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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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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怎么竟与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相似到了没有时空距离感！4月中旬一位留居英国的朋友来访，我将除了《论抗战中的宪政运动》这篇文章在外的其他几篇文章复印件给他看，他问我：这是香港还是台湾的哪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待我告诉他这是五十五年前一批政府公务员写的旧文时，他非常讶异，认为中国现在讨论宪政的文章水平并不比那时的文章水平高，而且几乎没有时代距离感。我听了颇为黯然，只能对这位朋友说：这不能怨中国学者不争气，因为这一讨论过程在中国其实是人为中断了的，近二十年有关这问题的讨论只不过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开始。今天的学者们讨论宪政，根本不知道前人已讨论过这些，‘现在’与‘过去’之间，没有任何思想链条连接。”＇11＇
百余年来，那些好的思想，好的事情，总像地里的韭菜，刚刚长出一点就被齐根割掉，刚刚长出一点又被齐根割掉。——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
2007年7月4日
＇1＇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2＇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3＇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4＇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5＇朱雷章：《忆1931年我国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6＇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7＇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8＇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9＇金绍先：《戴季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10＇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出版。
＇11＇何清涟：《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25页。
辞典中的历史——读1953年版《新名词辞典》
一
辞典是解释词义的工具书。词语往往是多义的。有些词，除了基本意义外，还有作为引申意义的比喻意义。例如“暗礁”一词，基本意义是海洋、江河中不露出水面的礁石，比喻意义是事情在进行过程中遇到的潜伏的障碍。词语的基本意义一般说来是恒定不变的，也是没有“阶级性”的。而词语的比喻意义则既可能有时代性，也可能有“阶级性”。作为工具书的辞典，在解释这类多义词时，首先应该指出其基本意义，其次才是说明其比喻意义。若是先解释比喻意义后说明基本意义，就是本末倒置。若是只指出比喻意义而对基本意义只字不提，就是舍本逐末了。这种舍本逐末的辞典，本身就可能是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
前不久，我在古玩市场上就见到这样一本辞典。这本名曰《新名词辞典》的辞典，1953年由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已颇有些破旧。我拿起来随手一翻，看到了“包袱”这一词条。这本辞典对“包袱”这一名词是这样解释的：
包袱是指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有许多的情形，只要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包袱，成为负担。例如犯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犯过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知识傲视工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互相骄傲；甚至年龄亦可以互相骄傲，青年人可以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诸如此类，如没有自觉性，就成为负担与包袱。）如果这些精神上的负担能够得到解放，就是所谓“放下包袱”。
这是这本《新名词辞典》对“包袱”一词的全部解释。这解释有好几百字。用好几百字解释“包袱”这一极平常的词，真可谓不惜笔墨。然而，对“包袱”仅仅这样解释，却又显然是荒谬的。“包袱”的基本意义是用布包起来的包裹。至于“包袱”的比喻意义，一般说来有两项，一是指“精神上的负担”，一是指相声、独脚戏等曲艺中组织笑料的方法。任何一种汉语辞典，在解释“包袱”这一名词时，都必须首先指出“布包”这一基本意义，其次才是说明其两种比喻意义。而这本五十几年前的《新名词辞典》，在解释“包袱”这一名词时，却完全无视其基本意义，也不提作为曲艺术语所具有的比喻意义，只举出种种例子，对“精神上的负担”这一比喻意义做了不厌其烦的说明。这既让我感到匪夷所思，又令我好奇心大起。尽管摊主索价不菲，但看看虽然破旧但却一页不缺，还是买下了，想带回来“研究研究”。
回来后，便捧读起来。打开封面，但见封二和前面的扉页都印着彩色的图表。封二的图表标题是“三年来的伟大成就”（1949—1952），前面扉页的图表标题是“一九五三年的三大任务”。在列举“三年来的伟大成就”时，特意强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获得了苏联无私的援助，对远东及世界和平，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列举“一九五三年的三大任务”时，首先指出的是“抗美援朝斗争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动员全国人民加紧增产节约，努力工作，来支援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这两张图表有一个共同的大标题：“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再看后面，后面的扉页和封三也各是一张彩色图表。扉页的图表标题是“飞跃发展的苏联建设事业——五个五年计划”，封三的图表标题是“苏联正向共产主义迈进”。两张图表都列举着苏联的“伟大成就”。两张图表也共有一个大标题：“学习苏联先进的榜样”。在辞典的前后印上这样的东西，在世界辞书史上恐怕都是极具特色的。再看版权页，原来这本《新名词辞典》初版于1949年，我买的这本已是第五版了。从初版始，已印刷了36次，累计几十万册，可见是极受欢迎的。
我用几天的时间，把这本叫做“辞典”的东西从头至尾翻读了一遍。每翻开一页，都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作为“工具书”，它在今天当然显得很可笑。但它却又不仅仅只有“笑料价值”。五十几年前的那个时代，以一种鲜活具体的方式留在了这本辞典里。读这本辞典，能时时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能真切地体味到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候。在某种意义上，它比任何一种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著作都提供了更丰富更准确更直观的关于那个时代的信息。
