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Ｉ朴谧プ∈被摹Ｔ诖酥埃虏锏戎泄怖砺奂遥椭铝τ谛⑵占啊靶抡苎А保鞘潜还竦澈凸裾沟模蚨且恢帧暗叵鹿ぷ鳌保恢钟蟹缦盏墓ぷ鳌Ｕ蛭绱耍湫Ч簿陀邢蕖６翱谷彰褡逋骋徽较摺钡男纬桑鸵馕蹲殴膊吃谡紊系暮戏ɑＵ庋亍⒋蠊婺５匦靶抡苎А币簿陀辛丝赡堋５比唬虏锊换嵊薮赖桨颜獬⌒硕甭兜孛靶抡苎硕被颉奥砜怂贾饕迤占霸硕保匦胛獬≡硕鹨桓黾榷痔没实拿浚靶缕裘伞本褪钦庋桓隹扇贸虏锩恰懊餍拚坏溃刀沙虏帧钡拿俊Ｒ虼耍颜獬”疽庠谟诮柚韧鋈瘸毙⑵占啊白笄恪彼枷氲脑硕谝浴靶缕裘稍硕敝旧砭褪且恢只坝锊呗浴�
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也是陈伯达们的话语策略之一。陈伯达们要借救亡大潮获取公开地、合法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哲学”的权利，当然要极力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要拼命鼓吹“思想的大解放”。在长文《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激昂地说：“挽救目前思想界的危机，惟一的道路就是思想的大解放。要扫清数万万同胞数千年来的愚昧，使他们能普遍走上救国的觉醒，惟一的道理，也就是思想的大解放。每人都应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每人都应有自由的思想。每人都应有批评的权利，每人都应可以被批评。我们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陈伯达的《思想无罪》一文，更是以这样的话开头：“在专制时代的中国，在中世纪的欧洲，在希特勒的德意志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思想是犯罪的。在民主共和的中国，我们要宣布思想无罪。在这正要唤起民众来拯救自己祖国的中国新思想更应当无罪，新启蒙运动更应当无罪。”这让人看得很明白：强调“思想无罪”的目的，是要为“新思想（新哲学）”争取生存空间，是要让“新启蒙运动”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艾思奇、何干之等其他中共理论家，也总不忘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一文中，何干之强调“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目的，以自由主义为方法”。如果以为陈伯达们是在泛泛地主张思想自由，如果相信陈伯达们是在强调各种思想的共存，那就错了。《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是发起“新启蒙运动”的信号弹。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已说得很清楚，“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让“新哲学”更广泛地走向社会、更深入地进入人心、更紧密地与现实政治结合、更直接地为中共的现行政治服务。所以，陈伯达所谓的“思想的自由”，就是“左翼”理论家宣传“新哲学”的自由；陈伯达所谓的“自由的思想”，就是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接受、信奉“新哲学”的自由。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把话说得更明白：“自由二字，会引起一部分人的误解。思想自由，并不是说封建思想、汉奸思想、颓废思想也有自由存在、自由发展的机会。不是的。”“然而思想自由，并不是说‘你对，我对，他对，大家都对’，也不是说‘你不对，我不对，他不对，但是大家混在一起，烧成一碗五花八门的烩汤就是对了。’”＇20＇
所谓“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本是一种话语策略。何干之强调了各种思想的自由竞争，他相信“新哲学”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而他之所以有如此自信，则源于另一种更重要的话语策略，这就是紧扣住“爱国”和“救亡”来从事“新启蒙运动”。紧紧地与“爱国”与“救亡”连在一起，是陈伯达们发动和开展“新启蒙运动”的基本策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根本战略。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写信给国内的临时中央局，强调：“‘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关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21＇“抗日救国”，分明是一个军事问题，一个以武力击败日本的军事问题。然而，王明、康生却把它看成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取得广大民众拥护”的“政治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谁能主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谁把“抗日救国”的口号喊得最响，谁最积极地表示愿与各党各派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合作，谁就最能赢得人心，谁就最受大众拥护，谁就拥有了最广大的群众，谁在政治斗争中就胜利了。1935年秋，萧三从莫斯科给国内的“左联”写信，提出的口号也是：“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陈伯达、何干之们当然也非常清楚，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时候，在广大民众日日夜夜所思所想的都是抗日救亡的时候，任何一种运动，不管是思想运动、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都必须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帜才能吸引民众，都必须标榜旨在救国才能得到支持、欢呼。陈伯达本意是借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哲学”。但马克思主义与爱国主义不但不同，且极为冲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响亮的口号；“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至于列宁，更有名言曰：“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在救亡大潮中，陈伯达如果仍然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无疑会招致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无疑会被广大民众所唾弃，那救亡大潮非但不能成为他们的宣传之助，反而会淹没他们的宣传、涤荡他们的宣传。陈伯达们在救亡大潮中发起“新启蒙运动”，本意就是在“借势”，“借”这救亡大潮之“势”。所以，他们当然会紧紧扣住“爱国主义”做文章，当然会把“抗日救国”作为口头禅。
