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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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

论及这一时期大学与文学的关系时，另一群大专院校的学生不能不提，他们是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还有其时在北京大学旁听并参加了北大“新潮社”的郭绍虞。1917年夏，郑振铎来到北京，考入交通部所属的铁路交通学校。而同年暮春，瞿秋白来到北京，考入外交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耿济之与瞿秋白同时考入俄文专修馆，入学后俩人成为同班同学。许地山和瞿世英，其时同是北京汇文大学的学生（1919年，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王统照则是北京大学学生。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恰好都住在东城根一带，又加上共同的兴趣和志趣，很快便聚集在一起。1919年11月，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人合办的旬刊《新社会》出版。《新社会》主要发表批评社会的文章，但也发表新文学作品。在《新社会》第一号上，郑振铎发表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新诗《我是少年》：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这首诗，表现的是典型的“五四”精神。叶圣陶晚年在为《郑振铎选集》作序时，写道：“振铎兄的这首《我是少年》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这道诗曾经有人给配上谱，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2＇1920年5月，《新社会》办到第19号时，被北京警察当局查禁。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于8月间创办了《人道》月刊，但也出版了一期便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刊。

这时期，这群青年学生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中回忆道：“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秋白、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济之偶然翻译出一二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来，大家都很喜悦它们。”＇3＇瞿秋白、耿济之等直接从俄文阅读俄罗斯文学，郑振铎等则找来英译俄罗斯文学作品阅读。读好的外文作品而产生翻译的冲动，是很自然的。郑振铎们也不例外：“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得烈耶夫的作品，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像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秋白他们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克雷洛夫的寓言，其中有关于作家的介绍，就是由我从那本小书里抄译出来的。我当时写信给在日本的田汉同志，希望他能介绍些俄国文学史给我们。”＇4＇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是中国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俄罗斯文学之始。这期间，有几种他们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集出版。瞿秋白、耿济之等翻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由共学社出版，郑振铎、耿济之等多人翻译的《俄国戏曲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耿济之、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由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在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同时，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还有不少介绍、评析俄罗斯文学的文章。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一群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与评介，实际上在间接地从事着中国新文学的创造。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起程赴苏联。1921年1月4日，中国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宣告成立。当时公布的12位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这12人中，周作人、朱希祖是北大教授，他们同蒋百里、叶绍钧、沈雁冰、孙伏园等人显然是被拉来壮声势的，且叶绍钧、沈雁冰也并未来京参加成立大会。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许地山这几个学生无疑是“文学研究会”真正的筹划者。“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非心血来潮之举。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几年间在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评介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发起成立一个文学社团的想法。“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时，瞿秋白已离开北京，所以无缘成为发起人，但应该认为瞿秋白是实际上的发起人之一。另一个应该强调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会”完全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要在中国创造新文学，至于如何创造新文学，是以俄罗斯文学为参照、为榜样的。郑振铎起草的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样的一种对文学的认识和要求，也是俄罗斯文学赋予的。是托尔斯、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里等人让郑振铎们对文学具有了这样一种观念。

这时期，北京的清华学校也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学生。闻一多1913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离开清华学校赴美留学。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和研究，起步于清华学校求学时期。1923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出版。《红烛》全书分为“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孤雁篇”、“红豆篇”，其中“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都写于清华学校时期。在热情地创作新诗的同时，闻一多还热心于新诗的理论批评与研究。在1921年3月1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211期上，闻一多发表了《敬告落伍的诗家》一文，对清华学校国文部的文化保守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章一开头便强调“诗体底解放早已成为了历史的事实”，而清华学校却“人人都摇起笔来，‘平平仄仄……’的唱开了，把人家闹了几年的偌大一个诗体解放底问题，整个忘掉了。”闻一多进而写道：“我诚诚恳恳地奉劝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若是定要执迷不悟，你们就刊起《国故》来也可，立起‘南社’来也可，就是做起试帖来也无不可，只是千万要做得搜藏一点，顾顾大家的面子。有人在那边鼓着嘴笑我们腐败呢！”＇5＇不仅是闻一多热衷于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那时的清华学校学生梁实秋后来回忆道：“我从事文艺创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秀、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热热闹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我们的组织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孟侃）、杨子惠（世恩）等。……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6＇

