也是心理活动，那睡眠就更是如此了。长期严重失眠和长期严重便秘，任何人二者有一，都够悲惨了，而毛泽东却二者俱备，怎不令人同情？而长期的严重失眠和长期的严重便秘，是否影响了他的性格和引发了他的“心理障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和引发了他的“心理障碍”？这是否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呢？毕竟，他的性格，他的“心理障碍”，与他的政治行为不能没有一点关系。
在睡觉和大便这两件事上，毛泽东听医生的，但在其他场合，却不大买医生的帐，有时还要用他特有的方式对保健医生进行“整风”。《毛泽东谋略》中，有这样一番十分“精辟”的话：
要打掉知识分子的尾巴，就必须剥夺知识分子的资本——知识。但这种资本很特别，既没法共他的产，也不能用定息来赎买。怎么办？
毛泽东有办法。那就是贬低知识分子的所谓“知识”：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一不会耕田，二不会造桌椅板板凳，就只会看书。书不可不看，但光看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真正有知识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们。（第301—302页）
其实关于知识分子的知识，毛泽东还说过些更坦白的话，例如：“知识分子的知识还不如狗屎。狗屎还可以肥田，知识分子的知识有什么用？”按《毛泽东谋略》的说法，贬低知识，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谋略”。既然我既不能剥夺也不能赎买知识分子的知识，那我就将你的知识“就地正法”，即宣布你的知识毫无用处，不但毫无用处，甚至有害无利。这一招，毛泽东不但用于治党治军治国平天下，也用于“治家”。《毛泽东遗物事典》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有段时间，毛泽东特爱吃一种霉豆腐。这种豆腐的作法是：买回鲜豆腐，撒上一些花椒粉，将豆腐放在较潮、阴的地方发霉，然后用菜叶子包上放进缸里腌，几天后取出煎食。不久，保健医生发现毛泽东多痰。经化验是食这种豆腐所致，因此不同意再吃。毛泽东不高兴。接见尼克松后他请医务人员吃饭，第一个菜就叫上这种豆腐，医务人员无可奈何。”（第303页）医务人员要用自己的“知识”剥夺毛泽东的味觉享受，毛泽东就要你“亲口”否定自己的“知识”。
2007年2月17日
革命与流氓——读书札记
一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中，有一本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2005年4月）。萨孟武，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所长为政治学与社会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最初出版于抗战之前。20世纪60年代，作者在台湾做了较大的增删。北京出版社所印的，应该是增删后的版本。
萨孟武将宋江们所盘踞的梁山泊，视作一流氓社会；将梁山泊“好汉”们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视作流氓革命。“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么？不消说，它的构成分子，以流氓为主，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盖等七人，晁盖虽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的富户，但他不喜欢结交文人，‘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第十三回），其下有吴用为不第秀才，公孙胜为云游道人，刘唐飘泊江湖，没有一定职业，三阮打渔为生，并做私商勾当，白胜为闲汉。梁山泊的好汉大率出身于流氓，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在山林‘剪径’，或在江湖‘揩油’，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而对于他们‘迫上梁山’的环境，也该予以相当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而讳言他们的出身。”（第6—7页）
其实不仅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略有声色的革命，都与流氓有密切关系。在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中，在攻城略地、逐鹿中原时，没有大量流氓发扬那种流氓精神，还真不行。中国有古语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仅有“秀才”的革命，那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但是，要革命，要造反，完全没有“秀才”行不行呢？也不行。在中国历史上，略有声色的革命、造反，大抵是“秀才”与流氓共同完成的。不过，这革命和造反中的“秀才”，却必须是流氓化了的“秀才”，或是甘愿与流氓为伍、认同了流氓的价值观念的“秀才”。在“秀才”与流氓共同进行的革命、造反活动中，“秀才”与流氓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秀才”发动、领导流氓革命、造反。梁山泊就属这种形式。宋江本是刀笔吏，“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浔阳楼的“反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会做诗的人。总之，宋江好歹也算个读书人。梁山泊如果没有李逵、刘唐、白胜、三阮这些流氓，固然不成；但如果没有宋江、吴用这样的读书人，也决不能那样轰轰烈烈。“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的例子，历史上很多。所谓“太平天国”的革命和造反，也是一例。洪秀全、冯云山，都是多次考秀才而不售。虽然未售，但毕竟有考秀才的资格、毕竟多次进入考秀才的考场，勉强也算得个准秀才。没有杨秀清一类流氓，这场革命和造反，固然闹腾不起来；但如果没有洪秀全、冯云山一类人的筹谋、没有他们弄出一种邪教作为意识形态，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秀才”与流氓的另一种关系，是流氓借助、利用“秀才”而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或一群）大流氓，发动和领导许多小流氓革命和造反，而在这过程中，却注意借助和利用“秀才”：刘邦和朱元璋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不过，“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也好，“秀才”被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的大流氓所借助和利用也好，作为“秀才”，都要在自身完成一场“转变立场”的革命，都要在“身份认同”上完成一次造反。必须放弃读书人的价值观念、必须改变读书人的思想情感甚至生活方式，而向革命和造反队伍中的流氓看齐。革命和造反之所以需要“秀才”，是需要“秀才”的知识、眼光，而并不需要“秀才”原本可能有的属于读书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感。换句话说，革命和造反，只需要“秀才”的技能，而并不需要那种“知识分子精神”。在革命和造反中，无论是作为发动和领导者的“秀才”，还是作为被借助和被利用者的“秀才”，都必须在保留“秀才”的技能的同时，在精神上最大限度地流氓化，最大限度地与李逵、刘唐、白胜、三阮们“打成一片”。
二
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以这样的话开头：“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第1页）萨孟武指出：
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快要发生大乱。……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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