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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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发表了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都注明了是他口述，O。V。笔录。其实都是冯雪峰拟稿的。O。V。影寓我的名字，免得猜到是他。他是党的领导人，我觉得掩护他是我应尽的责任。

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谣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消解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简单地点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他的声音惊醒了我，觉得有点意外。并不是苏联这种做法使我意外，而是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而且是用着那样的腔调。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至于口号的理论问题……不应该用鲁迅的名义匆忙做出断语。……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但他对鲁迅的不耐烦的神色，反而用了那样冷淡的口气表示了他自己对鲁迅的不满，不能不使我感到了意外。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11＇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胡风写于1984年的回忆，都远比冯雪峰写于1951年的回忆更可信。当时的鲁迅，处于生与死的分界线上，不可能进行严肃认真的理论思考，不可能进行“口授”，也不可能说什么“大意”。《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还有那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完全出自冯雪峰之手，只是在写成后，在病危的鲁迅耳边念了一遍而已。可以想见，鲁迅不可能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楚明白，充其量听个“大意”而已。

胡风不能理解冯雪峰为何一再以此类实属不急之务的理论问题来严重打扰病危的鲁迅，还是因为他对政治的不敏感。冯雪峰是政治人物，是“党的领导人”，他的接近鲁迅，与胡风的走近鲁迅，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原因。胡风是被鲁迅的思想精神吸引过去的，而冯雪则是因为鲁迅的巨大影响而被党派遣过去的。接近鲁迅，让鲁迅为党的政治服务，是党交给冯雪峰的任务。当收到陈其昌的信时，鲁迅也许真的很生气，但冯雪峰肯定很高兴。因为这等于给了冯雪峰一个公开表明自己并非托派的机会，更给了党一个严厉打击托派的绝好战机。以鲁迅的名义痛斥托派，并散布托派乃汉奸的谣言，这作用是党内人士无法取代的。可以说，这封以鲁迅名义发表的公开信对托派的打击，胜过以中共名义发表的无数篇文章。这样的战机，冯雪峰岂能错过，岂能不迫不及待。胡风认为冯雪峰应该顾虑鲁迅的身体，应把鲁迅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这也不过是书生之见。冯雪峰本就是为利用鲁迅而接近鲁迅的。正因为鲁迅病危，正因为鲁迅随时可能停止呼吸，所以以鲁迅的名义打击托派，以鲁迅的名义表达一些理论观点，就刻不容缓。如果鲁迅真的遽尔“奄忽”，那不就什么都迟了吗？

七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鲁迅名义公开发表后，陈其昌悲愤不已，于是又提笔给鲁迅写了第二封信。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所编的《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全文收有这封信。后来，陈漱渝主编的《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也将此信全文收录。陈其昌第一封信态度是极为友善谦卑的，第二封信则言辞十分激烈，可以想见写信时的怒火中烧。除了慷慨激昂地申述托派的政治观点，还对鲁迅的个人品德严辞谴责：“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诬蔑得这样周到！”“你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你的答覆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而你那公开回信的内容，又不谈我向你诚恳提出的政治问题，而只是由我而侮辱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并诬蔑到托洛斯基，你是讲‘道德’的人，你既然这样作了，我就不得不再诚恳的请求你把这封信公布在曾登过你的回信的杂志上。标题用《托洛斯基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你的话在中国人中是有吸引力的，如出言不慎，那必将遗害青年，必损伤你的盛名，并有害革命。”以鲁迅的性格，这样的言辞，是足以令他愤怒的。但鲁迅只在7月7日的日记中记道：“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此外，便未对这第二封信有任何反应。我想，陈氏第二封虽然对鲁迅戟指怒斥，而鲁迅却默然无语，应该是鲁迅自己本就对那公开信怀有歉意。换句话说，陈氏的严厉斥责，鲁迅也许认为是自己应得的“报应”。

1993年胡风的长文《鲁迅先生》发表，垂暮之年的郑超麟读后兴奋异常，写了《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最后说：

读了胡风这篇《鲁迅先生》长文，顿使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回到了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

