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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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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考试前，先是接受报考者的申请书，审查相关证件，确认参考资格，对符合报考条件者，发给应考资格证明书，即今日所谓的“准考证”。这一工作完成后，即进行临场准备。这一工作自然也极为繁琐，而且容不得半点马虎。“准考证”发放完毕，临场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便成立典试委员会和襄试委员会。典试委员会负责命题和阅卷。所以，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典试委员会是极为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典试委员由考试院报请国民政府批准后，由国民政府出面礼聘。所聘者，自然是国内的名流学者。汪振国在《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中回忆了1933年“高考”中的典试委员情况。这届的典试委员长为国民党元老王用宾。王用宾是山西运城人。1904年，官费选派到日本留学，先是在日本盐仓铁道专科学校学铁道工程，后又考入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在反清反袁斗争中都有突出表现。1933年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这一届的典试委员，则有徐谟、周鲠生、柳诒征、张默君、辛树帜等人。徐谟是著名的现代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外交活动家。191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192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22至1926年间，在南开大学政治系任法学和政治学教授。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等职，在1932至1941年间中国对外关系中起过重要作用。1941年，徐谟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1943年，墨尔本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44年11月，徐谟又转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二战临近结束时，徐谟应邀参加制定战后规划。他曾参与起草筹备成立国际法庭的草案。作为联合国宪章起草委员会处理国际纠纷部分的中国代表，徐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6年，徐谟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1956年当选为国际法学会副会长。1956年，在荷兰海牙国际大法官任上去世。周鲠生是现代著名国际法学家，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在英国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在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柳诒征是光绪举人，也是现代著名的图书馆事业家和历史学者，有多种著述行世，尤以《中国文化史》影响为大。张默君则在现代中国有“才女”之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及圣约瑟女书院，毕生致力于女子教育，是著名的教育家。1912年创神州女学校，任校长。1918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1920年遍游欧洲各国，考察欧洲的女子教育，著有《战后之欧洲女子教育》一书。后曾任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辛树帜则是现代著名的生物学家、古农史学家和教育家，先后在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留学，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校长。辛氏曾组织一个颇具规模的采集队，进入广东、广西、海南和湘西深山，采集数万动植物标本，分别建立动植物标本室。经国内外专家鉴定，以辛氏命名的动植物有20多种。辛氏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馆长，主管图书编译出版工作，先后出版《化学命名原则》、《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奠定了现代中国科学译名的基础。
