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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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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然不仅仅是沈钧儒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因《八一宣言》而更加高昂。应该说，上海滩上许多人本来就有的爱国热情因《八一宣言》而凝聚成巨大的力量。1935年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陶行知、李公朴等283人，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上，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紧接着，上海滩上各种名目的“救国会”争相亮相。1935年12月22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首先成立，紧随女界之后而登场者，有“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上海工人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上海市小学校救国会”、“上海各国救国联合会”等。它们发表宣言、游行示威，上海滩大有沸腾之势。
瑞金的中共中央开始“长征”后，上海滩上的中共地下组织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八一宣言》传来，算是传来了中央的声音，上海滩上的中共地下党自然也行动起来。。电子书下载这里只说文化界的情形。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回忆了上海文化界的中共地下组织在《八一宣言》指示下改变工作方向、调整政治方针的经过。
新“文委”（引按：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组成后不久，大约在十月下旬，我在史沫特莱处得到一份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的这张报纸上，以专载的形式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件，文件后面签署的是，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签发的，所以后来就叫作《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这对我们来说，也正是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之后第一次得到的中央的指示。这之后不久，我们又从南京路惠罗公司后面的一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了一份九月份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这上面登载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正像大旱遇到甘露，“文委”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报告，然后分别向各联和所属单位的党员进行传达。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特别是组织国防政府和建立抗日联军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先在党内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党外传达。＇15＇
《八一宣言》对于周扬、夏衍这类隐藏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既是久旱后的甘霖，也是当头棒喝。1935年的11月中旬，周扬们收到“左联”驻苏联代表萧三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萧三的信在肯定“左联”此前工作的成绩后，也批评了“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要求“左联”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16＇
周扬、夏衍们当然能看出，这封信表达的并非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而这一指示，又和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是一致的；这时，我们和中央失去组织关系已九个月了，一旦接到这一指示，我们就毫不迟疑地决定了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团体。”＇17＇1936年春，“左联”自行解散，周扬、夏衍们抛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1936年1月27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也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宣言称：“我们这时候才起来做救国运动，是惭愧到十二万分。现在上海的文化界已而发动了。他们对国家的苦心热诚，他们认清了事实的真相，他们下了最大的决心，都是叫我们十二万分钦佩的；他们两次宣言提出的一切主张，我们完全赞同。”＇18＇
在北京，首先在报刊上撰文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是著名人士张东荪。张氏本对中共多有批评指责，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八一宣言》却令其十分兴奋，不但认为这意味着中共的“转向”，而且误认为意味着中共的“忏悔”。在1936年2月7日出版的《自由评论》第10期上，张东荪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一文，对《八一宣言》表示了热烈的回应。文章说：“以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各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张东荪的文章，引起了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高度重视。刘少奇立即化名陶尚行，给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对张东荪热情洋溢地响应中共新政略表示赞赏，也对张东荪文章中的某些说法做了“纠正”，并请求将此信在《自由评论》公开发表。很快，刘少奇的这封信，以《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为题，发表于《自由评论》（引按：此信后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拉开了“新启蒙运动”的序幕。
四、“新启蒙运动”的真意及其话语策略
如果不了解“新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只是孤立地读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当时的文章，会有如堕烟雾之感，会觉得他们把许多不同范畴、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问题一锅煮，做成了一碗东北餐桌上的“乱炖”。例如，陈伯达点燃“新启蒙运动”之火的那篇数千字文章，题目就让人莫明其妙。“哲学”与“国防动员”，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如何能扯到一起呢。但如果明白了陈伯达们写这类文章的时代背景和本来目的，就能明白他们当时的话语策略。懂得了他们的话语策略，才能对他们的文章见怪不怪，才能读懂他们的假意和真心。
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发表于1936年9月出版的《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副标题中的所谓“新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之意。这篇文章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出“新哲学者”既有工作的不足。陈伯达自认为是“新哲学”的代表者，所以说是“自己批判”。“新哲学者”的不足是什么呢？陈伯达认为是没有很好地利用已夺取的阵地：“我们新哲学者应该实行自己批判。中国新哲学者虽则已占住了自己坚固的阵地，却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阵地，尽自己应尽的任务。”而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了有系统的批判”，二是“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这样子，新哲学就容易变成空谈”。第一个方面，即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方面，姑且不论。第二个方面，强调的是“新哲学”应该更好地为中共的现行政治服务。既然“新哲学者”存在这样的不足，那怎样才能“补偏救弊”呢？这就有了文章的第二层意思：“新启蒙运动”。陈伯达写道：“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斗争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新哲学者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另一方面则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在抗敌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争斗中，以自己的正确理论为中心，而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进行大联合阵线。”