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是“新启蒙运动”的发轫之作。文章标题就插上了“国防”的旗帜。陈伯达们还拼命强调“理性”。其实，在救亡图存的紧急关头，人们往往是难得“理性”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这样莫明其妙的话都有号召力，就能说明人们的“理性”是怎样的匮乏。但那时候，“国防”、“抗战”、“救亡”、“爱国”一类字眼，以任何方式出现，都能被接受、都能受欢迎。在《论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则把“新启蒙运动”说成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强调：“新启蒙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运动。说是民主主义的，就是说：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说是爱国主义的就是说：这种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在目前是为着唤醒四万万同胞起来保卫我们垂危的祖国。”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说得明白，发起“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宣传、普及“新哲学”。而“新哲学”是宣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所以，当陈伯达们反复强调“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时，当他们竭力鼓吹“新启蒙运动”的救亡宗旨时，无疑是言不由衷的。时刻不忘强调“爱国主义”，时刻不忘把“新启蒙运动”与“抗日救国”挂钩，是其时投身“新启蒙运动”的中共理论家的共同策略。艾思奇在《我们目前的文化运动》中，说“新启蒙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今天的人们或许会问：既然“爱国主义”是这“文化运动”的“直接的主要的内容”，那何不干脆就叫“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充其量在其前面着一“新”字吧，称之为“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岂不更能打动大众？《读书月报》发表的《“新启蒙运动”座谈》，说“为了提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起见，当前的文化运动，也不妨叫做国难文化运动”。虽然说“也不妨”，但毕竟没有这样叫。实际上，如果把这场运动直捷明快地叫做“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无疑更有号召力。陈伯达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叫，就因为并非“不妨”而是大大“有妨”。这样叫妨碍了什么呢？妨碍了“新哲学”的宣传、普及，妨碍了发起者真实目的的实现。强调“爱国主义”，强调“抗日救亡”是基本策略，但如果连运动的名称都变成“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就是在作茧自缚，不利于在这运动中宣传、普及“新哲学”。陈伯达们只是在解释、说明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时，大力强调其“爱国主义”的性质和“救亡图存”的目的。而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要大力宣传、普及“新哲学”，这“新哲学”是不可能总与“爱国”、“救亡”相联系的。这样，他们就在标榜“爱国”和“救亡”的同时，又给这运动冠以“新启蒙”这样一个既动听又具有包容性的名目，自己也就有了充分的闪展腾挪的空间。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们说新启蒙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只是就它的效果上，就终归的目的上说的。无论一篇科学论文，或是一篇文学作品，只要它是现实的反映，对于我们认识目前的局势有好处，那就可以说是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东西，开口闭口都不离爱国这两个字。我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科学与艺术原来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问，科学是抽象地反映或表现现实，而艺术却是具体地反映或表现现实。一篇论文，不论是历史、经济、哲学都用分析方法，有条不紊地把世界解剖了，但是一篇创作，不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却用具体的事实来表现这个世界的面貌。然而无论是抽象的或具体的，它们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使人们认识这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22＇
这样一来，“爱国主义”就变得十分宽泛了。任何文章、著作、文艺作品，只要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可算在“爱国主义”名下。这样给“爱国主义”下定义，也意在为“新哲学”和“左翼文艺”在“新启蒙”的名义下“暗渡陈仓”而辩护。
五、“新哲学”踏倒“五四”而高歌猛进
