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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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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记不确切了，王尧山（引按：其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告诉我，有一位党的负责人想和鲁迅见面谈一次话。我不好问是怎样的负责人，要谈什么，只简单地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鲁迅。鲁迅同意了。照约定的晚上，我引鲁迅摸黑上到王尧山夫妇住的三层楼小阁楼，那位负责人已经来了。谈话的内容只记得一点。那位负责人说：“我们有现代武器，何必用原始武器呢？”鲁迅不假思索地说：“要看这现代武器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那位负责人当即放低了声音，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我体会他的意思是，鲁迅独立的创作和思想斗争是原始武器，如果把他的工作归纳到组织领导和组织运用里面，那就成为现代武器了。……谈话这就样结束了。解放初，王尧山夫人赵先告诉我，那位同志也回到了上海，在某单位负责工作，名邓洁。＇21＇
这位代表做鲁迅的“思想工作”、试图说服鲁迅加入新的组织的邓洁，是其时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的书记。从鲁迅这时期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可多少知道一点鲁迅对其时上海滩上“救国运动”的看法，也可知因为鲁迅不愿加入上海滩上的新组织，而与新组织闹得颇不愉快。
1935年12月20日，上海大中学校学生游行，包围市长吴铁城“两天一夜”。21日《申报》在“本市新闻”栏中，刊出学生跪在市政府前请愿的照片。当天夜里，鲁迅致信台静农时说：
……北平学生游行，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
鲁迅同情北平学生的遭遇，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之愤慨也溢于言表，但对上海学生以长跪不起的方式在市府前请愿，鲁迅却感到了羞耻。被发动起来的民众对蒋的“逼”，是不惜一切手段的，示威、罢工是“逼”的手段，下跪也是“逼”的手段。而鲁迅对此种“不择手段”的策略，显然是不能认同的。“可羞甚于陨亡”云云，当然是愤激之辞，但也可看出鲁迅与上海滩上的“救国运动”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
“左联”与苏汶、林语堂之间曾有论战，是文学上的对手。但“左联”一散，原“左联”人士也就与原来的论敌在文学上无条件握手言欢了。1936年1月，原“左联”人士、中共党员周立波和何家槐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称颂苏汶和林语堂。鲁迅在1月17日致茅盾信中说：
闻最近《读书生活》上有立波大作，言苏汶先生与语堂先生皆态度甚好云。《时事新报》一月一日之《青光》上，有何家槐作，亦大拉拢语堂。似这边有一部分人，颇有一种新的梦想。
鲁迅对这种眨眼之间论敌变为亲密无间的战友、一觉醒来张开双臂拥抱昨日仇人的做法，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在周扬们看来，这是一种灵活的战略；但在鲁迅看来，这战略有些像变戏法。实际上，周扬们和鲁迅，心中的目标一开始就是截然不同的。周扬们是把文学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之一，而鲁迅则是要运用文学的方式启蒙。对于周扬们来说，文学上的是非要服从政治上的是非，战略虽然改变了，目标却并未变。而对鲁迅来说，抗日是抗日，启蒙是启蒙，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是必须的，但一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就彻底放弃启蒙，这是无法认可的。明白了鲁迅反感于何家槐对林语堂的“拉拢”，就明白了鲁迅为何拒绝何家槐的“拉拢”。何家槐是所谓“作家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当然会热情地邀请鲁迅加入。1936年4月24日，鲁迅致信何家槐：
我曾经加入过集团（引按：指“左联”），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
鲁迅在这时期写的《半夏小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里，有这样一段：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这番话，显然是针对“救国会”的宣传、口号而说的，也是对彻底放弃启蒙的忧虑。
拒绝加入新的组织，在周扬们看来，就是破坏统一战线，罪大恶极，可全民共讨之。从鲁迅的一些信中看，他因此而颇受侮蔑与攻击。1936年2月29日致曹靖华信中说：
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迫压，那能做出事来。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