1925年5月，闻一多终止在美国的留学，回到国内，任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对新诗的热情却仍未稍减。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每周出诗刊一次，这诗刊就由闻一多编辑。这期间，闻一多的书房成了一群新诗人聚会的场所。闻一多将自己的书房装饰得别具一格，因而给来过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蹇先艾在《忆闻一多同志》中有这样的回忆：“他的那间书房，凡是到过的人都记得很清楚，完全用黑纸裱糊，诗人仿武梁祠画像，细笔勾勒了一些人物、车马的图形，在高悬的电灯照耀之下，显得格外神秘、阴森；当然也别具一种艺术风格。”＇7＇到闻一多书房来读诗、品诗、谈诗者，大都是在北京求学的学生。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中对这时期闻一多书房的诗歌活动有这样的介绍：“在客厅里读诗供多数人听，这种试验在新月社即已有过，成绩如何我不知道。较后的试验，是在闻一多先生家举行的。他正从国外学画归来，在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职，住家在学校附近京畿道某号房子。那时他还正存心作画师，预备用中国历史故事作油画，还有些孩子兴趣或摩登幻想，把家中一间客厅墙壁表糊得黑黑的，（除了窗子完全用黑纸糊上！）拦腰还嵌了一道金边。《晨报》社要办个诗刊，当时京派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杨子惠、朱大楠诸先生。为办诗刊，大家齐集在闻先生家那间小黑房子里，高高兴兴的读诗。或读他人的，或读自己的。不特很高兴，而且很认真。结果所得经验是，凡看过的诗，可以从本人诵读中多得到一点妙处，以及用字措词的轻重得失。凡不曾看过的诗，读起来字句就不大容易明白，更难望明白它的好坏。闻先生的《死水》，《卖樱桃老头子》，《闻一多的书桌》，朱先生的《采莲曲》，刘梦苇先生的《轨道行》以及徐志摩先生的许多诗篇，就是在那种能看能读的试验中写成的。这个试验既成就了一个原则，因此当时的作品，比较起前一时所谓五四运动时代的作品，稍稍不同。修正了前期的‘自由’，那种毫无拘束的自由，给形式留下一点地位。对文学‘革命’而言，有点走回头路，稍稍回头。刘梦苇先生的诗，是在新的歌行情绪中写成的。饶孟侃先生的诗，因从唐人绝句上得到暗示，看来就清清白白，读来也节奏顺口。朱湘先生的诗，更从词上继续传统，完全用长短句形式制作白话诗。新诗写作原则是赖形式和章节作传达表现，因此几个人的新诗，都可读可诵。”＇8＇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所谓“新格律诗派”，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大专院校的师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

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当然并非所有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都与中国现代大学有直接的关系。郭沫若的《女神》就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写成的。1921年6月出现的“创造社”，发起者也都是留日学生。进入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有所谓“京派”与“海派”之分。属于“海派”的文学，虽然也并非与现代大学毫无关系，但总体上则是与大学相分离的。而属于“京派”的文学，却仍然与现代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它基本上是一种大学师生的文学。其时北京（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构成了“京派”文学的基本队伍。在北大任教的朱光潜，以批评家的身份积极介入了当时的新文学活动；在清华任教的朱自清、闻一多，本身便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通过他们，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延续着、发展着。

1933年7月，结束了八年留欧生活回到国内的朱光潜，把他的《诗论》初稿送到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手边。胡适读后立即决定聘请朱光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开设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课程。朱光潜还同时在北大中文系、清华中文系、北平大学、中央艺术学院、辅仁大学等处兼课，讲授“文艺心理学”和“诗论”。朱光潜在讲课的同时，还对其时的文坛投注了很大的热情。直到抗战爆发，朱光潜一直住在地安门里的慈慧殿三号，家中的客厅很宽敞。朱光潜在家中定期举办“读诗会”，参加者基本上是北京各大学热衷于新文学的师生。“‘读诗会’的目的是研究新诗应该怎么做，研究‘诵诗的艺术’，每月一至两次，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此外还有冰心、凌叔华、林徽因、周煦良、萧乾、沈樱、杨刚、陈世骥、沈从文、张兆和，以及当时在北京的两位英国诗人尤连·伯罗和阿立通等等。”＇9＇沈从文对朱光潜家中的“读诗会”则有这样的回忆：

北方《诗刊》（引按：指闻一多主持编辑的《晨报·诗镌》）结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

这个集会虽名为读诗会，我们到末了却发现在诵读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徐志摩、朱佩弦（自清）和老舍先生的散文。记得某一次由清华邀来一位唐宝鑫先生，读了几首诗，大家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动人。到后读到老舍先生一篇短短散文时，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从那次试验上让我们得到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结论，一个作者若不能处理文字和语言一致，所写的散文，看来即或顺眼，读来可不好听。新诗意义相同。有些诗看来很有深意，读来味同嚼蜡。一篇好散文或一首好诗，想在诵读上得到成功，同时还要一个会读它的人。

当时长于填词唱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先生、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此外还有个喉咙大，声音响，能旁若无人高声朗诵的徐芳女士，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总结看来，就知道自由诗不能在诵读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力。不自由诗若读不得其法，也只是哼哼唧唧，并无多大意味。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音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若不会读又来在较多人数集会中大声读，就常常不免令人好笑。

这个集会在我这个旁观者的印象上，得来一个结论，就是：新诗若要极端“自由”，就完全得放弃某种形式上由听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