每届考试，除典试委员会外，又成立襄试委员会和监试委员会，亦由各大学教授和政府高官组成。襄试委员会的职责是协助典试委员会做好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整个考试过程中的保密、防弊的临场监考工作，则由监试委员会负责。各委员会委员名单事先绝对保密。考试前半个月，国民政府向各委员致送聘书。国民政府聘书一到，各委员立即到国民政府集中，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各委员宣誓时，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派委员一人监誓。国民政府主席亲自授予各委员梅花章和黄缎绶，以表示对考官的礼遇尊敬。宣誓典礼一结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有关高官欢送各委员进入考试院宁远楼入闱。汪振国回忆说：“入闱仪式很严肃，由考试院正中大门，过‘青天白日’厅，登石级至考试院大礼堂；然后举行茶会，戴传贤（季陶）捧茶祝贺；再经‘天下为公’厅，出厅门即为宁远楼。委员相率登楼后，戴传贤即亲自将楼门加锁，并用盖有考试院大印的红纸封条加封，入闱仪式至此结束。”“从此，这些典试委员、襄试委员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任何公私函电皆禁止投递，形同禁锢。要等到考试完毕，正式发榜之日，才由戴传贤亲自启封开锁，将这些委员迎接出闱，参与发榜仪式。这样的禁闭生活，至少在两个月以上。”＇3＇这些委员们，虽是革命元老、学界巨头、政坛显要，但一旦入闱，便老老实实地接受“囚禁”，吃喝拉撒睡都在宁远楼内，不与外界通任何消息。据说，抗战前的几届考试中，入闱委员因特殊原因出闱者，仅1933年有过一例。这年的典试委员中，有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入闱期间，行政院长汪精卫有一件重大的外交问题，必须由徐谟亲自处理。于是，汪精卫与考试院长戴季陶商量，报请国民政府批准，让徐谟早晨出闱，处理完这一问题后，于下午五时返回入闱。
在考试过程中，命题和阅卷是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典试委员入闱后，首先要做的是命题。命题分科进行。每一科目的试题，由典试委员会拟出两套，报送典试委员长。典试委员长在两套中圈定一套，密封后送考试院院长核定。考试院院长核定后再密封送回。试卷的缮印是一个容易泄密的环节。宁远楼内的缮印室紧邻典试委员长办公室。在整个缮印过程中，由典试委员长亲自监督。试卷印好后，分科弥封。在考试开始前，试卷由典试委员长保管。每场考试开始时，将试卷送考场分发。考试开始后，每天的试卷密封送宁远楼，交给典试委员长，典试委员长再分给典试委员评阅。“每一试卷要经过三个委员评阅拟分，再将三个委员所拟定的分数加以平均，即为试卷应得的分数。由于命题以后，每一试题的评分要求，典试委员都经过商讨，因此各个委员的初评分数差距并不大。这与前清科举考试的考官入闱分房抽签阅卷相比，是有所改进，因为一份卷子要经过三个委员评阅，偏颇之弊可以避免，也不会遗漏真才。”＇4＇
高等文官考试采取梯次方式进行，分次淘汰。第一试为甄录式，第二试才是正式。第一试不及格者则被淘汰，及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二试。第一试和第二试都为笔试。第二试及格者，最后还有一次口试。考试科目中虽也有“党义”这种东西，但历史、地理、法律、政治学、经济学等科目，则试题往往十分高明，颇能考出真才实学。参加了1931年第一届“高考”并成为“开科状元”的朱雷章回忆说，这届“中国近代史”试卷中，有一题是“清代经营治理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康藏的经过及其得失”＇5＇，这样的试题就既能考出应考者的书本知识，又能考出其眼光、胸襟。参加1936年第四届“高考”并被录用的汪振国则说：“从历届考试的结果来看，国文、历史试题的应考者，能述古论今，讽议时政得失者，往往得高分，中高科。这是由于命题阅卷委员多是大学名教授，虽无权位，但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风气和民生疾苦是十分关心的。他们希望通过考试，不但要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且希望能得器识宏远、直言敢谏之士参与政治，革除弊政，造福民生。因此，对答卷的要求，不仅要就题论题，而且要有议政的勇气，敢于借题发挥，切中时弊。”＇6＇最后一试口试及格者，方被录用，取得“公务员”资格，一般分配到中央和省级各机关部门担任科长一类中级职务。在考试中表现特别出众者，则另当别论。第一届考试开始前，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商定，这届的第一名，将建议政府擢任为监察院监察委员。那时的监察委员，也就30人左右，这政治地位，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常委。朱雷章在这次夺魁后，先是被任命为交通部技术厅总工程师。数月后，经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命朱雷章为监察院监察委员，连续任职16年，并于第二届起，连续担任高等考试监试委员多届。抗战时期，则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党政军工作考核团团员数年。在1936年第四届“高考”中合格的汪振国，本在安徽凤阳师范教书。这年暑假，他路过南京时，看望在考试院工作的同学。这位同学是上届“高考”合格后被分配到考试院的。这位同学告诉汪，本年要举行“高考”，并力劝汪参考。在这位同学的劝说下，汪振国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分发到内政部工作，月俸立即从原来的80元增加到180元。1943年，汪振国从内政部到浙江省当县长，月俸则升到400元。
通过“高考”到各部门任职者，被认为是“正途出身”。他们是享有一些“特权”的。国民党当时官分五等，即选任、特任、简任、荐任、委任。选任官由选举产生，如五院院长、国府委员等，不属于公务员范畴。其余四等为公务员。而考试合格，是荐任官、委任官的首要任职资格。《考试法》和《公务员作用法》并且规定，考试及格的“正途出身”者，只要不触犯法律、不贪污渎职，各部门首长是不得随意调动或免职的。当时许多达官贵人的公子小姐，也纷纷参加“高考”。他们的目的，当然并不是为了考得一官半职，而是为了博得一“正途出身”的美名。例如，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的女儿，便多次参加“高考”，但屡战屡败，终于未能踏上“正途”。