冯雪峰告诉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胡风说，他听后感到“有点意外”。我则认为冯雪峰这些话不是贬低鲁迅，而是在我心目中提高了鲁迅的地位，知道了我们中国的高尔基毕竟高出于俄国的高尔基。我的残余的爱国主义将会引以为自豪的。＇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的几个以骂鲁为业的人，拿着放大镜寻找着鲁迅的毛病。他们往往把鲁迅的某几句话，从具体的语境和时代背景中抽取出来，然后或声色俱厉、或痛心疾首地分析和谴责。《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早成为他们攻击鲁迅的口实。前些年，有人提出把《答托洛斯基的信》（还有《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从《鲁迅全集》）中剔除出去。剔除出去倒未必有必要，不妨让它们仍然留在《鲁迅全集》中，但应该有详细、客观的注释和说明，让读者知道文章产生的经过，尤其要让读者知道鲁迅对文章的不很认可和不很耐烦。

2008年4月6日星期日

＇1＇郑超麟：《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53页。

＇2＇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268页。

＇3＇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67页。

＇4＇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93—494页。

＇5＇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87—188页。

＇6＇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载《“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7＇《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4页。

＇8＇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90—191页。

＇9＇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95页。

＇10＇《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8页。

＇11＇胡风：《鲁迅先生》，《胡风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2＇郑超麟：《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57页。

胡适、鲁迅与陈德征

胡适、鲁迅，大家都知道。但陈德征是谁，知道的人就要少些了。本来，除了在冷辟的史料上有可能看到他的名字外，这个人基本上应该“身与名俱灭”。但因为他与胡适和鲁迅都有过一点瓜葛，我们在读胡适和鲁迅的书、在研究胡适和鲁迅时，还会碰上他。打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吧，他就像寄生在参天大树上的一根细藤，大树不死，他也就活着。

陈德征，浙江浦江人。1923年与胡山源、钱春江创办“弥洒社”并出版《弥洒》月刊。1926年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1927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据说，在陈某执掌《民国日报》时，曾忽发奇想，在报上搞了一次“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是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陈某押到南京，关了几个月。但蒋对他的惩罚仅此而已。陈某回到上海滩后，照样做他的官。

1929年，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人权运动”，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而点燃导火线的，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陈德征。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报登出专电，说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提交了一份《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案基本意思是谴责其时的法院审理“政治犯”时太拘泥于证据，往往使“反革命分子”漏网。陈德征提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陈的宏论令胡适怒火中烧。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刺激，胡适终于拍案而起，写了《人权与约法》一文，在《新月》杂志发表。胡适在文章中呼吁：“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随后，胡适又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等文章。在胡适的影响下，罗隆基写了《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等文章；梁实秋也写了《论思想统一》。

这些文章，直指国民党执政后的恣意妄为、倒行逆施，自然引来了国民党党徒的围剿。而陈德征就是跳得最起劲者之一。陈德征在题为《胡说》的文章中这样斥责胡适：“不懂得党，不要瞎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法治……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据胡适日记，他在陈某文章边上批道：“可怜陈德征”，“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总理及其遗教，只知有党，终以为党是制法的机关。”——顺便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大陆批胡适运动中，虽也有名公巨卿式的人物称胡适言论为“胡说”，但发明权实在不属于他。

在鲁迅文章中，至少有两次提到这个陈德征。第一次是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中，第二次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在写于1934年1月31日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鲁迅说：“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予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鲁迅所说的“要求自由的团体”，即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中回忆道：“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也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派人来告诉我，要我先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我去和鲁迅先生谈了，记得他当时的表示是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了，可是他又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以后是先由我介绍，党又派人（我记得是潘汉年）和他直接谈过几次。”“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印成传单时，鲁迅名列发起人第二，而第一则是郁达夫，这都是鲁迅始料未及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以这样的话开始；“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接着写道：“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这样的宣言，自然刺痛了陈德征辈的神经，于是有了“连现在所给予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的怒吼。

其实，陈德征也曾是一个“文学青年”，而且是一个“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青年”。1923年3月，有一份小小的文学月刊《弥洒》在上海出现，1923年8月出至第六期停刊。刊物的编辑者便是胡山源、钱春江和陈德征。鲁迅在写于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这样说到《弥洒》和陈德征：“但上海……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贴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陈某从一个反对文学的“商品化”、主张“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青年”，到一个杀气腾腾、流氓气十足的国民党党棍，中间只有几年的时间，用“摇身一变”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连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下层干部大量“光棍化”、流氓化，而陈德征便是典型代表。余英时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迅速恶化，从《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到胡适在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