那是一个自信的时代。这本辞典在对于一些政治和社会现象的解释中处处流露出这种自信。例如，它这样解释“示威游行”：“示威游行是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一种方法。在反动派统治的国家内，示威游行也是一种斗争方式。一方面通过集会示威行动，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和政治觉悟，使群众知道自己力量和团结力量的强大，这对参加者是一种教育；另一方面，示威游行对于反动派，是一种广大民意与伟大力量的发挥和制裁。”而1994年版《辞海》对“游行示威”的解释是这样的：“群众集体游行，表达某种意志和要求并显示力量的行动。”二者的差别是一望即知的：前者对“示威游行”是充分肯定的，并且详细地说明了“示威游行”的正面价值；后者则是简短而中性的。又例如，这本辞典这样解释“自杀”：“并非自然的、或因意外事件招致的死亡，亦非因他人或外力的加害，而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强制并加速其自身的死亡叫自杀。自杀的方法有服毒、绝食、跳水、坠楼、用武器自戕等。自杀的根本原因为病态社会所造成，故在资本主义各国极为常见。”这里，把自杀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社会的“病态”，并强调在“资本主义各国极为常见”。到了1994年版的《辞海》，对“自杀”的解释也“中性化”了：“‘他杀’的对称。故意用某种手段终结自己的生命。如自缢、投水、刎颈、服毒等。在尸体检验中，应注意区别伪装自杀。”四十多年后的1994年，再说自杀多发于“资本主义各国”，当然说不过去了。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自杀高发国家，自杀率居世界前茅。世界平均自杀率为10/10万，而中国的平均自杀率为23/10万，是世界平均自杀率的2。3倍。这个时候再去追究自杀的“根本原因”也殊为不妥。
这本辞典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中，也时时流露出“人定胜天”的自信。例如，在解释“台风”时，在对台风的成因和行进方式做了说明后，这样强调：“如台风中心在我国登陆，那就可能造成灾害。但是，台风侵袭的时间究竟不长，只要提高警惕，注意组织预防，我们是可以战胜它的。”这与其说是在强调台风的危害，毋宁说是在强调台风的可以“战胜”。“战胜”一词用得好大胆。准确的预报和严密的防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台风的危害，但要说“战胜”台风，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在五十多年前，气象预报的水平还十分低下，就敢说能“战胜”台风，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让我们回到“包袱”一词上来。前面说过，这本《新名词辞典》在解释“包袱”时，根本无视其本来意义，只对其中一种比喻意义做了详尽的说明。这似乎意味着这是一个事物的比喻意义压倒了事物的本来意义的时代。比喻意义本来是附丽于本来意义的，就像树影附丽于树身。而五十几年前，新的国家刚刚建立，新的时代刚刚开始。初生的太阳令每一棵树的影子都远远大于树身。于是，人们全身心地拥抱这些树影，相信凭着这些树影，就可以建造起万年不朽的万丈高楼。
二
五十几年前，新的国家一建立，就奉行起“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所谓“一边倒”，即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坚决地倒向苏联一边而誓死与美国为敌。这种“一边倒”的“历史”在这本《新名词辞典》中也表现得极其鲜明。关于苏联的词条远远多于关于美国的词条。其时苏联的许多无足轻重的事情，都作为一个条目加以解释，而美国的许多重大事情都找不到踪影。在评价上，当然更是绝对地褒苏贬美。这本辞典告诉我们，当时广大的中国人有着这样一种观念：苏联无小事，美国无大事；苏联无坏事，美国无好事。
不过，说这本《新名词辞典》中浓缩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并非意味着这本辞典就反映了历史的真相。而是说，站在五十几年后的今天，通过这本辞典回望那个时代，也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出那个时代表里的差异。例如，这本辞典显示出，当时的中苏关系真是亲如骨肉。但我们今天知道，真实的情形决非如此。中苏高层之间，从一开始就有许多明争暗斗。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在当时被视作是建国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个条约当然是辞典细加解释的词条。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词条：“斯大林七十寿辰”和“毛主席访苏”。对于“斯大林七十寿辰”，辞典是这样解释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斯大林的七十寿辰，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人均亲往莫斯科参加，我国毛主席亦亲临祝贺，盛况空前。庆祝斯大林，正如毛主席所说，不是应时的点缀，而是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斯大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极其宽广的贡献。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方能解脱人类的苦难。庆祝斯大林，就是庆祝共产主义将胜利。庆祝斯大林，是需要学习他的一切丰富的经验和国际主义的友爱精神。斯大林的名字已与世界劳动人民的心紧扣在一起了。所以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成为一九四九年国际间的一件大事。”而对“毛主席访苏”是这样解释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毛主席在苏联逗留二个月以上，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七日离莫斯科返国。……访苏期间，曾参观许多工厂和农场，并参加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招待。最重要的是……于二月十四日由两国外交部长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即赴苏祝寿并谋求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此时，国家的事情可谓千头万绪，可毛泽东却在苏联一住就是两个月。一个国家的元首对另一个国家进行这么长时间的访问，这在国际交往史上恐怕都是极其罕见的。当时的人们，只能相信是因为苏联太美好太有吸引力，以至于毛泽东留连忘返。但我们今天知道，毛泽东之所以在苏联逗留如此之久，是因为友好条约的签订极不顺利。最终，毛泽东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才如愿以偿的。吴冷西回忆中苏关系的《十年论战》一书，披露了毛泽东此番访苏的真实情形。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当然必须做出回应。3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发表讲话：
毛主席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毛主席说，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毛主席这时停了一会，大家知道他还没有说完，谁也没有插话。他接着说了六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他说，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共产党是不信任的。……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苏联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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