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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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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拔易约菏翘乇鹣不妒实娜耍沂怯械隳靠找磺械模敲蠖舅⒈砹说氖嗜词刮椅逄逋兜亍５比唬灿行┧阶遥ぞび谄截圃辖诺拇登蟮模钦婵梢运凳恰髯阋圆烨锖林┒患咝健Ｃ蠖臼攀资剩ㄒ矗浩涫惫⒈淼拿蠖适�19首）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典型结合，这在目前是已有了定评了。”并且说：“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文艺创作的最高目的是为政治服务；文艺创作的最高原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绝好典范是毛泽东诗词。——既然毛泽东诗词成了指导现实文艺创作的教科书，郭沫若在解说毛泽东诗词时，就更不得不绞尽脑汁地从中寻觅出现实性的政治意义，这也就难免牵强和穿凿了。
毛泽东怎样看待郭沫若对其诗词的解说呢？他对郭沫若的劳作满意吗？我以为，是不那么满意的。毛泽东要求别人的文艺作品字字句句都能为现行政治服务，但这是对别人的要求。在文艺上，也同在别的方面一样，毛泽东的要求是并不指向自己的。《娄山关》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毛泽东颇为得意的句子。而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对这两句的解释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苍山如海”被郭沫若解释为“前途的障碍”；“残阳如海”被郭沫若解释为“流血的斗争”。这两个意象本来蕴含着的苍凉、悲怆，本来具有的较为丰富的情感指向，都被郭沫若的解说所遮蔽、所埋没了。当毛泽东看到这样的解说时，我想，一定是会皱眉头的。在郭沫若所送审的原稿上，毛泽东将对这两句的解说也都删去了。他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的解释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这样的解释，就真实可信地说明了作者当时的创作心理，同时也为这两句话留下了可供读者品味想象的空间。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老朋友周世钊读了许多毛泽东诗词注释本后，致信毛泽东，问在众多注释中，哪些较好。毛泽东于1968年9月29日复信说：“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毛泽东没有回答哪些较好，说明在诸多注释中，并没有令他满意的。“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恐怕应该解读成“诸多注释，无甚意义，不必置理”了。这当然也包括郭沫若的解说在内。在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诸家中，臧克家大概是仅次于郭沫若的一家了。1961年，毛泽东数次致信臧克家，说要请臧克家和郭沫若到家里来，就其诗词谈谈。虽然后来请二人到家中来谈谈的打算并未实现，但他既然一直有话要与这两大注家面谈，说明他对两人的注释都是心存不满的＇12＇。
郭沫若说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两种东西如果真能结合的话，与其说是毛泽东诗词体现了这种结合，毋宁说体现了这种结合的，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说。
2006年10月7日
＇1＇胡为雄编著：《毛泽东诗词鉴赏》，红旗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11页。
＇2＇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5月版，第47页。
＇3＇季国平：《毛泽东与郭沫若》，北京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97页。
＇4＇郭沫若：《“红旗跃过汀江”》，《光明日报》1965年2月1日。
＇5＇郭沫若：《给〈星星〉编辑部的信》，《星星》1958年第10期。
＇6＇季国平：《毛泽东诗词鉴赏》第73页。
＇7＇《郭沫若谈读毛主席诗词》，《中国青年报》1962年3月24日。
＇8＇郭沫若：《“枯木朽株”解》，《人民日报》1962年6月8日。
＇9＇郭沫若：《“温故而知新”》，《人民日报》1962年7月12日。
＇10＇见季国平《毛泽东诗词鉴赏》第65页。
＇11＇郭沫若：《坐地、巡天及其他》，《人民日报》1959年3月4日。
＇12＇毛泽东致周世钊、臧克家信一事，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82—683页。
辑二
一九三六年的“双簧戏”
事情得从1935年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说起。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大会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应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其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也从“满州”踏入华北，试图把华北变成又一个“满州国”。根据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中国共产党就应该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建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其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王明领衔。向来将共产国际指示奉为圭臬的王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上述《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这份致全国人民的公开信，草成于8月1日，故又称《八一宣言》。这《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后，于10月1日发表于《救国报》上。
这《救国报》，则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的名义，于1935年5月15日在巴黎创刊。该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每期都在莫斯科编辑排版，再将纸型航寄巴黎出版。王明当然直接控制报纸，先后负具体责任者则有李立三、廖焕星、陈潭秋等人。《救国报》虽云在世界各国发行，但重要目的还是向国内进行政治宣传。在当时，它可以从巴黎进入中国，在国内销行于北平、上海、天津、西安等城市，甚至四川、新疆等地都能看到这份报纸。1935年10月1日在该报发表的《八一宣言》向国内各界做出了这样的政治姿态：“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宣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从1927年开始，国共拼杀了多年。共产党方面突然做出如此姿态，对国内各界来说，无疑有石破天惊之感。
王明的这份政治宣言，是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而其时，所谓“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早不存在，而真正的“中共中央”，也对此事全不知晓。193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在27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会议决定“首都”设在瑞金，并改瑞金为“瑞京”。＇1＇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撤出“瑞京”，开始“长征”，这个“共和国”当然也就“亡”了。据罗开富《第一个红色政权》一文中说，194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瑞金。消息传来，虽已是深夜，毛泽东却要吃红烧肉。警卫员不解为何如此时分突然要吃那东西，毛泽东说道：“瑞金解放了，我这个主席才算货真价实。15年了，我做的只是个‘亡国之君’，你说这红烧肉该不该吃？”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长征”一开始，他那个“共和国”就不存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瑞金，算是“故都”的收复，所以要吃红烧肉庆贺。王明们1935年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宣言，但其时，那“中央政府”已“亡”了有一年了。“共和国”带不走，但党的中央当然是带得走的。1935年8月1日，当在莫斯科的王明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八一宣言》时，在中国的“中共中央”正在干什么呢？——正在毛儿盖一带东奔西突，毛泽东也正在与张国焘明争暗斗。10月1日，王明们的宣言发表时，毛泽东们也还在六盘山一带翻山越岭。何况，这段时间，在中国，有着两个“中共中央”。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了一个“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则“免职查办”。但无论是毛泽东的“中共中央”，还是张国焘的“中共中央”，在雪山上、草地中，都非但不能与莫斯科联系，就是与潜伏在北平、上海等地的地下党，也断了来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雪山草地上的中国的中共中央不知道；王明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八一宣言》，在雪山草地上的中国的中共中央也不知道。