这里说得分明，是不加入“任何一种”。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又说：
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
不愿意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也就是不愿意加入“救国会”。所谓“作家协会”，本就是所谓“救国会”之一部分。周天度在《救国会史略》中说：“上海是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全救会成立后，救国运动力量有进一步发展。1936年6月7日，茅盾、傅东华、夏硏尊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入会者百余人，发表宣言，声称：它是‘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坚决拥护民族救国阵线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鲁迅拒绝加入这文艺家协会，也就是拒绝加入那“救国会”。
然而，周天度、孙彩霞合著的《沈钧儒传》却说：“沈钧儒在上海组织救国会，开展救国运动，鉴于斗争形式和国民党对鲁迅的注意，鲁迅没有参加救国会，但他对沈钧儒和救国会是支持的，而沈等救国会的领导人，出于对鲁迅安全的考虑，也有意不让他参加。”＇22＇
这是众多关于鲁迅的胡说之一。
四
不加入“任何一种”团体，当然不意味着鲁迅对救亡不热心。他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着救亡的工作。1936年9月27日的《申报·儿童专刊》上，刊出了题为《小学生应有的认识》的文章，文章中说：“倘若以个人的私愤，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鲁迅阅此，愤怒异常，立即写了《“立此存照”（七）》（《且介绍亭杂文末编·附集》），强调：“不要把自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说人话罢！”在随稿附寄的致编辑黎烈文信中，则说：“我仍间或发热，但报总不能不看，一看，则昏话之多，令人发指。例如此次《儿童专刊》上一文，竟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人，应加倍治罪，此虽日本人尚未敢作此种主张，此作者真畜类也。草此《存照》，寄奉，倘能用，幸甚。”鲁迅是抱病写了这篇文章的。这种言论之所以特别令鲁迅愤怒，不仅因为其本身的荒谬，更因为作者是在对孩子们说话，是在对孩子进行奴化教育。这是最不能令鲁迅容忍的事情之一，也与鲁迅的启蒙目标背道而驰。鲁迅针对此文的发言，是在救亡，也是在启蒙。救亡与启蒙，在他那里，本就是一致的。
写完这篇文章二十几天后的10月19日，鲁迅辞世。消息传到陕北，中共中央立即电令冯雪峰把葬礼搞成一场“逼蒋”的运动。这使命自然落到了“救国会”身上。鲁迅并没有加入的“救国会”，承揽了操办鲁迅丧事的工作。这一情形，我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一文中已做论述。这篇文章已说过的，此处尽量不重复。这篇文章未说到的，此处补充说一说。
葬礼上，起灵和下葬时的扶柩，是具有特别意义的，通常总是与死者关系最亲近的人来扶柩。到底由哪些人为鲁迅扶柩，几位亲历者的说法，都不尽相同。
静芬在《从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23＇中说：“灵柩出殡舍的门，是由黄源、巴金、黎烈文、胡风等十四位作家抬出来的。”“在哀乐声中，由十四个作家抬棺，落入墓穴。”鲁迅下葬是10月22日，静芬此文最初发表于11月1日的《救亡情报》，回忆的是数日前发生的事。按静芬的说法，起灵和下葬时，都是由胡风等人扶柩。如果是这样，那在这葬礼上，还是注意到了鲁迅的作家身份，为他扶柩者也都是与他关系亲近的文学人士。
胡子婴在《回忆“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也说：“我们拟了一个扶枢人的名单，其中有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周建人等。我们把拟好的名单交给沈钧儒，沈老把名单提交理事会，理事会同意了。文艺界认为鲁迅的灵柩应由文艺界人士来抬，最后决定由文艺界负责。”这篇文章篇末注明“1980年访问征集”。虽是44年后的回忆，但与静芬说法相符。但胡子婴写于同一时期的《关于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忆》＇24＇，则有不同的说法：
……安葬那天，起灵和下葬，由各界人士包括国外友人来抬棺木；并且拟了一个名单，社会名流有蔡元培、周建人等，全国各界救国会理事有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人，文艺界有茅盾等人，还有国际友人内山完造、史沫特莱。干事会还决定组织五、六千群众参加送葬，由各救国会分头去组织发动。
我们商量的这个方案提出来后，由沈钧儒主持召集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会会议。沈老在会上说明了宋关龄的意见和干事会拟议的方案，与会的理事都表示赞同，决定分别去准备。但参加会议的一些文艺界人士对于由各界人士来抬鲁迅棺木这一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特别是胡风坚持主张只能由文艺界来抬，在会上争得很厉害。沈老等提出，要顾全大局，不要为这件事争论不休，总算决定起灵的时候，由文艺界来抬棺木，安葬的时候，由各界人士来抬。这件事情，在鲁迅安葬后治丧委员会举行的一次慰问茶会上，我批评了胡风。我说，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豪，也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是文艺界的，更是全民族的，把鲁迅仅仅限于是文艺界的，这不是崇敬鲁迅，而是贬低了鲁迅对全民族的伟大作用和影响。当时，胡风大不以为然，还同我争吵了一通。