国民党的官僚体制，当然总体上是腐败低效的。在这总体性的腐败低效体制中，“正途出身”的人员，无疑显得很“另类”。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眼光胸襟、他们的道德操守，都与原有人员有明显差距。汪振国说：“通过文官考试，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各部门以及某些省级机关，都有了考试出身的中级官员。他们一般担任科长级以上的职务，对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都起到一定作用。”“考试及格人员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他们一般办事认真，工作质量和效率较高。遇有涉及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案件，能够依法据理力争。”＇7＇汪振国在文章中，说到了自己刚到内政部任职即遇上的一件拆迁纠纷。当时，首都警察厅为扩建办公室，要拆迁几户民房。其时的《土地征用法》规定，对被拆迁者，要给予相应的补偿。但警察厅依仗权势，只答应给予最低的拆迁费，也拒绝为被拆迁者另行安排住房，并声称如不同意拆迁，将依照《违警罚法》处理。这几户居民向内政部提出了诉愿。汪振国提出了严格按照《土地征用法》及其实施细则办事的拟办意见。按照当时的程序，汪振国拟具了处理意见后，要送参事室复核，再送部长批准，才能做出裁决。参事室七名参事，采取合议制。讨论结果是维持警察厅的意见。汪振国决定依法力争，于是再次签注意见。最后，参事室终于采纳了汪振国的意见，使被拆迁的几户居民，得到了合理的补偿。
在国民党的整个官僚体制中，这些“正途出身”的人员既然很“另类”，那就必然会被排斥、歧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担任某级官员的资格，这对于任用私人当然是一种阻碍。这种法规自然也首先遭到许多机关部门首长或软或硬的抵制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有规则、暗有潜规则，向来是一种“中国特色”。对分配来的“正途出身”者，只给钱不派活，是一些机关部门的首长对付考试制度的方式之一。工资照发，但不授予实际职务、不赋予切实的权力，这往往让人有苦难言。另一方面，照样任用没有通过考试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对有关法规阳奉阴违。后来，则干脆不断修改《公务员任用法》，把官员任职资格扩大，使非“正途出身”者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做官。这种对“正途出身”的排斥、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群体意识。第一届“高考”后，那些考试合格者便成立了“中国考政学会”，创办了《公务员》杂志。他们研究中外历代考铨制度，也发表对现行政治的评说。汪振国写道：
当年的考试及格人员还组织过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考政学会”，并出版过刊物，鼓吹研究建立独立的文官制度，主张文官不参加政党，不卷入政潮，不随长官去留；主张“专家治国”、“名流组阁”、“党政分开”；主张任何政党的开支不列入国家预算，一切活动经费，由政党自己解决；主张早日结束“训政”，制定和实施宪法，发扬民主，国民党应还政于民……＇8＇
但抗战之前弊绝风清的文官考试制度并没有能维持多久。在国民党内，热衷于“一党专政”、“以党代政”者，大有人在。这些人，总念念不忘将考试和铨叙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长期在考试院工作的金绍先回忆道：“抗战开始后，CC系又提出了‘党化高考’的口号，即所谓‘高考改制’。从1939年重庆举行的第五届高考起，取消了口试，每届高考录取人员，只作为初试及格者，再经过政校（引按：即中央政治学校，也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校）公务员训练部高等科训练一段时间，取得政校毕业资格，这才算‘再试’及格。以后，才正式分发任用。高等考试实际上变为政校的一种入学考试。”＇9＇汪振国也说：“沦陷期间，国土大部分丧失，残存地区与中央交通隔绝，文官考试虽继续举行，但分区办理，考试及格人员的素质不断下降；此外，凡是考试及格人员都要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高级班进行为期数月的训练，在训练中凡是非国民党员都要填表入党；再就是党务工作人员通过‘党务人员从政考试’的办法，把大批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既无专门知识，又无行政工作经验的党官，转到政府部门占据了要职，当时的说法是‘融党于政，为实行宪政，还政于民，预作退步’。这样一来，方在萌芽状态的文官制度彻底破坏，而国民党各级政府的政治风气，也就每况愈下，终至败亡。”＇10＇
经济学家何清涟曾在文章中说起过一件令她惊诧的民国时期之事。1999年，她得到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安徽政治月刊》，其中有这样一些文章：《实施宪政与完成地方自治建设》、《论抗战中的宪政运动》、《英国政府的设计工作》、《英国政治制度研究》、《职位分类制度之改进》。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政府官员。何清涟说：“记得当时读这些旧文的感觉是极其惊骇：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怎么竟与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相似到了没有时空距离感！4月中旬一位留居英国的朋友来访，我将除了《论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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