许多有关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论著，在谈及这《八一宣言》时，都语焉不详，仿佛存心让人产生误解。例如，周天度在《救国会史略》中说：“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党的宣言，指明了方向，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这样的叙述，是很容易让人认为发出《八一宣言》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在中国的中共中央。
1935年10月，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到了陕北，一开始打出的旗号是“抗日反蒋”，即将“蒋贼”和“日本帝国主义”同作为敌人。11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林彪堂兄）从苏联到达陕北，向毛泽东传达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精神，当然也带回了《八一宣言》的宗旨。当毛泽东看到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这宣言时，不知做何感想。反正张浩的归来，并没有立即扭转毛泽东的中共中央的政治方向。这期间，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摆出的政治姿态仍然是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12月17日至2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仍然强调“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也就是把“反蒋”与“抗日”结合起来。会上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则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被蒋介石“围追堵截”了一年多的毛泽东们，一时间并不能接受“联蒋”的策略，而且必定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们的宣言为“右倾投降主义”。
但这期间，国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八一宣言》，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潜伏在北平、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与中央长久失去联系后，终于听到了中央的声音，接到了中央的指示。于是，他们就按照这指示的精神行动起来。《八一宣言》直接影响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指挥者到底是哪些人，现有几种不同说法。由于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评价极高，与此稍有关系者都想争这份“功劳”。谷景生、李常青、周小舟、林枫、姚依林、黄华、黄敬、蒋南翔等其时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各种有关这场运动的资料中会出现的名字。到底是这中间的哪几个人扮演了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难以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这场运动是由这些地下党员中的某几个人具体策动、组织、指挥的，而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在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二、策动、组织、指挥这场运动的人，一开始并不是受陕北的中央之命行事的，而是按照王明们发布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做出在北平发动学生运动、逼蒋抗日的决定的。
“一二·九”运动产生的影响之大，应该远远超出发动者的预计。它在全国范围内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在全国得到山呼海啸般的响应，与它喊出的口号有很大的关系。运动中喊出的口号，当然是策动、组织和指挥者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制定的，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外敌步步进逼、人人都感到亡国灭种危险的情况下，这样的口号当然十分得人心。我觉得，这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刺激和启发。善于观察、引导和利用民众情绪的毛泽东，善于发挥口号威力的毛泽东，终于意识到，继续将“反蒋”与“抗日”并举，非但有违共产国际大会精神，在国内也是不得人心的，是逆潮流而动的，是不能打开局面的，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只有“联蒋抗日”才可能使自身生存、发展和壮大。这直接促使了毛泽东战略的改变。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各界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终于喊出了那句老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3＇与之拼杀了近十年，又承认对方是“兄弟”了，对于成了“亡国之君”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不容易的。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强调将日蒋并称是错误的，决定停止使用“抗日反蒋”的口号，代之以“逼蒋抗日”。＇4＇
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救亡热潮，在上海的反应尤其强烈。上海各界纷纷行动起来。1935年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钱俊瑞（中共地下党员）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上海大中学生也走出校园，游行、示威、请愿。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成立，号召“把枪口向外瞄”。紧接着，“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工人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及上海电影界等救国会”等各种名目的“救国会”都宣告成立。在各界“救国会”成立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也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沈钧儒、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又从执行委员中推选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虽然有民众自发的性质，但成立伊始，就与中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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