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宣传、解说“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其实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这也不奇怪，既然本来就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那就难免顾此失彼。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开宗明义地说明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让“新哲学”更好地走向大众、更紧密地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并且强调“新哲学者”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斗争”。既如此，这场“新启蒙运动”就不折不扣地是一场“左翼文化运动”了。然而，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又极力否定这一点：“但我们这里同时也要声明：新启蒙运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属于‘左翼’的。不，新启蒙运动是一切爱国文化人，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民主主义者，一切科学家，一切平民教育者，一切开明的教育家……的共同文化运动。”分明意在让“左翼”的思想征服、俘虏尽可能多的人，却又并不打出“左翼”的旗号，套用后来的一种句式，可叫做形“右”实“左”。在解说“爱国主义”问题时，陈伯达等人也必然捉襟见肘。“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从康、梁到“五四”，都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既然“旧启蒙运动”也可归结为“爱国主义”，那“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又“新”在哪里呢？对此，何干之有这样的回答：
也许有人觉得爱国主义不算得是新启蒙运动的特点，因为不论在那（哪）一次的思想运动中，爱国主义都有它的地位。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就是封建上层分子目击中国民族的危机所提出的改良政策，这是国难所引起的。辛亥革命时代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政策，也是创造者目击中日战争，庚子联军入京等国耻而发出的救亡呼声。五四文化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日外交的直接刺激，大概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检查一下百年来的文化思想史，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气味。中国启蒙运动史，简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文化史的别名。然而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今日的爱国主义，实在有根本的不同点。张、李、康、梁的目的在改良封建的政治机构，以加强对外的力量。辛亥革命以反满为它的直接目的。五四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也是以改革内政为民族解放的依归。可以说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由对内的改革以达对外的独立。如今事情却是两样。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处境之下，已没有自己改造的余地了。敌人要并吞整个中国，不论什么阶级人等，都是他们的征服对象。从前守中立的资本势力，与敌人同流合污的封建残余，也不能逃出这一场劫难。全民族今日所普遍受到的是生与死的威胁。在生与死的最后交界线中，我们要考虑民族的自觉。我们倘不万众一心，团结御侮，抵抗强权，唯有全体灭亡。我们只有走上爱国主义的一途，此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23＇
稍有常识者都能看出，这样区分“爱国主义”的“旧”与“新”，实在过于勉强。按照何干之的说法，此前的“爱国主义”，是源于敌人在国门外骚扰（这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而眼下的“爱国主义”则源于敌人已打进国门。就算是这样吧，这“两种”“爱国主义”又能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当然，何干之还指出，过去的“爱国主义”，是直接针对本国政府，是要求改革内政以抗强敌；而眼下的“爱国主义”，已不指向本国政府，而只是全民族精诚团结，共同御侮，因为这次“已没有自己改造的余地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次的“爱国主义”就变得更简单了，简单到根本用不着以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来启发它。所以，何干之的这番说辞，无非是为了给“新启蒙运动”找到理论上的合法性而强词夺理。
“新启蒙运动”面对的最大障碍，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已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五四”确立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传播了种种新的知识、新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而且，鲁迅、胡适等“五四”启蒙老将，一直在继续着“五四”式的启蒙。二十来年间，“五四”式的启蒙尽管很艰难，但毕竟也在一点一滴地、迂回曲折地改造着人们的心智。陈伯达们要发起“新启蒙运动”，就必须对“旧启蒙运动”进行清算。“五四”之前的那些“启蒙运动”清算起来较为容易，可以尽情地否定而不必有过多的顾忌。但“五四”，情形就不同了。无论在哪种意义上，简单地、明确地否定“五四”，都是不明智之举，这会招致强烈的反感，使很多人拂袖而去。但不否定“五四”，“新启蒙运动”就没有必要展开了。陈伯达们发起“新启蒙运动”，目的就是要用“新哲学”否定和取代“旧启蒙运动”。而他们心目中的“旧启蒙运动”，主要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陈伯达们看来，“五四”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否定和取代“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当然是要否定和取代的，但不应该以“资本主义�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