陈伯达这篇发轫之作，其实已把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和实现目的之手段，都说出来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普及“新哲学”，是要让“新哲学”更好地为中共的现实政治服务。至于手段，文章的标题已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国防动员”的旗号下，发动“新启蒙运动”，以“启蒙”的方式，把“新哲学”灌输到尽可能多的人的头脑中去。
紧接着，在193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世纪》第一卷第二期上，陈伯达又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陈伯达开始明确地把他们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新文化运动，而“新启蒙运动”则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对第一次的继承，更是对第一次的“超越”，是对第一次所具有的“局限”的“克服”，是更高一级的“启蒙”。首先撰文响应陈伯达的，是在上海的艾思奇。这年春季，当周扬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时，艾思奇曾热烈响应。文学并非艾思奇所操之业，但他却成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坚决捍卫者。而现在，陈伯达分明提出的是“国防哲学”的口号。哲学则是艾思奇的“专长”，他更没有理由不立即站出来了。在1936年10月出版的《生活》星期刊第一卷上，艾思奇发表了《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热烈地呼应了陈伯达。艾思奇还在1937年3月5日出版的《文化食粮》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主要是在“爱国主义”上做文章。从1936年秋到1937年，陈伯达还发表了长文《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思想无罪——我们要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和“争取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读书月报》1937年第3号）等文章。艾思奇还发表了《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1937年6月第8期）、《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等文章。何干之发表了《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国民周刊》1937年7月第1卷第13期）。此外，张申府、沈于田等许多人都参与了讨论。柳湜（中共党员）还推出了一本小册子《国难与文化》（黑白丛书社1937年3月），对“中国文化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答复”。1937年5月出版的《读书月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何干之、吴清友等撰写的《“新启蒙运动”座谈》。文章开头说：“近来我国文化界有人提出了一个‘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接着也有人著文响应这个口号，从而这个运动便在无形中形成了，为究明这个运动的本质起见，本刊曾于最近召请了几位文化人，举行了一次新启蒙运动座谈”。文章从五个方面对座谈做了综述。在《读书月报》第2号上，发表了署名“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文末注明写于1937年6月8日。文章以这样一段开头：
旧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十八年前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为导火线，而掀起的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同样的，我们新启蒙运动的爆发，也可说是以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为契机的，这好象是历史的偶然，但旧的和新的两个启蒙运动，恰好都发生在北平。其实我们如果从封建的帝都北京，和被敌人蹂躏的国防前线的北平，这两个不同的背景去考察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对象，即刻会发现两个启蒙运动同样发生在北京或北平的必然性。
这番话让我们明白，“新启蒙运动”之所谓“新”，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旧”而言的。这番话也明确地宣称，所谓“新启蒙运动”是“一二·九运动”引发的。自非还写道：“从五四纪念以后北平的新启蒙运动，不仅是前进的文化人和文化团体在推进，而已得到广大的救亡团体的支持和推动了。……在五月的一个月中，由笔者的统计，北平各报纸杂志上，共发表了三十六篇讨论新启蒙运动的论文。”
1937年12月，何干之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在这本小书中，何干之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说起，依次评说了“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反正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对这些“启蒙运动”，何干之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肯定，虽然肯定得常常有些勉强、有些含糊。对这些“启蒙运动”，何干之却有更明确的否定。何干之以专著的方式论述这些“启蒙运动”，目的就是要清算它们，就是要指出它们的种种“局限”。在清算了此前的历次“启蒙运动”后，何干之说到了目前的“新启蒙运动”。何干之不遗余力地强调，“新启蒙运动”是对此前历次“启蒙运动”的“超越”，是最合理、最高级的“启蒙运动”，是真正能“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因为“新启蒙运动”“只是在形式上反复着过去运动的姿态，而实质上却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譬如同是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一次启蒙运动所选择的对象不同；同是自由主义运动，但在目前，我们已经锻炼了一个壁垒鲜明的思想派系了；过去反封建任务未完成，目前在理性运动面前，以公正的姿态，批判一切非理性的东西。”＇19＇
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把“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的理由，是二者都由学生运动所引发，这理由其实并不成立。“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5月4日之前就开始了。与其说是“五四学生运动”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毋宁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五四学生运动”首先是启蒙的果实而不是启蒙的种子。但陈伯达等人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却的确是学生运动的产物。应该说，是《八一宣言》引发了“一二·九运动”，而“一二·九运动”及其引发的全国性的救亡热潮，启发了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使他们巧妙地借助这股热潮，发起了一场以“启蒙”命名的思想运动。应该说，陈伯达等人的确是非常善于抓住时机的。在此之前，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就致力于宣传、普及“新哲学”，但那是被国民党和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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