这与上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就有些出入了。写于同一时期的两篇文章，为何有这样的出入，不得而知。章乃器写于1967年12月的《我和救国会》一文，则提供了自己的回忆：
最后一次相当成功的行动，是1936年10月送鲁迅的遗体进墓地。当时大概是由地下党安排而由许广平大姐出面，指定沈钧儒、邹韬奋、史良和我四人扶柩，灵柩上面还盖了写着“民族魂”的大旗。胡风和萧军临时出来反对，认为我们都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又有国际地位的鲁迅扶柩。在许广平大姐的坚持下，仍旧按照原定方案进行。我们在殡仪馆里举行了公祭后，就扶着灵柩出门，群众整队跟在后面，大概有五六千人。回来时，在路旁的一块广坪上，我们开了一次会，内容是把悼念鲁迅和救国运动联系起来。
这三个人提供了三种说法。静芬说起灵和下葬时都由14个文学界人士扶柩；胡子婴一篇文章与静芬说法同，另一篇文章则说起灵时由文艺界人士扶柩，下葬时由各界人士扶柩。章乃器文章则说起灵和下葬都由他们几个“各界人士”扶柩。可以肯定的是，在由谁扶枢一事上，胡风、萧军们与“救国会”头面人物有过争执。胡风、萧军们认为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等“救国会”头面人物，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鲁迅扶枢，这话是大有深意的。“救国会”在冯雪峰等人的授意下，只是一心想着把鲁迅丧事办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逼蒋”运动，谁来扶柩能产生最大的政治效果，谁来扶枢能使“逼”的力度最大化，就由谁来扶。至于鲁迅本来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扶枢者与鲁迅的关系如何，都可以忽略不计。在这场丧事中，鲁迅被改写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鲁迅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鲁迅杰出的文学成就、鲁迅执着的启蒙意志，都被一个“逼”字遮蔽。深爱着鲁迅的胡风、萧军们，对于这种仅仅在“抗日”的意义上悼念鲁迅、仅仅为了一个“逼”字而悼念鲁迅、仅仅把鲁迅遗体当作一件政治道具的做法，当然不能接受。他们当然会有所抗争。面对此种情形，他们如果毫不抗争，又怎么对得起死去的鲁迅。
鲁迅遗体下葬前，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都做了简短的演讲。沈钧儒在演讲中说道：“像鲁迅先生那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无论在那一个国家，都应该这样，譬如在苏联，高尔基死的时候，是由斯大林亲自抬棺。而在今天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中国的政府到那里去了？”＇25＇高尔基之于苏联，与鲁迅之于中华民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要求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像斯大林的苏联为高尔基办丧事一样为鲁迅办丧事，本就荒诞不经。蒋介石政权甚至会有“欺人太甚”之感。而如果真由蒋介石来为鲁迅扶棺，如果鲁迅葬礼上真站着一个“代表政府”的“党国要人”，鲁迅一定会愤怒得站起来。沈钧儒的这番话，却又并不是即兴之言，而是早有预谋的。胡风在《关于鲁迅丧事情况》＇26＇中说：“关于治丧原则。这是应该由党（引按：这当然指中共地下党）掌握的。这样的大事，当然有巨大的政治影响，但是否应该如当时救国会一部分人所想望的，让一些政治人物来出面，直接拿出一些政治口号来呢？这是应该确定的。救国会当然有他们的目的，但如果按一个伟大革命作家的身份安排好，那政治影响自然会发生，而且发生得更大更好（当时，如果由一些群众威信不高的政治人物来出面，在群众的感情上是不大能通过的）。为了这事，救国会派代表来和我们开过一次会，他们发言的好像是章乃器等。没有作出具体决定。”这让我们知道，“救国会”一开始就有“让一些政治人物来出面”的计划。在与胡风们开会讨论时，“没有作出具体决定”，这说明此计划遭到了胡风、萧军们的强烈反对。“救国会”的全部目的，是“逼蒋”。如果有“党国要人”参加鲁迅葬礼，那政治影响会更大，当然也就大大加强了“逼”的力度。至于鲁迅与国民党的“党国”原本有着怎样一种关系，那是完全不予考虑的。胡风、萧军们之所以反对这计划，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对鲁迅，也是“欺人太甚”的吧。
也就在这葬礼上，“救国会”把“民族魂”的帽子戴到了鲁迅头上。胡子婴在《回忆“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说：“大家还认为国民党官员死后，棺材上要盖国民党党旗，而鲁迅逝世了，民众为他办葬礼，他的棺材应该盖上民众的旗帜，旗帜上应写几个字，我建议写‘民族魂’，其意鲁迅是我们民族的师表。‘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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